作者／克里斯‧ 豪爾（Chris Hall）
譯者／畢馨云

馬克在火星上度過了糟糕的一日。時速超過150公里的沙塵暴狂襲任務小組的基地和火星車幾小時後，NASA下令中止任務，要他們返回地球。過程中，通訊天線陣列斷裂，一支天線刺中馬克的腹側，扯掉了他的生物監測器。他摔飛出去而昏迷，等到他喘著氣恢復意識，幾分鐘內就意識到無法想像的震驚事實。

他的組員以為他死了，留下他隻身一人在火星。他至少要等四年，救援任務才會抵達，而設備只能讓他活31 天。

雷利‧史考特的太空求生驚悚片《絕地救援》就此開場。電影的重心當然放在馬克求生的實際要素上。不過他還必須對抗潛伏的危險：極度孤立。他的處境會造成巨大的心理危害。

你也許會這麼想，「那又怎樣？這只是不切實際的好萊塢科幻片。」但事實上，任何一次火星任務都可能讓人遭受不曾經歷過的心理影響，即使是地球上最惡劣的條件也無法與火星任務相比。

在電影《絕地救援》中，馬克必須試圖在與世隔絕的險惡環境中活命。

與世隔絕多可怕？

幾世紀以來，我們就算還沒透徹了解，也知道長期與社會脫節、沒有生活必需品、缺少感官刺激的有害影響。據說羅馬帝國時期的隱修士聖安東尼「與魔鬼交戰，魔鬼利用厭倦、怠惰、女人的幻影來折磨他」。

如今，我們稍微更了解人類的心智，但關於人因應孤立壓力的方式，仍然很難取得可靠而一致的數據。無論是等待受刑的囚犯、荒島生還者，還是形勢所逼的受害者，這些非自願長時間獨處的人通常都不足以代表社會的常態。至於提供了可靠資訊給我們的太空人，則是從少數堅忍能幹的菁英中精挑細選而來。

如果人類準備前往火星，我們就必須確定第一批太空人有能力應付眼前的狀況。根據最樂觀的估計，這趟旅途單程至少要花七個月。

英國考察隊醫護人員亞歷山大‧庫瑪博士（Alexander Kumar）在南極洲的協和研究站（Concordia）度過11個月，就曾親眼見識、親身經歷極度孤立對心智的影響。歐洲太空總署（ESA）在規劃載人火星任務時，就採用了他的研究發現。

「首先要思考的事情，就是適應新環境。如果我走在英國的鄉間小路上，手套掉了，我可以再撿起來。如果我是在南極掉了手套，我的手可能就凍到壞死。在那種天氣下，你的iPhone耳機線會一下子斷成兩截。」

南極洲的協和研究基地冬季經常處於攝氏零下80度。

先到南極體驗孤寂

不只是極地環境的嚴酷，還有壓在心頭上的連帶影響。整個冬季，南極研究站完全斷絕對外交通，這讓庫瑪當時的13人團隊經歷到該領域研究人員所說的「高度自主」：基地聯外通訊可能有限，而且必須用手邊現有的材料來解決問題。庫瑪坦言，「如果我在冬季得了闌尾炎，我有兩種選擇：自己切開肚子取出發炎的闌尾，或者放棄等死。」

在南極洲還有其他的具體壓力會傷害心理健康。不同於北極，這兒是海拔3,800公尺的高海拔荒漠。研究站的住客有慢性低壓缺氧症；運動員參加高海拔訓練營，就是追求這樣低的含氧量。「這對你有好也有壞。短期來說有好處，就像對運動員那樣。」庫瑪解釋說，「但登山專家經常睡不好。這對考察工作就不是好事了。如果失眠，就會失去理智。」

1915年6月，薛克頓的「堅忍號」遠征任務隊員共進晚餐。

再加上南極冬天的永夜，你的心智就承受了整組強大的情境。庫瑪說，「這些因素攪亂你的時間感，讓晝夜節律完全失調。」

甚至連聽到這些影響，都會讓人不寒而慄。人會變得憂鬱，出現思覺失調症的症狀，不知道自己是誰，聽見和看見不存在的東西。「我會做惡夢，」庫瑪坦承，「夢境把一切攪在一起。很容易迷失。時間變得混亂，你可能會搞不清過去、現在和未來。」

黑暗也會扭曲你的短期時間感。法國洞穴學家米歇爾‧西佛伊（Michel Siffre）花兩個月，待在阿爾卑斯山冰河覆蓋住的黑暗洞穴中；走出洞穴後，他對120秒的計時實際上花了五分鐘。其他在黑暗中生活的人，生理時鐘會調整成36小時的清醒加上12小時的睡眠。

「你會經歷慢性感覺剝奪。」庫瑪說，「fMRI試驗已經顯示，經歷過這種長期孤立的人，腦的海馬迴會明顯縮小。」

海馬迴有什麼功能？其中之一是控制記憶。根據庫瑪所說，你會發現自己回想起根本沒理由記得的事情，譬如幾年前你在街上擦身而過的陌生臉孔。庫瑪補充說，「目前我們還不清楚這些變化是否可逆。沒人有足夠長的時間去找出答案。我們還需要20到30年。」

未知的心理挑戰

對於想成為馬克的人來說，壞消息是：上述這些危險只是我們已經知道的。即便你能排除「知道無法返回地球」的明顯心理壓力，火星旅程的某些要素對人類心靈仍是完全生疏的。

瓦拉利‧波列科夫（Valeri Polyakov）在太空中待了438天，這是目前太空人停留時間的最長紀錄。他的精神狀態和認知能力全程受到監測。結果顯示，除了任務開始和結束的適應期，他的精神狀態一直很穩定。不過，有某些技能會特別受到影響，尤其是視覺動作技能，測試的方式是看他能不能用搖桿，讓搖擺不定的十字準線對準某個明顯的目標。

但即使是波列科夫的經歷，某些方面仍無法與火星任務相提並論。心理學家兼NASA顧問尼克‧卡納斯教授（Nick Kanas）說，主要的未知數包括「見不到地球」症候群，「沒人知道，看著地球變成天空中的藍色小點是什麼感覺。我們不清楚剝奪了人與重要事物的連結，遙遠的距離感會對人產生什麼作用。」

波列科夫在和平號太空站（Mir）停留超過14個月。

那麼，我們可以做哪些準備工作，來因應長時間的孤立狀態？我們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能放心地把人送到未知的環境中？

庫瑪說，準備工作不是關鍵，「實際上你沒辦法為火星任務制定訓練。但你必須是對的人選，然後就實際面對挑戰。我們希望他是善於社交又內向的人，樂於獨自工作，也能與人相處融洽。有些人的心理比其他人更堅強，但這不一定連結到生理上的堅強。我們還在釐清理想太空人的必要條件，目前並沒有標準的精神測驗。」

「火星一號」（Mars One）打算在2025年之前把人送上火星。該計畫顧問團隊的蕾伊‧卡斯教授（Raye Kass）強調團隊合作和領導能力的重要，她舉了恩斯特‧薛克頓（Ernest Shackleton）南極探險隊為例，「薛克頓挑選的人形形色色，而且他知道必須讓隊員全程保持團隊合作。他有時候會做些古怪的事情，像是在艱困時期為大家安排了理髮。在情況險惡時，他的隊員從來不會像史考特（R. F. Scott）的隊員分散開來。到最後，在他們不得不棄船，離開『堅忍號』之後，薛克頓問有沒有人想再回到船上，結果全體隊員都願意！」

「火星五百」模擬火星任務，讓六名組員與世隔絕生活520天。

根據卡納斯的說法，在有把握發射火星任務之前，至少必須先有個重要的軌道預備任務。「我的建議是，我們必須把人送上繞行地球的太空站，模擬七個月的航程。我們可以刻意延遲他們的通訊，準確模擬他們的自主程度和活動。接著把他們從軌道送上月球，讓他們登陸，在岩石間翻找，再返回軌道艙。然後，逐步讓他們調整回到地球時間。」這也將是觀察返航行為的機會，卡納斯認為返航可能是此行最危險的時候。「如果大家的工作做完了，等著回去分析樣本，這段返航過程可能會非常無聊。」

像「火星五百」（Mars 500）這樣在地球上施行的計畫雖然頗受批評，卻是很好的開始。我們覺察這些問題，讓我們在航向火星的準備階段，更願意比照生理和科技因素那樣看重心理因素。套用卡納斯的話，「等到我們有辦法前往火星時，我們應該已經弄懂這件事了。這絕對可行。」

地球火星比一比

和地球相比，火星環境有多嚴峻？

對身體的影響

太空旅行可能嚴重影響太空人的健康。

頭部：長時間生活在微重力下， 會損害平衡，甚至改變視力。情緒孤立已經證明是阿茲海默症、肥胖、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神經退化疾病和癌症的重要危險因子。
上半身：脊椎骨缺乏重力壓緊，彼此會稍微分開。太空人最多可能長高五公分，因此背痛。
四肢：由於不需要走動，腿部肌肉可能會流失，從而影響平衡，增加肌腱炎的風險。
下半身：在太空航行初期，太空人會感受到動暈症、噁心和暈眩。
免疫系統變弱：孤立和睡眠剝奪已經證實會造成T細胞免疫功能變弱。太空人更容易受到常見病毒和微生物的感染。
骨質流失：生活在零重力環境中，會使身體排出鈣和磷，導致骨骼強度下降，造成骨質疏鬆症。一趟火星任務可能相當於一生的骨骼消耗量。
神經損傷：長時間接觸游離輻射，可能會傷害中樞神經系統，導致白內障，甚至提高心臟病、癌症和腦部損傷的風險。

【完整內容請見《BBC知識國際中文版》第52期（2015年12月號）。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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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覺經常發生在正常感官刺激消失或降低時，彷彿大腦在真實世界關閉後又發明了想像的世界，晚上做夢也是如此。失明就是種感官剝奪，失去視覺的人往往有幻視，這是所謂的「邦納症候群」（Charles Bonnet syndrome）。這個病是以瑞士自然博物學家查爾斯．邦納來命名，他發現自己的祖父查理士．盧朗（Charles Lullin）隨著視力減退開始「看到」種種幻覺，因此對這個現象產生興趣。這些幻覺往往有很多絢麗花俏的細節。有一次，他的兩個孫女來看他的時候，盧朗同時也看到兩位年輕男子身穿大紅大灰的大衣，戴著銀邊帽。當他對這兩人大叫，孫女卻說她們什麼都沒看到，兩個男人就此消失。我的視力正逐漸退化，也期待看到自己的雙胞胎孫女（現在四歲）有俊美男士相伴—但他們最好是真的。

幻覺經常發生在正常感官刺激消失或降低時。Source: mmcneuro

人們一度認為邦納症候群很罕見，但現在已知視力退化的高齡患者中約 15% 會產生複雜的幻覺，內容有人、動物或場景。高達 80% 的人看到比較發散的形狀、色彩或圖案，這些體驗可能來自視覺皮層本身的隨機活動。既然正常的刺激來源被剝奪，靜不下來的腦部視覺區便淘氣地自己瞎攪和。

失聰也可能造成幻覺，通常是音樂，偶爾也會出現鳥鳴、鈴聲、割草機等其他聲音。音樂的幻覺跟幻視不一樣，音樂幻覺通常很真實，細節可能十分詳細，每個音符、每種樂器都聽得清清楚楚，雖然有時只是幾小節不斷反覆。奧立佛．薩克斯提到，有位患者在她先生計時下的十分鐘內聽到《齊來，宗主信徒》（O Come, All Ye Faithful）十九次半。還有位患者是小提琴手，在演奏音樂的當下聽到另一段音樂。不過，這些幻覺很少重播過去的情節，而是重複知名且很可能常聽到的內容。

「有人在說話嗎？」。Source: nbcnews

幻聽到的音樂就像第一章提到的耳蟲，難以擺脫，但是它通常很真實、生動，精細程度甚至會嚇到那些平常連哼歌也不會的當事人。一名女性寫給薩克斯的信中，就描繪出幻聽到的音樂有多真實：

我一直聽到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朋友們還有管弦樂團重複唱著《白色聖誕》（White Christmas）。我以為是另一個房間的收音機傳出來的，但我後來排除所有可能的外在來源。這種情況持續好多天，我很快就發現，我既關不掉，也無法調整音量。

還有位部分失聰的六十歲女性也一直聽到音樂，就像腦袋後面有收音機在播放，有首歌在被另一首換掉之前，竟反覆播放了三週。她甚至無法辨認大部分聽到的歌曲是什麼，但一哼出曲調，她的家人就能認出。這些歌顯然深藏記憶中，但不知為何只能以幻覺的形式出現。除了部分失聰以外，她沒有任何神經或生理上的問題。

不過，並不是失明或失聰才會出現感官剝奪。被關在監獄或地牢的人可能會出現薩克斯所謂「囚人戲劇」（prisoner’s cinema）這種混雜幻覺與夢境的體驗。單調的視覺（visual monotony）也可能產生類似效果。水手、極地探險家、卡車司機、飛行員都可能出現幻視，有時還會導致危險。詩人柯勒律治在藥物誘發的幻覺影響下，在 1798 年的詩作《古舟子詠》中表現出水手的幻覺生活：

「啊，黏呼呼的東西用腿爬／在黏呼呼的海上。」

Source: Peter Macdiarmid/Getty Images

1950 年代麥基爾大學的研究人員付費請受試者待在隔音的小房間，戴著手套與半透明護目鏡防止外界刺激，直到他們無法忍受。受試者一開始會睡著，但醒來後變得越來越無聊，渴望外界的刺激。很快地他們的大腦應要求提供刺激，製造種種越來越複雜的幻覺，最後組成極為精細的場景。有位受試者看到一列松鼠走過雪地，還有一位看到史前動物在叢林中來回走動。在後續的研究中，志願受試者在裝著溫水的水箱中漂浮，完全阻隔了所有的感官刺激。這種什麼都沒有的環境會立刻導致幻覺；在 1970 年代，這種水箱可是炙手可熱的興奮劑。

Source: medicaldaily

感官剝奪導致幻覺時，其所牽涉的腦部區域也不同於正常的視覺記憶。德國有群研究者說服一名女性藝術者矇眼二十二天，讓她體驗幻視。在她矇住雙眼時，也照過幾次磁振造影，能區別她的幻覺何時出現與消失。掃瞄結果顯示，她視覺系統的活動與幻覺精確對應。之後她畫出一些關於幻覺的插圖，然而，在請她想像這些場景時，她的視覺區並未活化。少了視覺刺激，我們似乎無法靠自己的意識活化生成真正視覺體驗的腦部區域，但幻覺替我們辦到了。

本文摘自《跟著大腦去旅行》，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延伸閱讀：

• 神奇蘑菇！迷幻效果的大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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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StartupStockPhotos ＠ pixabay

說到電玩，多數爸媽可能馬上就會皺眉（腦中馬上浮現打電動時爸媽在旁邊碎念的場景），但大人們真的知道網路電玩有多好玩嗎？！真希望爸媽打過電玩後再來碎念。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明明隔天早上八點就要期末考，該念的書從床頭堆到床尾，卻永遠提不起勁面對，心裡想著打完這場 LOL 就馬上奮發圖強，最後卻是一場接一場，不小心天就亮了，結果為了沒念完的書懊惱不已（會嗎？！），但下回考試前，還是一樣深陷在遊戲世界中無法自拔。

2016 年 2 月南韓政府正式將電玩成癮列入疾病管理，把它和賭博酒精等行為擺在一起。在談電玩上癮是否為疾病之前，我們得先了解電玩為什麼會讓人上癮？而我們又要如何界定一個人已經「電玩上癮」了？

上癮是種「失控的快樂」

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來看，上癮的核心概念跟心理層面的失控有關，從生物層面解釋的話，就是「快樂系統過度被活化， reward system（酬償系統） 發生一些和一般人不同的變化。」擁有許多臨床經驗的陽明大學腦科學研究所博士林煜軒這樣形容。

網路虛幻的遊戲世界提供玩家正向情緒的滿足，並且有機會舒緩現實生活中產生的負向情緒。長期研究網路成癮的高醫精神科醫師柯志鴻就曾撰文指出，大腦對正向經驗會產生記憶學習效果，當遊戲世界的擬真、聲光效果出現時，神經內分泌系統透過多巴胺（dopamine）的分泌，強化玩遊戲與正向情緒經驗之間的連結，讓玩家在想到遊戲時只回憶起遊戲中的快樂情緒。如果一個人在現實中經常受到挫折，卻能在遊戲裡找到滿足與快樂，要學會對遊戲自我克制，恐怕很難。

遊戲即時回饋 讓你不打都不行

類似的說法也出現在傳播學領域，國內少數以電玩為研究主題的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林日璇，自己也是個重度玩家，她認為，電玩會讓人上癮有個重要原因是即時回饋。「當你意識到投入是有回饋的，就會很 enjoy 這個過程。」相較於現實生活，念書工作可能要花一年半載、每天廢寢忘食努力，才可能有結果，玩遊戲十分鐘就可以得到報酬，不僅讓人難以抗拒、更容易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林日璇也舉出娛樂媒介中知名的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來解釋玩家沉迷原因。自我決定論認為人類與生俱來有三種需求：自主性（Autonomy）、自我效能（Competence）、相關性（Relatedness）。簡單來說，某些線上遊戲讓你能自己決定主角的裝扮外觀，同時又能讓玩家在很有安全感的情況下，和別人互動。很多時候這些滿足感都沒辦法從生活中獲得，遊戲提供一個簡單管道讓玩家填補這些需求。

圖／threephin @ flickr

當然，每個人感到快樂的原因可能不同，有些人透過運動得到快樂、有些人從吃東西中獲得快樂（想想你明知道過年時的零嘴熱量都超高，卻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還有些人則是特別需要從性中得到快樂……因此上癮的範圍當然也不只侷限在電玩。林煜軒說：「從症狀學來看，沒辦法控制自己，瀕臨失控的情況就可能被界定為成癮。」

電玩成癮怎麼界定？

即便是二十一世紀今天，要界定「什麼樣的行為是成癮」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性。網路遊戲、賭博這種行為性的成癮，不像物質成癮的因果關係（如太多酒就可能酒精上癮）那樣明確。林煜軒指出，由於電玩成癮經常和其他許多問題一併出現，「很多時候它可能不是原因，而是結果」。

本身接觸許多網路成癮社群的林煜軒，從實際經驗中觀察到，真正網路成癮的人比想像中少很多，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因為在心理／社會層面沒辦法獲得滿足，才會轉而從網路世界中找尋滿足。「所以補救措施絕對不是斷網或限制上網，而是要想辦法從現實生活中的心理／社會層面提供玩家需要的滿足。」林煜軒強調，許多爸媽面對孩子沉迷網路，第一個反應通常是責罵、規定上網時間，但這種做法其實對實際狀況沒有幫助。

知名組織 TED 網站上曾出現一支說明成癮的影片，演講者 Johann Hari 深入訪談各方面專家後發現，「成癮最關鍵的核心在於你無法忍受你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你需要透過改變環境來重新找回玩家與社會間的連結。「成癮其實是很細緻的過程，它是一種心理的依賴」，即便不是從醫學角度出發，林日璇還是認為，找到替代物滿足玩家心理需求，或許才是根本解決網路成癮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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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 高至輝，東京大學醫學系研究科特任研究員

類似於唐代劉禹在「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所寫下的心境，熱鬧的與三五好友暢所欲言，飲酒高歌的之後所感到的莫名空虛，有時要比滿桌狼藉的杯盤更讓人難耐。

隨著科技的發展，神經科學家正逐漸掌握人類的許多情感與大腦神經活動的對應關係。然而對於寂寞這種感受，雖然心理學上已經有不少相關的實驗與詮釋，但我們對於這種心理狀態在神經活動的層次上，仍未能給出一個較具體的說明。歸功於近年的螢光顯微鏡與光控基因學實驗技術上的進步，神經科學家不僅可以在進行特定活動的生物身上，同步觀察特定神經群在該狀態下的活動；同時也能精確的在所需的時間點啟動（活化）、或是關閉（抑制）特定神經群。這當中最大的意義，在於透過組合這些新的技術來設計實驗，神經學家終於能夠更精確的驗證，藏身於心理現象背後的各種神經活動，究竟扮演了怎麼樣的角色¹。

關於藏身在寂寞感背後的大腦神經活動，今年二月，刊載於期刊 Cell 的一篇文章提供了最為初步的動物實驗作為證據，首次帶領我們窺探大腦如何在神經層次上處理寂寞的感受²。以包含人類的群居生物而言，孤獨或隔離一般而言會引發個體強烈的厭惡與迴避^3-6。同時，先前在以人類為對象的研究指出，孤獨或隔離的經驗能夠提高生物對於社交的敏感度，同時也會提昇個體對於社交行為的欲求^7-9。在另外的實驗中，研究人員也從囓齒類動物身上也觀察到了與人類相似的改變^11-12，顯示出老鼠在對於孤獨感的反映上與人類有一定的類似性。在老鼠身上，已經有實驗指出社群隔離會促使老鼠腦中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dopamine）濃度的上升¹³；不過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知道些多巴胺來自於哪些神經，或是這些多巴胺準確的作用對象。對於神經科學有興趣的讀者可能知道，多巴胺這種神經傳導物質一般被認為與強化學習中的正向回饋機制有關，但事實上，近年來科學家已經陸續發現，多巴胺隨著不同的分泌來源與不同的作用對象，與避忌、焦躁、醒覺等等截然不同的現象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¹⁴,¹⁵。因此，孤獨感或相關的反應與多巴胺濃度上升的關聯性，仍需透過實驗進一步的釐清。

在文章所記載的實驗中，作者首先在歷經短期性社會隔離的成鼠身上，發現了一群發源自中腦「中縫背核」（dorsal raphe nucleus）的多巴胺神經，對於其他神經所釋放的刺激性神經傳導物質：穀胺酸 ( glutamate ) 有更加敏銳的反應。作者也發現，那些歷經隔離的老鼠在與陌生的幼鼠之間的互動，會觸發這些多巴胺神經群顯著神經活動。有趣的是，未歷經社會隔離的老鼠身上則沒有辦法觀察到同樣的神經活動。這兩項結果可以說明，至少在老鼠身上，作者發現了孤獨可以改變一群多巴胺神經的反應性，而在與其他老鼠互動時，這些神經會因著個體所遭遇的隔離經驗做出不同的回應。那麼，這些神經群的活動又會引發什麼結果呢？

老鼠也有社交，也懂得寂寞。

進一步利用光控基因學的技術來刺激這群神經，作者試圖在正常的老鼠身上，從神經活動的層次來「再現」受過隔離的狀態，藉此來觀察這樣的刺激對於老鼠行為的影響。正如他們所預期的，單單刺激這些神經就能夠促使未受到隔離的正常老鼠耗費更多的時間與陌生的幼鼠互動，顯示出較高的社交傾向；更有趣的是－如果是無關社交的行為實驗，刺激同樣的神經群反而會使老鼠選擇不會受到光控刺激的環境，顯示出了老鼠不偏好會促使該群神經活化的狀態。反向來說，在歷經隔離的老鼠身上使用光控基因學的技術來抑制這些神經本身的活動時，不意外的，實驗中作者的發現這樣的操作使得歷經孤獨的老鼠，表現出與正常老鼠相同的社交頻率，彷彿他們未曾受到短期隔離一樣。加上了這一系列正反向的實驗，作者認為：這些神經群在個體受到隔離後不只變得比較「敏感」，他們的活動足以促進老鼠對於社交欲求的提昇，同樣的在非社交性的行為實驗中，該神經群的活動也引發了避忌反應。這樣的結果或許可以呼應了類似於人類在孤獨時，對於社交的需求與想要從孤獨當中逃開的衝動並存的經驗。因此，這群神經可能負責感知或統合個體所歷經的孤獨，並在之後藉由自身的活動促使個體做出適當的反應。

此外，這項研究還有一個推測性較強，卻十分有趣的結論。作者發現到在歷經隔離之前社交的「品質」似乎會影響實驗的結果。與許多群居性生物一樣，每隻老鼠在群體中有自己的位階¹⁶,¹⁷，而一隻老鼠的位階可以簡單的反映在一個簡單的行為實驗上¹⁸,¹⁹：當兩隻老鼠從直線水管的兩側同時進入，最終會有一隻老鼠選擇退讓，讓另一隻老鼠得以優先通過，這隻優先通過的老鼠就擁有較高的位階。常理而論，一個群體當中擁有較高位階的老鼠，不管在擇偶，地盤，或是食物的分配上都有優先權，因此作者假設擁有較高位階的老鼠應當擁有較好的「社交品質」，而位階較低的老鼠即時身在社群當中，但實際上卻較為接近社會隔離的狀態。作為佐證，作者發現到在他們先前的實驗當中，擁有較高位階的老鼠與操作的效果呈現了正向的相關，即便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作者認為他們的實驗多少能夠回應以往由觀察位階不同的正常猴子與受到隔離的猴子部分腦區當中多巴胺接受體的增減所提出的假說²⁰，並且進一步贊同比起客觀性上的隔離，個體在主觀上所感受到的孤立或許有助於了解個體實際上的心理狀態的論點²¹,²²。

嚴謹一點看，這篇研究最大的貢獻在於首次證明了孤獨感在大腦神經活動上的「一個」表徵，但在此同時該研究並沒有否定其他的神經迴路參與其中。同時，作者也證明這次發現的神經群對於下游會同時釋放多巴胺與穀胺酸兩種神經傳導物質，他們現階段仍無法辨別這兩者在此次的現象中所扮演怎麼樣的角色。而最後本研究對於社會位階對於孤獨感的推測雖然合情合理，但這兩者的關係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釐清。但不管如何，這篇研究無疑是為後續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有實證基礎的想像空間，為我們對於孤獨感的了解，找到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切入點。

寂寞雖不是病，但也有研究指出寂寞會提升個體在健康上的風險，例如提升發炎反應相關基因的表現量，或是降低對抗病毒相關基因的表達²³。也許不是針對每個人，但我們仍然可以期待有一天科學的力量可相平息某些不合時宜又令人束手無策的寂寞，為需要的人提供有效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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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錄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6/04/納粹時期女性集中營裡的法國人類學家.html）

文／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歐洲反納粹女性運動者匯聚的集中營

二戰時期，離柏林東北方約九十公里、靠近波羅的海邊有一個專門監禁女性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Ravensbrück Concentration Camp）。自1939年5月至二戰結束這六年間，這個集中營前後共監禁了十三萬名婦女，其中大約有四萬名波蘭人、一萬八千名俄國人、八千名法國人、一千名荷蘭人，英國人則少於二十名。由於許多受難者的資料在戰爭末期被刻意燒毀，喪命於此地的人數粗估介於三萬至九萬人之間。與其他集中營大不相同的是，這裏監禁的受刑人，猶太人只佔一成左右。所以在這裡犧牲性命的受難者，絕大部份不是猶太人。

Will Lammert 為拉文斯布呂克 （Ravensbrück)）紀念園區製作的紀念雕像《女性群像》（Frauengruppe）。圖／Norbert Radtke/ CC-BY-SA-3.0/ Wikimedia Commons

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紀念園區，女性受難者群像。圖／Bundesarchiv, Bild 183-J0424-0027-001/ Schulze/ CC-BY-SA 3.0

相較起其他著名的集中營，這是一個規模小很多的營區，人數最多時約有四萬五千人。剛開始時，被送到這裡來的，都是一些納粹眼中「反社會」（asozial）的「劣等德國人」，例如妓女、女性罪犯、辛提與羅姆人（Sinti and Roma, 即一般慣稱的吉普賽人）、譴責希特勒是「反基督」（Antichrist）的「耶和華見證者」（Jehovah’s Witnesses）、政治犯或政敵（主要是共產黨）、以及身心殘疾者。隨著希特勒的軍隊在歐洲持續擴張，最後有超過二十個歐洲國家的女性被送進這裡，其中大部份都有從事反納粹運動的經歷，例如：英國女子高爾夫冠軍得主、好幾十位波蘭女伯爵、卡夫卡（Franz Kafka）在1919-1920年間熱戀的情人Milena Jesenská （她幫卡夫卡把《變形記》譯為捷克文）、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的姪女 Geneviève de Gaulle-Anthonioz…..等等。換言之，這個集中營不僅是專為女性而設；更特別的是，這裏幾乎是全歐女性反抗運動者匯集之處。

卡夫卡的情人Milena Jesenská也是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的受難者。 圖／Wikimedia Commons

集中營也是納粹黨衛軍牟利的地方

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與納粹黨衛隊首領亨利．興樂（Heinrich Himmler）關係不淺。為興樂生兩個孩子的情婦Hedwig Potthast就住在這個集中營附近的小鎮君侯山 （Fürstenberg），因此興樂經常過來巡視這個他親手打造的營區，也不時對此處的運作下各種命令。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營區裡，有當時德國電器業龍頭老大西門子公司（Siemens）所設的廠房，女性囚犯在這裡像奴工般做苦勞。德國大企業與納粹黨衛隊高層之間私人利益輸送的問題，由此可見一般。根據統計，在此前後將近有兩千三百名女性以奴工身份做苦勞。

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集中營裡的奴工進入設在營區內的西門子（Siemens）工廠上工。 圖／Bundesarchiv, Bild 183-66475-0004 / CC-BY-SA 3.0

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受難者 Yvonne Useldinger 利用包裝紙畫的素描。她描繪在西門子工廠做奴工的女性在週末晚上必須把一些泥炭土搬到一位黨衛軍高官的花園去。圖／Dr. Karl-Heinz Hochhaus/ CC BY 3.0/ Wikimedia Commons

集中營裡的醫學實驗

希特勒掌權時代，身心殘疾而必須住在療養院的人往往直接被安樂死。然而因為教會與民眾抗議不斷，後來這些人便被悄悄送到集中營。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裡，便有一個房間專門用來消滅這些人。此外，很多波蘭年輕女性在這裡成為醫學實驗的「小白兔」（rabbits）。當時德國為了尋找新的治療法來醫治腿骨斷裂的傷兵，便以這些波蘭女性為實驗對象。他們在這些女性的腿骨內植入壞疽或髒東西，以實驗新藥物或新治療法是否有效。另外有些懷孕婦女不是被強迫墮胎；就是剖開她們新生下來的嬰孩之頭顱，取出腦部供醫學研究。

許多波蘭女性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裡成為醫學實驗對象。被解放後，她們的身體受到殘害的情況，立刻被拍攝下來存證。圖／spiegel

法國人類學家潔曼.緹昂（Germaine Tillion）的反抗故事

雖然景況淒慘，不少女性透過互相幫助存活了下來。面對集中營的生活，她們也確實發揮了不少女性獨有的特質。有波蘭婦女用手抄寫下她們知道的受難者名單，在離營時偷偷帶出，彌補了官方檔案被燒毀的缺憾。被監禁在此的法國人類學家潔曼.緹昂（Germaine Tillion, 1907-2008）則冒著生命危險寫日記。

1935 年，Germaine Tillion 在阿爾及利亞進行田野調查時的身影。圖／© Association Germaine Tillion.

緹昂是法國著名人類學家，跟隨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外甥 Marcel Mauss 求學。1934 年至 1940 年，她在北非阿爾及利亞東邊的沙哈拉沙漠邊緣，對當地半遊牧民族進行長期田野調查。1940年6月14日，巴黎被納粹佔領。出於愛國心，緹昂自此開始以巴黎人類學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為基地，積極投入法國反納粹地下組織（French Resistance），抵抗當時法國親納粹的維希政權（Vichy Regime）。緹昂所屬的這個「人類學博物館陣線」 （the Musée de l’Homme network）負責的是新聞、文宣、情報，以及偽造假護照給猶太人，幫助他們藏匿與逃脫。當時加入地下反抗組織的人雖然不在少數，但是能居於領導地位的，女性只有緹昂一人。[1]

因為隔壁教區教士被蓋世太保收買，對提昂的行蹤告密，緹昂遂於 1942 年 8 月 13 日在巴黎火車站被捕；先被監禁，然後於1943年10月21日被送進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2] 當時她並不知道，自己在被捕時就已經被歸類為 NN 級囚犯。所謂 NN，是 1941年底希特勒為了整肅地下反抗者特別頒布「夜與霧法令」（Nacht-und-Nebel-Erlass）的簡稱。換言之，這個等級的囚犯會在自己不知不覺中，死得不明不白、也無人知曉。

即便如此，緹昂還是發揮了人類學家敏於觀察外在環境的聰慧，存活了下來。但她的母親 Emilie Tillion 因庇護一位英國空軍，當初跟她一起被送進集中營，最後卻不幸命喪於此。

1940 年，Germaine Tillion 與她的母親合照。圖／Germaine Tillion

根據緹昂在 1946 年對集中營生活寫的回憶錄所言，在營區裡被抓去做醫學實驗的「小白兔」— 也就是那些年輕的波蘭女性 — 從實驗室裡偷了一台相機以及一些底片給她，由她負責拍攝這些「小白兔」的腿如何被注射壞疽與髒東西，以進行實驗的真相。當緹昂在瑞典紅十字會幫助下離開集中營時，她也將這些底片偷偷帶出。此外，在西門子工廠裡，她也偷偷精算納粹黨衛軍從這類奴工營裡可以撈到多少油水給亨利．興樂。她還偷偷將管理營區的納粹黨衛軍重要人物名單寫在廚房料理單上，在離營時一併帶出。

如何面對納粹故意佈下的「緩慢滅絕」策略？

在集中營裡，緹昂仔細觀察營區的運作，並隨時將觀察所得分享給營中難友，提醒大家要懂得防備，不要被幻想所欺。根據她當時的解讀，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主要是為亨利．興樂個人與納粹黨衛軍牟利而設，當受刑人因意志消沈逐漸失去體力時，他們便用加重勞役這種殺人不見血的方法，讓受刑人自行步上「緩慢滅絕」 （slow extermination）之路；這與德波邊境的奧許維茨（Auschwitz）集中營後來作為種族滅絕營 （extermination camp），以「快速滅絕」（rapid extermination）的方式有計畫地屠殺猶太人不同。

拉文斯布呂克（Ravensbrück）女性集中營裡的奴工。圖／wikipedia

有鑑於此，為了緩解大家沈重的心理壓力，緹昂常以幽默反諷的筆調將自己在集中營所見的暗黑情況寫成札記，然後唸給其他受刑人聽，鼓舞大家繼續勇敢活下去。從集中營被解放後，緹昂一直不敢發表這些札記，擔心被誤認為她們當初在集中營裡日子過得不錯。直到2005年，她才把這部手稿出版成書，名為《地獄裡供差遣的奴工：拉文斯布呂克輕歌劇》（Le Verfügbar aux Enfers: Une opérette à Ravensbrück）。[3]

《地獄裡供差遣的奴工：拉文斯布呂克輕歌劇》手稿。圖／BPSGM

2007 年為了慶祝她百歲壽辰，巴黎 Théâtre du Châtelet 正式上演這齣充滿黑色幽默的歌舞劇。其中有一個角色以反諷的口吻說，集中營裡提供各種享受，有水、有電、有瓦斯（三者都是暗指處死他們的工具），尤其是瓦斯，真是舒服的享受。編導此劇的導演 Hélène Delavault 指出，緹昂當年在集中營裡費心寫這些札記，正是想用藝術來驅散恐懼 （“she was using art to overcome terror”）。而這種談笑面對生死的勇氣，讓她身邊經常聚集了許多尋求安慰的受刑人。[4]

用幽默跟惡劣的環境保持距離

緹昂在接受訪談時曾講過這段經歷。她說，她喜歡講笑話讓大家開心，這樣可以讓大家保持一種距離來看待自己當下悲慘的處境：「是的，讓自己保持距離是重要的，而幽默是可以創造很大的空間，讓人跟環境之間保持距離。」（Yes, distance oneself was important, and humor creates an enormous distance.）[5] 然而，這些笑話其實是黑色幽默，當緹昂在過世前幾年講起當時在集中營所見時，仍用這種充滿高度嘲諷的口吻講述當時種種見聞。例如，她談到自己剛被送進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時，被分配到與一位捷克婦女共用一個臥席，這位捷克人才剛從奧許維茨集中營被轉送過來：

這位婦女在她的臥席與我的臥席之間放了一個猶太裔的丹麥小男嬰。他實在是太可愛了，以至於有一位黨衛軍官每天在巡視時，都會給他一個蘋果。….. 然而，一星期過後，我看到這位黨衛軍官把這個小男嬰抱在大腿上，仔細聽他的心跳。然後說：「他可以回奧許維茨了。」他當然知道奧許維茨代表什麼（譯註：送回奧許維茨意謂著送去猶太人滅絕營）。一個丹麥的猶太裔小男嬰，好可愛。[6]

緹昂在 2008 年以百歲高齡過世，2014 年她與另一位也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受難的 Geneviève de Gaulle-Anthonioz（戴高樂的姪女）獲選入祀法國先賢祠（Panthéon）。這兩位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一起受難的女性，是先賢祠自 1791 年開幕以來，繼居里夫人（Marie Curie）之後，唯二靠著自己生命不凡成就獲得入祀機會的女性。

巴黎先賢祠（Panthéon）入祀四位反抗納粹的受難者：最右邊的是潔曼。緹昂 （Germaine Tillion），左邊中間的是Geneviève de Gaulle-Anthonioz。圖／Yann Caradec from Paris, France/ CC BY-SA 2.0 / Wikimedia Commons

受難者如何面對受難歷史的書寫？

然而，二戰之後對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納粹戰犯的審判，以及法國主流社會對二戰期間法國親納粹的「維希政權」協助載運猶太人到集中營受難之事完全噤聲、不願加以批判的集體心態，都讓緹昂深感失望。因為當時的納粹戰犯是依據個別個案一一審訊，不是從整個集中營體制及其運作來判決，因此絲毫無法從司法角度對加害者如何藉由鞏固集中營這個殘酷體制，對無數人進行大規模迫害的事實加以審判，因此也很難還給被害人真正應得的正義。針對這個被她稱為只是「浮光掠影面對史實」（skimmed over the facts）的戰犯審訊現象，她說：「我丈量這個往下一直被挖掘的深淵之深度，但看到挖掘的方向只介於真實發生過的情況與充滿不確定感的再現之間，這個『再現』就是被稱為『歷史』的那個東西。」（“….. I measured the deepening of the abyss being dug between what really happened and the uncertain re-presentation we call history.”）[7]

口述歷史、法庭供詞、與檔案史料如何合在一起解讀？

誠然，緹昂像絕大部份受難者一樣，認為自己受難的遭遇外人難以充分理解，因而對檔案史料有一種「這些搔不到癢處」的距離感。但即便如此，她對檔案史料究竟該如何解讀，仍然提出一些相當值得參考的見解。她認為，應先讓受難者好好說出集中營體制究竟如何運作、以及為何如此運作的原因（how and why camps operated as they did），以此來比對集中營管理者受審時所說的供詞，這樣才能真正解讀出史料檔案字裡行間涵蓋、或刻意隱藏的真相。一味只知從白紙黑字的檔案史料尋找證據，反而會被刻意掩蓋真相的史料欺瞞。[8]

作為學者，緹昂對於口述歷史可能含有受訪者記憶錯誤或主觀推論、想像的問題相當清楚；但同樣地，她對官方檔案的不全然信任，也帶有個人親身經歷後的深刻體悟。

歷史書寫者是否該身兼司法判決者？

在被瑞典紅十字會解放後，緹昂與三百多名婦女先被帶到一個安置營暫留數週。她抓住這個機會，開始做記憶保存的工作。她讓一組一組的人彼此對談，互相修正、補足彼此記憶的內容。透過這一大批資料的佐證，她在 1946 年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出版了《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回憶錄》（Ravensbrück）。然而，因為當時急切地想取信於社會大眾，緹昂迴避了從自身所見所聞的第一人稱角度出發，也省略了很多受訪者對個人情感與情緒的訪談。整本回憶錄比較像是為了呈給法庭作為司法佐證的證詞（她親自參與了英軍於1947年在漢堡舉行的審判）。

Germaine Tillion 寫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回憶錄》。

英軍於 1947 年在漢堡舉行的納粹罪犯審判（Hamburg Ravensbrück trials）。圖／US Army Signal Corps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歷史書寫如何面對道德灰色地帶？

緹昂為何不以第一人稱寫書？為何又刻意迴避太多情感性的敘述？這應該與她一直暗自自責在集中營裡沒有照顧好母親，以至於母親無法生還；但她卻始終隱忍住心中這個不時躍動的罪惡感，不願意公開談論自己痛苦、糾結的心情有關。[9] 雖然緹昂對自己的集中營回憶錄並不滿意，但是誠如著名的文化評論家、也是緹昂的好友 Tzvetan Todorov 在《面對絕境：集中營裡的道德生活》（Facing the Extreme: Moral Life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一書所言，集中營其實是個道德灰色地帶，雖然不至於完全淪為混亂的人性叢林，但運作規則與文明社會差距很大。正如緹昂自己所說，在集中營裡，沒有人可以免於陷入道德的災難中。相較起緹昂在晚年做口述訪談時，總是笑談自己當年在集中營裡樂觀堅強的一面， Todorov 認為，緹昂的內心並非真的如此瀟灑不羈。他指出，緹昂的回憶錄裡，對集中營裡的道德與人性下了非常通透的結論：「在某個層次上，這個脆弱的友誼之網佈滿了赤裸裸的殘酷自私與拼命想求生的掙扎。然而，在集中營裡，大家卻在無形之中就這麼被捲了進去。」[10]

維希症候群 （Vichy Syndrome）

1940 年 10 月，法國維希政府首腦貝當元帥（Marschall Henry Philippe Petain）與希特勒在法國會面。圖／Bundesarchiv, Bild 183-H25217 / CC-BY-SA 3.0

二戰期間，法國社會支持維希（Vichy）政權的人遠多於支持反納粹運動的人。這不僅讓戰後法國的歷史記憶工作遲遲無法在轉型正義的層次上展開，從事反抗運動者書寫有關二戰期間的抵抗史或在集中營經歷的回憶錄，也不太受到重視。對於曾經被送進集中營的生還者而言，不少人當時之所以忍辱負重活下來，就是希望一定要活著出去，以歷史見證者的身份讓世人知道納粹的慘無人道。但無奈戰後大部份的歐洲人只關心自己在戰時與眼前所吃的苦，對這些從大苦難裡重生回來的人呼籲要將他們受難的經歷視為「應該被記得的歷史記憶」（duty to remember），感興趣者寥寥可數；這讓這些極度渴望被大家安慰、肯定的生還者幾乎形同歷經第二次傷害。關於這個問題，2014年與緹昂一起入祀巴黎先賢祠的 Geneviève de Gaulle-Anthonioz 也曾說過：「在我們飽嘗痛楚的悲慘遭遇深處，比起想回家，我們更熱切渴望日後能讓大家了解集中營內部的種種真相。….. 如果最後這些真相因為納粹的『夜與霧』（NN）而消翳無蹤，這才是納粹最終的勝利。」

Henry Rousso 著，《維希症候群：法國自 1944 年起的歷史與記憶》（1987）。

看到法國社會的集體噤聲，法國史學家 Henry Rousso 於 1987 年出版了一本專書《維希症候群：法國自 1944 年起的歷史與記憶》（Vichy Syndrome.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44），批判法國社會不願好好從事歷史反省的集體心態。Rousso 所謂的「維希症候群」主要是指有為數不少戰後出生的那一代法國人，在七零年代末期不願意承認納粹大屠殺是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他們以知識菁英高高在上的姿態，批評受難者對屠殺與迫害的記憶有許多問題。為了掩飾維希政權協助載運七萬六千名猶太人（其中包括不少兒童）到奧許維茨集中營送命，他們只承認有奴工營存在，卻不承認猶太人所說的滅絕營是真的。他們認為，猶太生還者所說的遭遇，是刻意扭曲歷史，要求大家去記憶不曾真正發生過的事。因此 Rousso 認為，法國主流社會對於曾經支持納粹的過往，尚停留在「未完成的哀悼」(unfinished mourning)。這種不願進行轉型正義的態度，違反了法國的共和價值。[11]

二戰期間，世界各國有不少人都有自願加入納粹軍團的紀錄。圖為幾位丹麥國民於1941年舉著「丹麥自由軍團」（Freikorps Danmark）的旗幟宣誓加入納粹武裝黨衛軍（Waffen SS）。著名的歷史學者Tony Judt曾說，二戰時期有被納粹佔領過的歐洲國家，都曾發展出親納粹的勢力，因此在戰後這些國家都有各自的「維希症候群」。圖／Bundesarchiv, Bild 101III-Weill-096-27 / Weill / CC-BY-SA 3.0

歷史記憶的爭鋒

除了廣義的「歷史記憶」外，剛從集中營返國時的緹昂與其他地下反抗運動人士在意的事情還包括：應將他們地下反納粹的抗爭運動（French Resistance）視為法國史的一部分。即便參與的人數不多，但應將他們的犧牲奉獻視為替全法國人做的。受到當時「國族精神特色」（national characters）思想的影響，他們認為，自己被送到集中營後，仍經常表現出不屈從的勇氣，這正是在積極發揚法國精神。

但是這個部分的堅持，很容易引起爭議。因為這會掀起法國籍的「非猶太裔受難者」與「猶太裔受難者」在歷史記憶上的爭鋒。換言之，面對二戰，所謂「法國的歷史記憶」是要以法國籍猶太人的受難史以及他們被消滅的傳統文化為優先？還是要以法國反納粹反抗運動史及其運動經驗為優先？如果以地下反抗運動者的歷史為優先，如緹昂與她的同伴當年所堅持的，這是否隱喻著，在反抗運動者將自己的道德優越感視為「法國精神」的同時，也間接暗示了，猶太人之所以會慘遭大迫害，是因為反抗不夠積極？[12]

「愛國心」不該凌駕於「真理」之上

隨著戰後回到法國學術界繼續從事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調查，因此也親身涉入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調解工作，看到了法國政府經常以不人性的作為對待殖民地人民，這個複雜多端的戰後人生閱歷讓緹昂聯想起自己在二戰時的親身經歷。作為兩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時代見證者，她越來越深刻體認到，「愛國主義」不應作為判定是非曲直的準則。因為以「愛國」之名，人性會自以為是地讓太多不堪的貪婪與黑暗恣意橫行；認為只要能達成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然而，作為公民，應該要努力追討的，是「國家暴力」對公民自由造成的傷害以及對個人生命尊嚴的剝奪。

Germaine Tillion 在戰後重回阿爾及利亞，看到法國對待殖民地人民的殘暴，讓她重新省思「國家暴力」的問題。

Germaine Tillion 晚年的風采神韻。圖／Germaine Tillion

隨著國族主義觀點在二戰之後越來越被棄置一旁，緹昂也不斷修正她在 1946 年出版的回憶錄所持的看法，逐漸放棄去討論法國人獨具的反抗精神、也不再認為英雄化法國地下反抗運動者有其必要。跟曾在奧許維茨集中營受難的義大利作家 Primo Levi 一樣，二戰終戰將近三十年後，他們越來越清楚體認到，人能不能過道德的生活，與民族性無關，但與所生存的政治、社會體制環境非常有關。專制威權透過「去人性化」的管制措施奴役人民，對人的道德心靈造成的傷害難以估算。[13] 緹昂在 1973 年修訂版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回憶錄》針對這一點也做了認錯告解式的表達：

介於 1939 與 1945 年間，我跟許多人都陷入迷思，想要樹立區別標誌、以便清楚區分國族特色，因此喜歡說「他們做了那種勾當」、「我們打死也做不出那種事」….. 等等。今天我絕不再相信這種說法行得通。反之，我確信，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族群的人可以安然地說，他們完全不需要面對自己集體的道德罪行曾經引發過重大災難的問題。[14]

緹昂在過世前一年出版了《戰爭與和平的鬥爭》一書（Combats de guerre et de paix, 2007）。在書裡，她仍不忘再次強調：「不可因愛國心犧牲真理」。

Germanine Tillion 最後一本著作《戰爭與和平的鬥爭》（2007）。

掩藏住的，不會消失，只是潛入土裡，未來長出讓後人更難收拾的怪異扭曲後果。2003 年，梵蒂岡公開二戰期間教廷與納粹往來的機密檔案。2009 年，法國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正式對法國政府在二戰期間把七萬六千名猶太人遣送到奧許維茨集中營之事作出判決，要求法國應負起責任並予以賠償；2014 年，法國國家鐵路公司為曾經幫助載運猶太人到集中營，賠償猶太人六千萬美金。2015 年 12 月 28 日，法國政府將 1940 至 1944 年間與維奇政府相關的二十多萬份文件解密公開，涵蓋的範圍包括內政部、外交部、司法部與警察部門。法國的二戰歷史記憶正開始踏上轉型正義之路。長期以來，對二戰「維希政權」（Vichy regime）及所謂「法國反抗運動」（French Resistance）的歷史迷思，也正慢慢在撥開雲霧中。[15] 從目前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不少過去知名的「反抗運動者」— 例如前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1916-1996）—在二戰剛開始的時候都是親納粹的「維希政權」支持者，他們直到 1942 或 1943 年左右才開始轉向反抗運動陣營。

不僅集中營是道德的灰色地帶，歷史記憶裡也有太多灰色地帶。只習慣用英雄化、黑白分明化的眼光來看轉型正義需要處理的歷史，甚至想藉此打造特定的國族意識，反而常常會阻撓我們好好去看人性在極權專政體制下會產生的諸多問題。

現任德國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BStU）特任官 Roland Jahn 在官網上寫下一句話：「我們對極權專政了解越多，越知道如何打造民主政治。」對台灣而言，我們追求的價值如果是「民主」，那就應該有更多的勇氣，讓歷史真相的追求邁向公共化，透過理性的討論，大家互相啟發。在學習面對極權政治下扭曲的人性時，也學習去認識，不是「春秋之筆」的「嚴善惡之辨」可以帶領我們走入歷史的灰色森林，而是更多公民社會的價值覺知與對人性有限性溫柔的瞭悟。如同緹昂在她最後一本書封面上所露出的目光，那麼深邃有力、同時卻也悲憫和煦。

現任德國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BStU）特任官Roland Jahn在官網上留下的話：「我們對極權專政了解越多，越知道如何打造民主政治。」圖／B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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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引自：Alison Rose, “Déchiffrer le silence: A Conversation with Germaine Tillion,”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35,1 (2004): 167.
• [7] 英譯轉引自：Donald Reid, “Germaine Tillion and Resistance to the Vichy Syndrome,” History & Memory 15, 2 (Fall 2003): 36-63, here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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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Tzvetan Todorov, Facing the Extreme: Moral Life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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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鄭國威，彭琬馨

圖片取自：
http://iraffiruse.net/post/113020401707

4/13日，在今日心理學 (Psychology Today) 這個專注於心理學的雜誌的科普新聞網站上，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心理系退休教授史丹利科倫 (Stanley Coren) 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The Data Says “Don’t Hug the Dog!"」(數據說：「別抱狗！」)， 表示有充分證據顯示狗狗討厭被擁抱。但這是真的嗎？

首先，無庸置疑地，科倫教授是資深的心理學家，特別在跟狗有關的動物心理學上耕耘許久，著作等身。他在文章開頭先講個故事，提到他帶著他的六個月大的狗(品種是新斯科舍誘鴨尋回犬，Nova Scotia Duck Tolling Retriever)到附近的大學某學院參加「狗狗舒壓日」，這活動蠻有趣，是為了讓期中考或期末考地獄中煎熬、壓力爆表的大學生可以透過跟狗抱抱來舒壓（你唸書壓力大時也會找學校裡頭的校犬玩嗎？），而有一位嬌小的女性把科倫教授的狗抱起來，他立刻發現狗把頭轉開避開眼神接觸，耳朵垂下，嘴巴張開發出些微的嗷嗷聲。於是科倫教授靠過去跟這位女孩說：「你真的不該抱狗，他們並不喜歡這樣，會讓他們有壓力。」

結果這女孩有眼不識泰山，說自己正在唸發展心理學，她學到對人類來說，擁抱非常重要，而且讓人愉悅。當媽媽抱小孩的時候，會讓代表愛與連結的催產素(oxytocin)分泌在母子身上都升高，如果父母不常擁抱或觸摸小孩，小孩之後可能會缺乏同理心，無法與他人產生情感連結。當然，科倫教授也就直說了：啊狗就不是人啊！文中提到，由於狗類是善於奔跑的動物，透過迅速移動來躲避威脅，行為學家認為，當我們擁抱狗狗時，其實是剝奪了他們的移動能力，增加牠們的壓力，如果真的受不了，牠們甚至可能咬人。科倫教授認為這應該是常識，但他卻只找到兩篇研究談類似的事，而且兩篇的焦點都放在若人把臉跟狗靠得太近會被咬，而不是在於是否抱著狗。於是他決定自己做個「調查」，他在網路上找了 250 張人與狗狗的擁抱照片，剔除那些顯然會額外造成狗壓力的行為（例如把大型狗抱起來）。科倫教授「自己分析」後發現，81.6% 的狗狗，在照片上看起來很不舒服，表現出如下的情形：

• 耳朵下垂
• 眼白露出(翻白眼)
• 轉頭避免與擁抱者眼神接觸
• 舔舌頭
• 因屈從而閉起眼睛

而只有 7.6% 的照片顯示狗狗當下是舒服的，剩下 10.8% 的照片則看不太出來或屬於中性。科倫教授認為他找到的照片應該大多數都是飼主要展示他們多愛狗狗，以及他們之間的感情多好，才會放上網。但是他的分析結果則完全顯示是另一回事：大部分的狗狗並不愛被抱。

然後這篇文章就結束了。

等等，但，狗狗真的討厭被抱嗎？

首先，這並不是完整的研究。頂多算是一篇由專業人士寫的專欄文章，文章中提到的 250 張照片的分析資料並沒有經過同儕審查，除了科倫教授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挑了哪些照片，自己選照片、自己評斷、自己下結論的「研究方法」也稱不上合理，總之是遠遠談不上是嚴謹研究。任何一個念過研究方法或是知道什麼叫做同儕審查的人都知道，但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全台灣的媒體都在報導而且完全沒提到這盲點？

好在，還是有媒體發現這問題，華盛頓郵報的科學部落客瑞秋菲爾曼 (Rachel Feltman) 就訪問了科倫教授，而他誠實表示這「只是一個隨興的觀察結果」，並沒有經過嚴謹的同儕審查。

由於同儕審查（讓其他同領域的科學家檢視、討論該研究）是科學上建立研究可信度的重要基礎，缺少這個步驟的研究，可信度其實沒有經過檢驗，更何況就算文章通過同儕審查，在同領域其他研究出現之前，也很難看出這個研究真正的侷限，因此要從一個單一研究得出具體結論，其實是很困難的。

要說科倫教授的結論到底對不對，其實是辦不到的，但科倫教授得到這結論的方式的確是不夠科學的。因為我們不確定資料從何而來，到底採樣有多隨機？我們不知道每一張照片的拍攝脈絡，也不知道狗狗在拍照之前的心理狀態，也無法經由控制來判斷狗狗在被抱之前跟被抱之後的差異。評斷狗狗心理狀態的研究者只有科倫一位嗎？別忘了他本來就期待看見某種結果。或是我們該請多位不知道實驗目的的研究者來對狗狗照片進行編碼，通常這樣會比較沒有偏見的問題。

菲爾曼認為有沒有可能是，狗主人更喜歡將狗狗露出怪表情的照片發上網，儘管那代表著狗有壓力？照片中比較糟糕的抱狗方式跟一般自然抱狗的方式接近嗎？照片中抱狗的小孩跟成人比例如何？這也可能有影響。當然，還有很多很多問題可以問，也該問，如果我們要求的是科學的話。

杜克大學狗類認知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伊凡麥克連 (Evan MacLean) 回覆菲爾曼時則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麥克連提到，這個研究中用來評斷狗狗壓力的指標，大多是可以接受的，不過有些可能會引起爭議。例如，研究用耳朵下垂程度判斷狗狗受壓力的程度，在某些狗類天生耳朵就下垂的情況中，可能造成誤判；另一個例子是關於狗狗們眼白大小，這也會因為牠們看的方向不同而有所差異。舔舌頭也是一樣，其意義因時而異。

科倫教授說，他很開心能得到這麼多人關注，因為他就是希望人們對於擁抱狗狗這件事更為謹慎，對於他的文章被媒體當成一個完整的研究來報導，他不太意外，他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標題中用了「數據」（data）這個字，科倫強調，人們會因為看到科學名詞，對這則訊息更為重視，但這位 2007 年就退休的教授避重就輕地說這只是用來回答一個問題的觀察或測量方式。他期待其他科學家接手研究，但他自己沒打算重披戰袍。

說了這麼多，下回看到可愛狗狗時該不該抱牠？

對於這個問題，麥克連對華盛頓郵報說，他還是建議避免用人類的方式擁抱狗狗，因為這其實是一個「屬於靈長類才有的行為」，畢竟要對狗狗表達愛意其實有很多種方法。總之，別把狗抱得太緊。

如果不是那種緊緊擁抱，只是摟抱或是撫抱呢？科學有答案嗎？還沒。或許你可以把這當作研究主題，但這次別只是隨意找網路上照片評斷就下結論了。

感謝 D.I.N.G.O. 認證犬訓練師黃媛欣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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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莊霈淳｜成功大學心理系學生

圖／Marco Nedermeijer@flickr

在這個臉書和 Line 等社群網路軟體蓬勃發展的年代，大部分年輕族群應該都有類似的困擾：「我每次都要把 Line 通知關掉，因為每天都會看到阿公一直傳各種奇怪的圖片！」其實，這種「長輩圖」的現象，以心理人的觀察來看是還滿有意思的。

在台灣，這種「長輩圖瘋傳」特殊現象事出有因。新聞曾經報導，長輩圖的起源來自於社區長青電腦製圖班[3]，只要放上風景照或者生活照，打字上去，長輩圖就能輕鬆上手。所以為了配合長輩學習成就感上的需求，沒有特殊門檻的長輩圖就這樣源源不絕地被製造出來了。而且在這個人人上網、處處社群的世代，長輩們當然不會只是個旁觀者，也會想要參與其中。所以長輩圖製造出來後就馬上可以跟親友分享，可以製造人際間交流的議題，以此來參與社群的互動而不只是旁觀。人在年紀增長時，會逐漸失去獨立自主的能力，需依靠他人照護，即使如此他們仍非常需要人際生活。對長輩來說，他們最能夠接觸的人際關係網絡就是家人了！因此這些長輩圖的第一線接收者就是長輩生活圈的親友。

我們觀察長輩圖的元素可以發現到，長輩圖的元素也包含大量勸人向善的格言或問候，而且不需擁有特別的創意，或者是說，長輩們眼中的創意是獨樹一格的，跟現在網路流行的風格並不相同。（曾有網站就近期火紅的「長輩圖現象」做了 KUSO 的詮釋。）

一篇〈「不要叫我數位文盲！」－老人上網經驗之優勢觀點分析〉的研究當中就在談老人成功的上網經驗，發現這些「跟得上時代腳步」的年長人士充分利用新傳播科技來表現「自我意識」。據筆者生活經驗的觀察，不論是長輩在製圖時、或是接收這些轉發圖片時，他們的注意力會著重在是否能夠觸動到「正向」、「歸屬感」的情緒，例如山水和可愛的漫畫圖片，而非時下年輕人在意的時尚與美感的元素。

那些缺少美工設計的長輩圖，或許是因為他們的注意力比較聚焦在的文字上。在這過程中，筆者認為在長輩們傳達文字諸如「早安！祝您有個美好的一天！」的問候語句時，就很像在路邊遇到時彼此問候「甲霸未」、「來坐喔」，這種帶著善意的直覺問候，讓他們感受到人際間的連結與歸屬感。

另外，分享「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這類的道德勸世格言、或是一些生活小常識的舉動，筆者認為，長輩們可能因為生活缺乏外界刺激，視上網為一種發聲及 溝通的工具，藉以補償自己因老化所帶來生理、心理及人際互動的衰退，進而滿意自己目前的生活品質[4]。同時他們也希望在分享格言的時候，趁機達成「關照」子女之目的，聯繫家人與親友的人際關係網絡。

先前曾經有網友分享過如何以年輕人風格的反諷長輩圖，與家裡長輩開打「圖戰」，也是一種有趣的反擊。由長輩圖現象當中，我們看到了世代的異同。說穿了，大部分年長者製作或是分享長輩圖，背後的原因也跟我們年輕人尋求認同和歸屬感的行為，有異曲同工之妙呢。換個角度想，今天我們不懂長輩圖，但長輩們反過來也不懂我們為什麼喜歡拍照打卡、愛用一些鄉民梗的行為一樣，每個世代都有專屬於他們的語言與聯繫方式。所以別再嫌棄長輩圖了，甚至可以撥空傳訊或聊天關心一下，因為這可能是長輩希望與你建立的方法呀。不過如果他們傳了偽科學資訊，那當然還是要闢謠一下的啦！

註解與參考資料

1. Facebook is the most popular social network for the over 50s, Telegraph, 2015.7.24.
2.  Social Media Use by Age Group Over Time, Pew Research Center
3.  夏君誠、張佩雅，〈長輩圖源頭找到了 原來是社區長青電腦班〉，中時電子報，2016年2月24日。
4. 黃誌坤(2012)，「不要叫我數位文盲！」-老人上網經驗之優勢觀點分析，高雄師大學報，32，152。

5. Barry Birkett, 5 Benefits of Social Media for Seniors – Let’s Help Them Get Online! Senior Care Corner.

6. Would older adults turn to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s for help to maintain their independence?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Vol. 29, No. 5, 01.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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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vishvanavanjana @ pixabay

「下流老人」是近幾年日本出現的最新名詞，指的是那些沒有子女（或子女沒辦法供養父母），沒錢進安養院、也請不起看護來照顧自己的獨居老人，又老又窮又孤獨。你或許無法想像自己老了之後會是這般光景，「老了」也許離現在的你還有一段距離，但在台灣即將邁入高齡社會的此刻，我們對「老化」這件事有多少認知？

根據內政部 102 年底的人口資料推估，台灣 200 多萬的老人當中，有 217,855 人罹患失智症，佔老年人口的 8.09%。這個好發率隨著年齡增加而提高的疾病，目前還沒有根治的方法。沒辦法事後補救，有沒有辦法事前預防？「大家現在的想法是，不要等到疾病發生再來處理，而是要在還沒發生之前，先找出來哪些人未來有可能發病」，她是獲得今年（2016）吳健雄傑出女科學家新秀獎的台大心理系助理教授張玉玲，國內臨床神經心理學少數從事老年臨床研究的老師，主要針對未來極有可能罹患失智症的高風險群，例如輕度知能障礙（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做研究。

「我想念心理系的想法很單純，就是對人很有興趣，但真的進到心理系後發現，心理系比我想像的廣泛很多」，原先和大家一樣，以為念心理就是在念情緒的張玉玲，在台大心理系的第三年遇見花茂棽老師，就此結下她和神經心理學的不解之緣。

「大腦本身其實是讓我更著迷的，它影響到我們整個人如何行為思考。」台灣研究臨床神經心理學的人本來就不多，像張玉玲這樣年輕的就更少，但看看主計處的統計資料上頭寫著，台灣社會將在 2018 年邁入老年人口比例超過 14% 以上的高齡社會，2025 年就達到 20% 以上的超高齡社會。在社會面臨轉型的同時，對高齡長者醫療需求的相對性研究，能否跟上民眾老化速度，前景其實值得憂慮。

女科學家新秀獎得主張玉玲。圖／吳健雄學術基金會提供。

輕度認知障礙 罹患失智症的前哨站

老了其實不是問題，而是可能伴隨老化出現的種種疾病、照護所需要的醫療協助，社會福利有沒有能力即時銜接，才是老年人口日益增加的台灣面臨的最大隱憂。台灣目前有 18.74% 的人屬於輕微認知障礙（簡稱 MCI，約五萬多人），這個階段是介於正常老化到罹患失智症間的過渡地帶，可能會出現記憶力衰退、情緒反應遲緩等狀況，最後有 10~15% 比例的人會發展成失智症。為了能更早預防，張玉玲說：「很多時候我是在研究目前看起來還健康的人」。

這樣的研究方法，來自張玉玲在美國念書的經驗。她到社區中招募受測者，針對有可能罹患輕度智能障礙的長者進行簡單的心智功能診斷，企圖找出影響罹患失智症的關鍵因子。然而，這些資料蒐集都需要受訪者高度配合，畢竟要承認自己「失智」都不是那麼容易（看看電影《我想念我自己》女主角的故事），更何況是承認自己「有可能失智」，光想就覺得很有心理障礙。（延伸閱讀：認識早發性阿茲海默症）。「台灣老人跟國外不太一樣，大多時候還停留在『我沒生病，為什麼要看病』的思維裡」，挫折沒有讓張玉玲退縮，她反而因此明白自己研究的存在價值。

失智症知多少？

你對失智症了解多少？其實它不是單一的疾病，而是一群病症的組合，大致可分為因為腦神經細胞退化或病變引起的原發性失智症（約佔 70~80%）、與心血管疾病導致的續發性失智症（約 10~20%），症狀也不只是記憶力衰退，還包含語言能力、判斷力、注意力等全面性的心智功能減退，它是一種不正常的老化，嚴重到影響日常生活。對於為什麼會發生這些疾病，目前學界還沒有定論。

正常大腦（左）和失智症患者大腦（右）對照示意圖。圖／By derivative work: Garrondo (talk)SEVERESLICE_HIGH.JPG: ADEAR: “Alzheimer’s Disease Education and Referral Center, a service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Public Domain, wikipedia.

多數人對於失智症的診斷印象，大多停留在腦部影像或抽血，不過阿茲海默症的診斷是無法單用腦影像或是抽血檢查來判斷的，抽血主要是要排除因為其他生理疾病所造成的認知功能改變，例如維他命缺乏、甲狀腺功能低下等。阿茲海默症的診斷最終還是要依靠心智功能的評估來做診斷主要依據，透過一些臨床上標準化的神經心理測驗工具，來測量病人心智功能的表現，是不是明顯超過因為正常老化而造成的功能改變程度。不過其實這些只是用來排除「非」失智症的可能因素。

這件事說來簡單，但試想，失智影響的是大腦心智能力（認知、記憶、語言、思考），在還沒嚴重到影響生活時，你如何能夠判定自己／他人可能有失智傾向？

找出可能罹患 MCI 的高危險群

在醫療系統中，要篩選失智症很容易，但若想在社區中篩選可能發展成失智症的高風險群，就相對困難許多，主要是受限於測量工具的敏感度、使用上的方便性或成本考量。「這是為什麼我想去發展一些新的工具，根據我們對大腦以及認知歷程的了解，這些新工具可以在社區進行檢測」。未來若是工具完成，透過簡便的認知測驗在社區中就可以初步篩檢出未來可能罹患輕度知能障礙 MCI 的高風險群。

同時張玉玲也提到，心血管疾病、年齡、ApoE4 基因變異，都是罹患失智症的風險因子，「基因變異讓你的大腦比較沒有本錢抵抗老年失智」。由於失智症是一種持續進行的疾病，臨床經驗顯示，從 MCI 發展成失智症只需要幾年時間，但 MCI 之前的病程怎麼進行，就不是很清楚，提前找出潛在的 MCI 病患或是失智症的高風險個體，變成科學家們和時間賽跑的關鍵因素。

如何界定失智與正常？

圖／kkdiookekkdio0 @ pixabay

由於正常老化過程當中也會造成功能上的改變，因此界定是失智還是正常老化的標準就變得很重要，多數時候科學家透過蒐集同年齡、性別、教育程度人的資料，找出一個標準化常模（意指一群人在測驗上的普遍水平或分布狀況），藉此判定病人的病況。張玉玲強調，常模有它的限制，對於功能已經不好的病人來說很適用，但是對於功能原本就很好的人未必是敏感的一套「標準」，因此必須建立更適合或是不同的參照標準、研發新的測量工具，讓結果的判讀上，能更敏感地反映出功能上細微且是與病理有關的改變，才能達到早期偵測的目的。

即使現在離目標還有段距離，但張玉玲樂觀的說，「我知道我們已經越來越近」。

我有沒有可能罹患失智症？

有時候，最簡單卻最重要的問題，最難回答。

對於這個進行中、不可逆的疾病，當前醫學恐怕只能提供這個問題最終答案的暫時版本。回台工作五年多，張玉玲頗多感觸，她希望最終能開發出簡單低成本的失智症初步篩檢工具，讓預防能落實在家庭或社區中，而不是一定得千里迢迢跑到大醫院做檢查，最後發現已經為時已晚。

有天我們都會變老，我想起自己家中的外公，時不時會看著我卻叫出別人的名字，是不是那也是自己未來的模樣？如果有天，我們能提早預見失智症的發生風險、及早治療，這一切或許可以變得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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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Nina Hale @ flickr

作者／趙書賢（彰師大輔導諮商所）

又到了一年一度「感恩母親，讚嘆母親」的母親節了。當各個商家都在強打母親節優惠、你趕忙著訂餐廳的時候你是否問過自己一個問題：母親，究竟是什麼？當你回去和媽媽一起吃飯的時候，是尷尬、溫暖、開心、被逼迫、還是上面這些情緒的混和？

其實母親節，也是母親結。在大多數的家庭互動中，相較於父親，母親跟子女是接觸時間最長、關係也通常是最糾結的[7]。那些當年與你最親密的人，雖然在你最脆弱的時候給你安慰，但同時也可能在你最無助的時候傷害你。你可能曾經很努力地考了第三名為了換來母親的鼓勵，她卻幽幽地說：「隔壁小明每次都考第一名」；你也可能一直不想讓母親失望，但卻總是活在一個「不管則麼做，她都不會滿意」的陰影裡。但當有人傷害、糟蹋她的時候，你比誰都還要憤恨不平，你會拳頭 in in der 第一個衝出去。

怎麼樣，這些感覺熟悉嗎？

《艾草》：台灣女人的苦情腳本

電影《艾草》劇照。圖／公視粉絲團

電影《艾草》描述女主角艾草的母親楊乖在年輕的時候丈夫就過世了，獨自把艾草撫養長大，艾草長大以後嫁給了一個外省的先生，很傳統又有省籍情節的楊乖根本不能接受，兩個人的關係惡化。可是，等到楊乖越來越老，發現自己另外三個兒子都在大陸經商工作，會回來照顧她的還是只有艾草。

艾草生下了一男一女，她的丈夫也在孩子都還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兒子是同性戀，女兒宋伶和一個外國黑人未婚生下了一個混血女兒，故事就在描述這一個小小孫女回家見奶奶、阿祖的過程。宋伶希望得到家人的認同，尤其是母親艾草的認同，雖然她知道這條回家的路非常艱難，但還是硬著頭皮回來了。

電影《艾草》主要角色關係圖。

有沒有發現她們母女間正在重複一種奇怪的迴圈？

這就是傳說中的「代間傳遞」（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家庭會在世代之間傳承某些習慣、觀念、行為，更包含了某些更深層的問題如暴力、教養方式、衝突等等[1,8]。

在電影中祖母楊乖、母親艾草，甚至一直到女兒宋伶，三人在親密關係中的「苦情」遭遇彷彿詛咒一樣不斷重複，然而除了歸咎命運外，從代間傳遞的角度來看，親密關係中自己的人格特質、習慣的互動方式，可能都是母女相處時潛移默化傳承而來，形塑出三個女人儘管失去另一半，也能長出「為母則強」的特質，然而這傳承過程也讓兩代母女彼此的連結密不可分、幾乎讓人窒息，兩個媽媽都覺得女兒背叛自己、辜負自己。

1. 在我們的文化裡，「疼」和「愛」是一體的

弔詭的是，片中所有的女人雖然都需要愛，但卻也因愛而痛苦。我們常說你爸媽「疼不疼你」，可見在我們的文化裡，「疼」和「愛」似乎是一體的。這也不禁人思考，主角的名字「吳艾草」代表著的是「吾愛」、「無愛」，還是「無礙」？

換句話說，其實從沒有誰背叛誰，我們只是用對方不喜歡的方式愛對方，或忘了我們的愛，有時更帶著傷害。若以西方文化的家族治療或心理諮商取向來看，這樣的家庭衝突必然是需要把每個人的心理距離拉開，讓彼此覺得更自在、有自我發展的空間。然而在華人親子關係的脈絡如孝道、家族、親屬等[3]之中，最有利於心理健康的互動方式不是全然的獨立自主，而是在彼此的關係中找到舒適的位子。

天下「有」不是的父母：看見傷害、承認傷害、終止傷害

與父母親和解的議題在不同的心理療癒書籍都是很重要的主題，如敘事王子周志建在書裡提到自己那貪婪、壞脾氣的母親，花了數年時間與自己內在那個母親形象告別，自己才從母親的陰影之下走出[4]。在這些幫受傷的自己止血、清瘡並復元的歷程之中，起點必然是承認「我們真的有『不是』的父母」[6]，有時一昧用道德規範、自尊心、自我保護的機制「催眠」自己，相信所有人的家都是那個前面有小河、後面有山坡、可愛美滿的家，並不是一條「回家」的路[5]。

2.唯有你看見並嘗試去接納過往「家」帶給你的幸福與痛苦，療癒與成長的力量才能長出來

電影中，艾草反覆躊躇著，是否該把大女兒未婚生子的事告訴老媽媽。一直到老媽媽生日這天回到娘家的艾草，一邊跟兄弟姊妹張羅母親的生日，一邊忍受著母親一句句尖酸刻薄的話，

楊乖：「不幸喔！今天是要害我讓人看笑話，過什麼生日，笑破人的嘴！」

艾草：「（沉默）」

楊乖：「什麼樣的人就生什麼樣的女兒，一個比一個不像樣，不要臉，還敢回來！」

艾草：「（沉默）」

楊乖：「女孩子出國念書，念什麼書！都念到哪裡去了？還沒結婚就生孩子，乾脆去當妓女算了！」

艾草：「（拍桌子）講話一定要那麼難聽嗎？囉嗦又難伺候，難怪討人厭！」

但那像是刺在自己和子女的尊嚴上利劍，積壓多年的艾草終於忍不住脫口而出，一句話將累積數十年的不滿傾瀉而出，也止住了傷害、忍耐傷害的惡性循環。於是，擋在雙方和解之前的情緒被阻斷，更真誠的對話（或互動）才能展開。

在對方的傷口中，找到療癒自己的藥

宋伶在外婆家看到媽媽艾草抱著小女兒向阿嬤爭取認同後，回到家裡兩母女開始了一段對話，艾草質疑為何女兒要回台灣氣自己，但女兒的一句話卻是兩人打開心胸的起點：「可是如果你沒有接受，我永遠都會有遺憾」，原來很多我們以為是故意、是傷害，但真正造成傷害的是自己的誤解所造成。

當然傷害的也可能真的是惡人，或者慣於傷人的人，在關係裡他們可能真的永遠無法變成我們心目中的慈父慈母。在電影裡正因為艾草知道在母親成長的年代，對要養活一群孩子的單親媽媽來說，貪婪、多疑並習慣嘴裡不饒人來宣洩情緒是可以理解的，雖然這輩子大概沒有機會「改造」母親，自己仍常透過迂迴的方式來提醒母親。就像父母無法替孩子成長一樣，孩子也無法操控父母改變，也幸好我們不能代替別人改變，才能專注療自己的傷。

而宋伶看著媽媽苦過來，理解媽媽過得不容易，但也覺得媽媽做得到、自己應該也做得到；也看見對方的傷痛、辛苦與立場，並不只是單純的認同對方、貶抑自己，而是當衝突發生且別人用主動攻擊來表達自己的傷痛時，不再放任這些攻擊真的傷到自己。

3. 有時候我們被最愛的人傷害，只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表達愛

衝著自己來的傷害，還有人可以恨。那「掃到颱風尾」的人呢？其實在關係裡，很多人是分不清二者的。知道曾經傷害自己的那些人事物，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價值、不是因為愛不存在、不是因為我們將被拋棄，而是對方從來不知道怎麼表達愛[2]。於是從他人的傷裡找到療癒自己的藥，用來原諒別人，也原諒受苦的自己。

吃母親節大餐前，你可以做的事

有人說母親節是一年一度感謝媽媽的機會，有人說是一年一度提醒媽媽生孩子的痛的母難日，但我反而覺得一年一度的母親節，是讓我們（或許在奔波回家的路上）好好思考自己彼此關係的機會。

至少一年一次，在見面之前、在送禮之前、在扮演孝順乖巧的孩子之前，把媽媽對我們的傷害、我們說不出口的辛苦、一直以來困住的互動方式拿出來好好梳理，在自動化地勉強自己裝出笑臉或武裝自己之前，把心中的怨先卸掉，用書寫的方式、求助專業助人者，或只是在河岸邊大喊幾聲「媽媽你真的很過份，我知道你很愛我，但你的所作所為還是讓我遍體鱗傷！」

有時候光是這樣的一種承認，就可以讓兩人的結鬆開一些。

真正的愛不是委曲求全、犧牲自己，當然也不是唯我獨尊、破壞關係，而要做到兼顧關係與自我需求不是一蹴可幾，從現在起，你也可以跟自己、跟內在的父母和解。

延伸閱讀

1. Gilbert, R.（2013）。Bowen家庭系統理論之八大概念：一種思考個人與團體的新方式（江文賢譯）。台灣：秀威資訊科技。
2. Johnson, S.（2009）。Hold Me Tight：Seven Conversations for Lifetime of Love（抱緊我：扭轉夫妻關係的七種對話）（劉淑瓊譯）。台北：張老師文化。
3. 卓馨怡、利翠珊 （2008）。 成年子女的孝道責任與焦慮：親子關係滿意度的影響[Filial Obligation and Anxiety of Adult Children: The Effect of Satisfaction with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本土心理學研究（30），頁 155-197。
4. 周志建（2013）。擁抱不完美，認回自己的故事療癒之旅。台灣：心靈工坊。
5. 洪仲清、李郁琳（2015）。找一條回家的路：從跟家庭和解出發，再學會修復自己與關係。台北：遠流。
6. 許詩淇、黃囇莉 （2009）。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華人父母角色義務對親子衝突與親子關係的影響[Are Parents Never Wro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Parents Role Obligation on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Relationship]。中華心理學刊， 51（3），頁 295-317。
7. 程景琳、陳虹仰 （2015）。 父親及母親心理控制行為與子女同儕受害的關聯：社交焦慮的中介影響[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on Adolescents’ Peer Victimization: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Anxiety]。教育心理學報， 46（3），頁 357-375。 doi: 10.6251/bep.20140612
8. 趙文滔、許皓宜（2012）。關係的評估與修復：培養家庭治療師必備的核心能力。台灣：張老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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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 Adnan Saulat

文／小磚  心理系研究生

「……你可能一直認為生命是艱苦和充滿掙扎的，所以依據吸引力法則，你就會體驗到艱苦和掙扎的生活。現在就開始對宇宙吶喊吧：『生活是多麼輕鬆！生命是多麼美好！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向我而來！』」

上文是摘錄自朗達．拜恩（Rhonda Byrne）的《秘密》一書。跟其他自我啟發類書籍，如《積極思考的力量》一樣，這些書主張人們只要反覆閱讀和認同這些自我正面字句（positive self-statement），就會變得幸福快樂又美滿。先不討論吸引力法則是否有著偽科學的嫌疑，近來社會開始反思和審視正面思考——如《快樂工業》及《失控的正向思考》——探討這些自我啟發書籍的內容會如何影響人們的心情，也成為心理學近年的研究專題之一。

為了研究正面字句如何影響人們的心情，以及自我正面字句怎樣在華文社會裡產生效用，來自香港的學者 June Yeung和 Vivian Lun 邀請了 284 位大學生進行實驗，將他們隨機分為以下四個組別，分別是：

1. 閱讀正面字句
2. 聆聽正面字句
3. 閱讀中性字句
4. 聆聽中性字句

分別在閱讀或聆聽的前後測量並觀察情緒變化，同時也會請他們填寫基本需求滿足度（need satisfaction）的量表，以瞭解其健康狀況和滿足基本需要的能力等等。

在組別一、二當中，參與者會分別閱讀或聆聽相同的 20 個正面句字，都是從《秘密》一書摘錄出來的，例如：「生活是多麼輕鬆！生命是多麼美好！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向我而來！」、「我感覺好棒，我感覺真好」。而在中性組的參與者，則會分別閱讀或聆聽20句跟自我概念無關的社會信念句字，例如「大部份的災害也是能夠被預測的」。

為了避免任何期許所導致的效果，參與者們只是被告知需要閱讀或聆聽句字，情緒也是用間接的聯想判斷問題來測量——由於當人們在愉快的情緒時，傾向作出一些正面的聯想例如：友誼比較容易被維持、戰爭比較少會發生等等。研究當中，則利用前人所設計的一式兩份情緒聯想問卷，在受訪者不知情的情況下，間接地測試閱讀／聆聽句子前後的情緒變化。

研究結果顯示：閱讀《秘密》一書中正面字句的組別，參與者閱讀後的心情稍微變差一些，特別是對那些基本需求較無法得到滿足的人（基本需要量表裡得分較低），他們的心情更是差了很多。相反，聆聽正面句字的人心情卻輕微變好了。閱讀或聆聽中性的字句則沒有顯著的情緒變化。

為什麼讀了正面字句後心情反而變差呢？因為人們看到這些字句時，會去比較他們的自我概念以及該字句所提倡的理想自我概念。根據自我差異理論（self-discrepancy theory），當實際與理想的自我差太遠時，這樣的差異就會引起憂鬱或不安。情況大概就像這樣：明明我已經付不起租金了，你還在跟我說「生活是多麼輕鬆」？

對於無法滿足基本所需的人來說，自我正面字句所帶來的反差就更大了。至於聆聽這些正面字句的時候比較不會有種負面效果，可能是因為在聆聽的環境下，人們只會大約理解到字句的內容，而不會詳細地跟自我概念作出比較，因此心情才會稍微變好。

這個現象或許能夠解釋為甚麼南韓的麻浦大橋改名為「生命之橋」，並加上正面勵志的標語後，在大橋自殺的數字卻不跌反升啊。下次看到朋友不開心的時候，先別急著傳勵志正面的訊息鼓勵對方，考慮一下對方的實際狀況，再向對方表達關心和慰問吧 <3

參考資料：

Yeung, J. C., & Lun, V. M. C. (2015). When self-help materials help: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self-discrepancy and modes of delivery of positive self-statement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10.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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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擷取自Youtube影片剩男出頭天

當我們談到人際吸引的議題時，那句半開玩笑半真實的「人帥真好，人醜性騷擾」，總是我們第一句想到的話。但是，人際吸引真的只有這麼簡單嗎？如果真的是如此，那麼小魯恐怕只能靠著整形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了。

幸好，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其實人際吸引這一件事情，並不是只有外貌吸引力這一個要素。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我們會認定一個互動對象是具有吸引力的，並不單單只是看對方的外貌等一般可見的特性（一般目標效果，general target effects），還包括我們和對方互動的感覺（特定知覺者–特定被知覺者效應，specific perceiver-bytarget effects；又稱關係效果，relational effect）[1]。而這樣的社會互動特性，其實背後也有相關的演化基礎可以解釋。活在這個多樣複雜的社會當中，我們除了透過外貌來認出對方是一個具有高度基因適配性與生育能力的對象之外（如[2][3]），也需要透過社會互動與相互合作來最大化繁殖成功的可能性，因此找出能夠相互溝通與了解的對象就變得很重要了[4]。

為什麼每個人的天菜都不同？

至於我們的大腦神經系統，如何幫助我們找到能夠相互理解的對象呢？一篇不久前發表的論文 [4]，提出了讓人耳目一新的證據。他們把研究的目標擺在大腦的酬賞系統（reward system）之上，過去研究發現，酬賞系統在吸引力這件事情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5][6]。根據這些研究發現，大腦當中的腹側紋狀體（ventral striatum）和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 orbitofrontal cortex, mOFC）是大腦酬賞系統的主要核區，而這兩個核區同時也是食物和錢的酬賞系統中樞 [14][15]，所以你總是會看著正妹流口水卻又吃不到，或是羨慕著那些雖然不高不帥但是很有錢的小開。

圖／By Mmm Daffodils – Own work, CC0, wikipedia.

不過先別急，這個實驗就是為了要拯救我們這些不高不帥又長相猥瑣的人而出現的，因為過去的研究雖然解釋了我們的大腦是如何解讀吸引力的，但因為主要研究臉部的物理吸引力 [7-13]，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些人會獲得某些人的喜愛，另一些人則特別吸引另一群人，用白話一點的說法就是，「為什麼每個人的天菜不一樣？」。

近期的研究則發現，大腦當中的酬賞系統，並不僅僅對臉部吸引力會產生反應，他也會對個體如何在社會互動當中對於人際吸引力所做的調整有所反應。當大腦獲取外界訊息時，這些訊息會在腹側紋狀體產生一個神經訊號，而這些神經訊號會反映出我們從外界資訊可獲得的證據有多少，藉此做出刺激評估[16]。

而這一篇研究則透過兩個實驗，來檢驗我們的大腦如何找出適合我們的伴侶。在這個研究當中，實驗者收集了兩批受試者，第一批受試者參與一個實驗室當中的行為實驗，第二批受試者則是行為實驗加上 fMRI 觀測。在兩個實驗的一開始時，實驗者會先測試受測目標對於受試者的吸引力有多大，藉此控制受測目標對於受試者初始吸引力，如此一來才能得知在經過實驗之後，有多少吸引力的改變是受到實驗操弄影響所造成的；他們透過兩個不同的方式來測試這一點。

實驗前小測試

第一個測試方式是透過物理人際距離的方式做檢測：受試者坐在一個螢幕前面，在螢幕上會出現一名女性的臉孔，受試者可以按一個按鍵，讓那名女性的臉孔就會離自己更接近一些，直到感覺到對方的臉孔是適合交談的舒適距離為止；除第二個測試方式則是透過自評問卷來做測試：實驗者透過三個問題，來評估受試者對於該名女性的感受：「是否願意認識對方──我願意在現實生活中認識對方」、「期待親密對話──我感到她很了解我」、「期待親密對話──我想我可以和她討論個人問題」。

實驗一：你能夠判斷對方情緒嗎？

在記錄完實驗前的吸引力之後，受試者會觀看一小段短片，影片中呈現的是該名女性正在經歷一種特定的情緒，有些是難過，有些是恐懼，而她的臉部表情也會反映出她當時的情緒。在觀看完之後，受試者會被問到該名女性的情緒是恐懼或是難過，以及你對於你的判斷有多少信心。在觀看影片之後，實驗者會再次使用剛剛那兩個方式，來測試受試者所感受到的吸引力有多少。

實驗二：觀察別人情緒時，自己的大腦在做什麼？

而第二個實驗比第一個實驗多了些許的不同，除了第二個實驗當中有紀錄受試者的大腦神經變化之外，他們也會接受一種稱之為「情緒經驗測試」的試驗，用來確定受試者在觀察他人情緒變化時的大腦活動與受試者個人經歷個人自身情緒變化時的大腦活動之間的異同，而實驗者把這兩者之間的比較稱之為「神經觀察─經驗配對（neuron observation-experience, NOE matching） 」。

實驗後

最後，兩組受試者都會再做一次物理人際距離評估，以及自評問卷，藉此得知經過實驗操弄之後，目標對象的吸引力改變了多少。

圖／Daniel @ flickr, CC BY-NC 2.0

我懂你，也讓我更被你吸引

實驗一的目的是在測試是否在觀察他人的情感行為時，會導致個人人際互動吸引力的改變？而這些改變是否能夠被個人評斷對方情緒的信心所預測？實驗者測試了 40 名受試者（21 女 19 男），結果他們成功的在多數的嘗試中回答了正確的情緒狀態（恩，蠻會察言觀色的），而他們對於自己回答的信心，也反映出了實際的正確判斷；這顯示了我們的內在具有一個可信的內在模式，能夠評斷對方的情緒狀態，並且正確地估計自己判斷正確的機率。除此之外，研究也針對吸引力的部分進行分析，他們發現「觀察者對於自己判斷的信心」和「觀察後的吸引力提升」有部分正相關，無論是按鍵的次數或是自我回報的那三個問題皆顯示了這樣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扣除掉了外在吸引力之後，這樣的部分正相關依然存在。

而實驗二的目的則是透過 fMRI 來觀察我們在觀察他人情感時的大腦變化。這一回合的實驗總共有 52 名受試者（28 女 24 男），他們在大多數的情緒測驗當中也都答對了，而且他們的自我回報信心也很接近地反映出實際上的正確判斷。而人際吸引的部分亦如實驗一所提及的，若是受試者對於自己的判斷越有信心，那麼他在實驗後回報的吸引力也都會比較高。

接著，實驗者針對 fMRI 的資料進行分析，檢驗受試者的信心是否和酬賞系統當中的神經訊號有關。結果發現，在觀察目標對象的臉部表情時，自我回報的信心和右腦腹側紋狀體的神經活動呈現了顯著的正相關；而在做情緒判斷時，自我回報的信心則和內側前額葉皮質神經活動呈現了顯著的正相關。既然自我回報的信心指數和大腦中酬賞系統的神經變化是有關的，那麼，腦中的神經活動能否預測人際吸引程度的改變呢？研究結果發現，在扣除了觀察前的吸引力之後，「兩種和信心程度相關的神經訊號（右腦腹側紋狀體、內側前額葉皮質）」分別都和「觀察後的親近性行為」呈現了部分正相關，順帶一提，枕葉的舌回（lingual gyrus）也和觀察後的親近性行為具有部分的正相關。

我們針對他人外表所做的吸引力評斷，每個人做出來的差異並不會太大；但是能否了解一個人的情緒，進而增進他對自己的吸引力，每個人的差異就大了許多。

綜合以上的實驗結果發現，我們僅僅透過幾分鐘的情緒觀察，就能夠改變一個人對我們的吸引力，若是我們主觀認為我們能夠理解對方的情緒（而實際上我們覺得能理解對方情緒和實際真的理解是有高度正相關的），那麼我們就會感受到對方對我們的吸引力有顯著的提升。而過去被發現用來預測一個人長得正不正、帥不帥這種外貌吸引力的大腦酬賞系統（腹側紋狀體、內側前額葉皮質），也能夠拿來預測情緒了解所帶來的吸引力的提升。除此之外，個人對於情感判斷的信心，以及隨之而來的吸引力改變，是能夠部分地被「其他人的情感行為」和「個人神經訊號所表徵的該狀態」有多相似所解釋的。也就是說，如果對方的情感行為和我們處於該種情感時的大腦狀態越相似，我們就越能理解對方。

而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針對他人外表所做的吸引力評斷，每個人做出來的差異並不會太大；但是能否了解一個人的情緒，進而增進他對自己的吸引力，每個人的差異就大了許多──我能懂你的情緒，並不代表其他人也能夠懂你的情緒。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某些人對某些人特別有吸引力，另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特別有吸引力的原因了。至於我們能不能透過訓練來解碼他人情緒呢？這就有待後續研究來探討了。

參考資料：

• [1]Kenny DA, West TV, Malloy TE, Albright L (2006) 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data. Pers Soc Psychol Rev 10(4):282–294.
• [2]Bzdok D, et al. (2011) ALE meta-analysis on facial judgments of trustworthiness and attractiveness. Brain Struct Funct 215(3-4):209–223.
• [3] Funayama R, et al. (2012) Neural bases of human mate choice: Multiple value dimensions, sex difference, and self-assessment system. Soc Neurosci 7(1):59–73.
• [4]Silke Anders, Roos de Jong, Christian Beck, John-Dylan Haynes, and Thomas Ethofer.(2016)A neural link between affectiv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 [5]Newcomb TM (1956) The prediction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Am Psychol 11(11):575–586.
• [6] Byrne D (1997) An overview (and under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y within the attraction paradigm. J Soc Pers Relat 14(3):417–431.
• [7]Nakamura K, et al. (1999) Activation of the right inferior frontal cortex during assessment of facial emotion. J Neurophysiol 82(3):1610–1614.
• [8] Aharon I, et al. (2001) Beautiful faces have variable reward value: fMRI and behavioral evidence. Neuron 32(3):537–551.
• [9] O’Doherty J, et al. (2003) Beauty in a smile: The role of medial orbitofrontal cortex in facial attractiveness. Neuropsychologia 41(2):147–155.
• [10] Kampe KKW, Frith CD, Dolan RJ, Frith U (2001) Reward value of attractiveness and gaze. Nature 413(6856):589.
• [11] Kim H, Adolphs R, O’Doherty JP, Shimojo S (2007) Temporal isolation of neural processes underlying face preference decision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4(46):18253–18258.
• [12] Cloutier J, Heatherton TF, Whalen PJ, Kelley WM (2008) Are attractive people rewarding? Sex differences in the neural substrates of facial attractiveness. J Cogn Neurosci 20(6):941–951.
• [13]Bzdok D, et al. (2011) ALE meta-analysis on facial judgments of trustworthiness and attractiveness. Brain Struct Funct 215(3-4):209–223
• [14] Haber SN, Knutson B (2010) The reward circuit: Linking primate anatomy and human imaging.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35(1):4–26.
• [15]Bartra O, McGuire JT, Kable JW (2013) The valuation system: A coordinate-based meta-analysis of BOLD fMRI experiments examining neural correlates of subjective value. Neuroimage 76:412–427.
• [16]Kepecs A, Uchida N, Zariwala HA, Mainen ZF (2008) Neural correlates, computation and behavioural impact of decision confidence. Nature 455(7210):22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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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Wen-Jing Lin｜倫敦大學學院（UCL）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兇手一定是因為常常玩暴力電玩才會犯下這種罪行！」

「應該要禁止小孩玩暴力電玩！」

圖／擷取自Youtube影片。

自從電玩成為青少年與年輕成人最主要的娛樂活動之一後，每當特定類型的案件發生，類似言論就會出現在人群中，例如校園槍擊案、隨機殺人案等等。「暴力電玩會增加玩家在現實世界的攻擊行為、會促使玩家變得暴戾、會提升犯罪率、會使玩家道德淪喪、對暴力無感…」這些貌似合理的說法，目前到底有幾分研究證據支持呢？

兩篇研究結論完全相反

暴力電玩的前身可說是含有暴力內容的電視或電影。80 年代，大人在擔心的事情是，給兒童看含有打架、血腥、殺戮的影片會不會對兒童有不良影響，或甚至引起他們的模仿。90 年代，電玩漸漸普遍，才開始出現零星的暴力電玩相關研究。第一篇回顧暴力電玩研究的後設分析（meta-analysis）期刊論文出現在2001年 [1]，文章結論是暴力電玩確實會讓玩家的攻擊性行為（aggressive behaviour）增加、警醒度（arousal）提升、改變玩家認知中關於「侵略」一詞的概念（aggressive cognition）、以及幫助他人（prosocial behaviour）的意願降低。這篇文章無疑地為「暴力電玩有害」這一論點背書。但是，同年的另一篇後設分析研究的結論是，就算長期玩暴力電玩，也幾乎沒有增加侵略性 [2]。

所以，兩篇文章的結論相反？那到底結論什麼？其實在過去十幾年來，研究者也很想要回答這個問題，所以陸陸續續都有新的實驗結果出爐。但是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依然爭議性十足，原因是研究者們持續發現不一致甚至相衝突的結果……

研究上的重大瑕疵

2007 年，美國學者 Ferguson 大膽指出，過去多數暴力電玩有關研究都存在重大瑕疵，包括：缺乏較可信的「侵略性」或「侵略行為」的測量指標、除了暴力與否之外的其他遊戲變項沒有控制好（像是遊戲速度、競爭激烈程度、遊戲難度、畫面複雜度……）等等。Ferguson 在當年也收集了他認為較為可靠的研究加以進行後設分析，結果指出暴力電玩並不會增加玩家的侵略性 [3]。

有少數研究者認為 Ferguson 的批評缺乏立場。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圖／取自GTA官網。

一般而言，研究裡面所指的暴力電玩包括：格鬥遊戲（例如 Street Fighter）、第一人稱射擊遊戲（例如 Doom），或甚至鼓勵玩家犯罪的俠盜獵車手（GTA）。至於非暴力電玩則有立體彈珠檯、Mini golf 或是解謎之類的益智遊戲。從這邊就能看出來，暴力電玩跟非暴力電玩的差別，不僅止於「暴力」與否。暴力電玩除了比非暴力電玩多出「暴力」這項元素外，暴力電玩似乎也比較刺激、節奏比較快速、遊戲畫面比較複雜、競爭比較激烈。這就是 Ferguson 所抨擊的要點之一。到底有多少實驗真的有把這些變項控制好？過去研究所觀察到的現象，真的是「暴力」這個因素造成的嗎？或者是因為暴力電玩剛好比較緊張刺激？或是因為需要贏得比較激烈的競賽所以才讓人變得具侵略性？或是其它原因？

雖然並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 Ferguson 的指控，但在他提出這些批評後，不少研究者在設計實驗時已經開始特別小心控制這些變項。

那麼，我們可以從改良過的新近研究，得到最後的結論了嗎？

可惜，事情並不如你我所想像的那麼單純。2009 年至 2015 年間所發表的後設分析研究，仍然沒有在某些爭議點上得到共識，包括攻擊性行為是否會增加 [4, 5]、侵略的認知概念是否會改變 [4–7]、同理心是否會降低 [4, 5]、幫助他人的意願是否會降低 [4–7]、學業成績是否會退步 [6] 等等。

除了電玩是否暴力，還有什麼什麼其他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近兩三年來，開始出現一類跟以往不同的研究。這類研究不再侷限於比較暴力電玩與非暴力電玩，而是把重點放在遊戲當中可能會影響玩家侵略性或造成其他行為改變的各項因素。以下試列舉幾項研究者試圖操控的因子：

競爭或合作

遊戲當中激烈的競爭會不會對玩家的侵略性有所影響？有研究指出，不論遊戲內容暴力與否，只要遊戲當中需要競爭，玩家的侵略性就會上升；反之，需要與夥伴合作的遊戲便會使侵略性降低 [8, 9]。

遊戲難度

不論暴力電玩或非暴力電玩，玩家認為遊戲難度高時，玩家本身的克制能力就會變得比較差[10]；相反地，玩家覺得自己能夠勝任時，侵略性顯得較低 [11]。不過也有研究發現遊戲難度並不會影響侵略性[12]。

人格特質

玩家人格本身的侵略性特質不一樣，受影響的方式也有所不同[13]。

遊戲畫面擬真度

遊戲畫面逼真的暴力電玩真的會產生比較大的效果嗎 [14]？

角色扮演種類

在暴力電玩中扮演罪犯會比扮演英雄引起更強的侵略性 [15]、在遊戲中扮演男性角色比扮演女性角色會使得玩家的侵略性更為提升 [16]，扮演不同人種的角色也會有不同的影響 [17]。

總結來說，「暴力電玩究竟會對玩家造成什麼影響」這個議題其實還算是相對年輕的議題，沒有結論也不意外。只是，除了爭辯「暴力電玩是否有害」這道是非題外，遊戲當中「暴力」以外的因素是不是也不容忽略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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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J. L. Sherry, “The effects of violent video games on aggression: A meta-analysis.,” Hum. Commun. Res., Jul. 2001.
• [3]    C. J. Ferguson, “Evidence for publication bias in video game violence effects literature: A meta-analytic review,” Aggress. Violent Behav., vol. 12, no. 4, pp. 470–482, Jul. 2007.
• [4]    C. A. Anderson, A. Shibuya, N. Ihori, E. L. Swing, B. J. Bushman, A. Sakamoto, H. R. Rothstein, and M. Saleem, “Violent Video Game Effects on Aggression,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 Bull., vol. 136, no. 2, pp. 151–173, 2010.
• [5]    G. Hall, S. Hamby, and L. Hedges, “In keeping with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s (APA) mission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to benefit society, the Task Force on Violent Media was formed to review the 2005 APA Resolution on Violence in Video Games and Interactive Media and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he goal of the task force was to ensure that APA’s resolution on the topic continues to be informed by the best science.”
• [6]    C. J. Ferguson, “Do Angry Birds Make for Angry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of Video Game Influences on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Aggression, Mental Health, Prosocial Behavior,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Perspect. Psychol. Sci., vol. 10, no. 5, pp. 646–666, 2015.
• [7]    T. Greitemeyer and D. O. Mügge, “Video Games Do Affect Social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Violent and Prosocial Video Game Play,” Pers. Soc. Psychol. Bull., p. 146167213520459, Jan. 2014.
• [8]    S. Eden and Y. Eshet-Alkalai, “The Effect of Digital Games and Game Strategies on Young Adolescents’ Aggression,” J. Educ. Comput. Res., vol. 50, no. 4, pp. 449–466, Jun. 2014.
• [9]    J. A. Velez, T. Greitemeyer, J. L. Whitaker, D. R. Ewoldsen, and B. J. Bushman, “Violent Video Games and Reciprocity The Attenuating Effects of Cooperative Game Play on Subsequent Aggression,” Commun. Res., p. 93650214552519, Sep. 2014.
• [10]  C. R. Engelhardt, J. Hilgard, and B. D. Bartholow, “Acute exposure to difficult (but not violent) video games dysregulates cognitive control,” Comput. Hum. Behav., vol. 45, pp. 85–92, Apr. 2015.
• [11]  A. K. Przybylski, R. M. Ryan, and C. S. Rigby, “The Motivating Role of Violence in Video Games,” Pers. Soc. Psychol. Bull., vol. 35, no. 2, pp. 243–259, Feb. 2009.
• [12]  J. Kneer, M. Elson, and F. Knapp, “Fight fire with rainbows: The effects of displayed violence, difficulty, and performance in digital games on affect, aggression, and physiological arousal,” Comput. Hum. Behav., vol. 54, pp. 142–148, Jan. 2016.
• [13]  Y. Jung, N. Park, and K. M. Lee, “Effects of Trait Hostility, Mapping Interface, and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on Aggressive Thoughts and Overall Game Experience After Playing a Violent Video Game,” Cyberpsychology Behav. Soc. Netw., vol. 18, no. 12, pp. 711–717, Dec. 2015.
• [14]  Zendle D, Cairns P, and Kudenko D, “Higher graphical fidelity decreases players’ access to aggressive concepts in violent video games,” presented at the CHI PLAY 2015 –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Annual Symposium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in Play.
• [15]  J. D. Sauer, A. Drummond, and N. Nova, “Violent video games: The effects of narrative context and reward structure on in-game and postgame aggression.,” J. Exp. Psychol. Appl., vol. 21, no. 3, p. 205, Sep. 2015.
• [16]  G. S. Yang, L. R. Huesmann, and B. J. Bushman, “Effects of playing a violent video game as male versus female avatar on subsequent aggression in male and female players,” Aggress. Behav., vol. 40, no. 6, pp. 537–541, Dec. 2014.
• [17]  G. S. Yang, B. Gibson, A. K. Lueke, L. R. Huesmann, and B. J. Bushman, “Effects of Avatar Race in Violent Video Games on Racial Attitudes and Aggression,” Soc. Psychol. Personal. Sci., p. 1948550614528008, Ma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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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取自電視劇「親愛的我愛上別人了」。

如果小時候你的爸媽離婚，長大之後，你自己也較容易離婚嗎？

有鑒於以前我都喜歡廢話一大堆，所以這次我決定直接告訴大家答案（還不是廢話那麼多），這題的答案是：

Yes。

毫無懸念，研究婚姻多年的 Amato 發現，如果你爸媽還在你年紀越小的時候離婚，對你的影響越大。更悲慘的是，你可能會複製爸媽的情感狀態到自己的婚姻裡面──換句話說，如果你爸媽離婚，你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會離婚，如果你沒離婚，那麼你們的感情大概也不會太好[註]──這就是傳說中的「離婚代間傳遞現象」（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divorce）（P.R. Amato，1996；P.R. Amato、Rogers，1997）。

等等！這也太悲觀了吧！如果我爸媽離婚，那我不就這輩子都沒有辦法翻身了？其實，我認為一個好的心理學研究不應該只回答「什麼」的問題，而應該要說明「為什麼」，畢竟有些時候，如果我們能夠找事情的關鍵因素，或許就可以有不一樣的結局（不要再只負責解釋不負責解決惹！！！）。

於是，Mustonen 與他的同事們（2011）進行了一個長達十六年的資料庫研究，他們收集了 1471 個少年少女的父母婚姻狀況，然後追蹤他們 32 歲的時候和現任伴侶的情感狀態與婚姻狀況，結果發現：

1. 有 53% 的人已經結過婚了，其中 5% 的人結婚之後又離婚了。那些十六歲以前父母就離婚的人，成年之後比其他人更容易離婚。

2. 小時候父母離婚的人，他們長大後的戀愛關係品質（Relationship Quality）也比較差，不過這樣的現象只發生在女性身上。

3. 除了的直接效果之外，也存在一些間接的效果。如果一個女孩的父母離婚，那麼她和父母的關係也會比較差，而這種糟糕的親子關係，也會影響他的自尊和人際關係，使得她成年之後的戀愛狀況也會比較不好。

女性的悲哀？

這裡有另外一個疑問，為什麼這樣的狀況只發生在女生身上呢？難道身為女人就命賤嗎？等等，先別爆氣，研究者文末提出了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一般來說父母離異的孩子，通常還是會讓母親進行養育的工作，也就是會有很多的「單親媽媽帶女兒」這種組合。因為長期和母親相處，女兒很容易認同母親的角色，「複製」媽媽的感情劇本（一直說不要找和爸爸一樣的爛男人，結果長大之後還是找一個和爸爸像的人）。如果用精神分析的語言來說就是：當這個女兒長大之後也和她的先生離婚了，她終於可以靠母親近一點。

不過，精神分析總是用一些很厲害的語言（雖然有些時候是對的）來說明沒有什麼科學根據的事情。所以如果以這個研究為基礎的話，比較科學的解釋是：女孩在十六歲的時候和母親的關係不佳，會影響到她個人（自尊）與社會人際關係的發展（比較沒有辦法知覺到身邊的人的支持），以至於她的情感關係也會比較糟。

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真的比較好嗎？

但是，這並不代表如果現在和老公的感情不好，就一定要為了「給小孩一個完整的家庭」不離婚啊（事實上，台灣有三分之一的人有這樣的想法），根據國內的大型資料庫縱貫研究，如果國中的時候夫妻的感情那就不好了，那麼再繼續「ㄍㄧㄣ」（撐）下去，小孩在高中的時候的負面心理症狀也會比較多（陳婉琪，2014）。

在控制了許多變項之後，國內學者仍發現「怨偶離婚」對孩子的正向影響仍然是存在的：爸媽分開之後，孩子終於可以不用再面對家裡面複雜的情緒、被父母遷怒、或是變成代罪羔羊──事實上，家庭的完整或許重要，但更重要的其實是父母的情緒與壓力是否「溢出」給孩子，以及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是否得到他真正需要的愛（Hetherington、Bridges 與 Insabella，1998）。真正關鍵的往往不是離婚本身，而是孩子是否無辜的變成父母的衝突替身（Morrison、Coiro，1999）。

離婚，並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大家都會被波及，各種糾結也會持續（Paul R Amato，2010）。而這段冗長的童年經歷，很可能持續到成年，更可能要花一世人（台）去修通，去接納。

一個可能的解藥

你可能會問說，那如果我爸媽已經離婚了，我要怎麼樣增強自己的「愛情抵抗力」，讓自己在感情上面不再跌跌撞撞呢？根據 Mustonen 的研究，至少有兩個方法：

1. 多認識一些重要的朋友。當你從身邊的人獲得並且感覺到足夠的支持的時候，通常你的感情關係也會比較好。所以，不要只顧著談戀愛有異（同）性沒人性，因為當你分手或感情面臨困境的時候，你就會需要他們了。

2. 愛自己：現在你終於知道為什麼許多兩性專家可以靠著「男人要有自信，女人要愛自己」走江湖數十年了吧（個人意見，2008）！根據這份研究，童年缺愛的女性如果希望自己的婚姻可以好一點的話，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提升自己的自尊（白話的說法就是愛自己）。

不過，愛自己是一輩子的課題，如果你看不慣網路上那些戀愛作家總是用一些假掰的方法說一些你知道我知道但是大家都做不到（他自己可能也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希望可以多了解一點自己的話，可以考慮線上的戀愛心理學的自我探索課程（自己打廣告都不害羞）。

有一天你會發現，一直以來，你之所以無法愛上一個對的人，並不全然是因為心裡還卡著一個人，而是因為隨著年齡的更迭、工作與生活的疲累，讓你忘記了自己有多麼值得（海苔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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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過往的研究經常用橫斷式的測量（cross-sectional study），問你現在感情狀態，及小時候父母有沒有離過婚，這中種方法很難確定「父母離婚」與「自己的感情不佳」之間，是否摻雜其他的因素影響，本文回顧的是少見的縱貫性的研究（longitudinal study），也調查了其他的可能干擾變項，「相對來說」我們比較有信心可以確定「父母離婚」在前，「自己感情不佳」在後。儘管如此，相關仍不等於因果。基於研究倫理，我們無法「操弄」父母離婚，所以「父母離婚導致你也會離婚」這條因果線可能在我有生之年無法被驗證吧（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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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你今天準備要走進一個面試場合裡，你腦袋中不斷重複地想著你等等想要講的台詞，但是手卻不由自主地顫抖著。你拿出了手機，蜷縮在椅子上隨便划著 Facebook，腦袋中是如此的混亂。或是假想你遇見了你心儀的異性，但是卻不知道該怎麼和對方搭話，你張開了嘴，但是卻像一個不斷忘詞的歌手，像是金魚一般嘴巴一開一合的吐著空氣，卻什麼也說不出來。

在這些高壓力的社會互動情境當中，我們總是顯得焦躁不安，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我們不斷告訴自己不要緊張，但是卻無法安定下來。那麼，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呢？

圖／作者攝影。

先了解什麼人比較有自信？

如果只花 2 分鐘，就能夠改變你緊張的感受，提升你的自信心，或許會是一個不錯的方法。這聽起來有點像是傳奇武功，但是根據一篇實驗的研究結果_[1]，這或許有可能成真。但在開始說故事之前，也請你先花個 2 分鐘，聽我鋪陳一下實驗的背景。

首先，什麼樣子的人比較能夠展現自信呢？權力或許是其中一個答案。根據過去的研究，有權力的人能夠感覺到較高的效能感（higher level of agency），對於自己的身體、心智以及正向感覺更有控制感_[2]；除此之外，權力還可以讓一個人對於未來抱持著更正向的態度，也可以提升我們的認知資源，變得更容易採取行動，更容易去尋找資源幫助自己，更容易針對目標前進（goal-oriented）_[3-9]；也更願意去承擔一些風險_[10]。恩，沒錯，如果你對於憂鬱症有一些了解，有權力者所展現出來的這些特質，剛好是憂鬱者特質的相反。（關於這一方面的資料，可以讀讀另一篇文章〈半杯水的故事：樂觀，真的比較好？〉。

好了，既然權力可以展現自信，那麼高權力的人，會有什麼樣的特徵呢？先就高權力者的姿勢來看吧！不論是古時候的皇帝，或是現代電影中的老大（想想《動物方城市》當中的 B 老大、《與森林共舞》當中的紅毛猩猩領袖），總是會霸氣地坐在一張寬闊的椅子上吧！你應該很難想像，蜷縮在角落裡抱著膝蓋、低著頭的人是一個團體當中的領袖。沒錯，開闊的姿勢、寬廣的四肢、佔有較多空間的姿態，正是高權力的象徵；相反的，封閉的姿勢、蜷縮的軀幹則是低權力的象徵_{[9, 11-13]}。

美國華盛頓 D.C. 林肯像。圖／作者攝影。

權力高低也會影響內分泌！

再來看看高權力者與低權力者的內分泌激素有何不同吧！高權力者和低權力者的內分泌激素差異，主要反映在兩個關鍵的賀爾蒙──睪固酮（Testosterone）和可體松（Cortisol）之上。睪固酮是一種和權力、領導力相關的賀爾蒙，也就是俗稱的雄性賀爾蒙，男性的第二性徵發育也與此賀爾蒙有關；而可體松則幫助我們面對壓力的賀爾蒙，會讓我們減少食慾，專注面對眼前的挑戰。

首先來看看睪固酮，在人類和其他生物身上，睪固酮的水平都反映並增強了一個個體的氣質性、情境性的狀態，以及他的主導地位；同時，外在和內在的線索都能夠提升睪固酮的含量，增加主導性行為，而這些行為也能反過來提升睪固酮含量_{[14, 15]}。舉個例子來說，有研究者調查了網球比賽和睪固酮含量的關係，發現在網球比賽前，所有參賽者的睪固酮都會增加；但是在比賽結束之後，贏的那一方睪固酮含量會上升，輸的那一方則會下降_[16]，這就好像反應出了古代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生存之道，透過外在的競爭區分出權力位階的高低，位階高的人睪固酮含量會上升，反之則會下降。

再來看看可體松吧！和低權力者相比，高權力者的基礎可體松水平較低，面對壓力時的可體松也較低，而當我們獲得權力時，我們體內的可體松水平也會下降_[17-19]。而長期的可體松含量過高，也會導致免疫系統缺失、高血壓、記憶喪失等等_{[19, 20]}；而可體松的含量過高，也會影響我們大腦海馬迴（hippocampus）在儲存和提取記憶時的表現_[21]（壓力和記憶喪失的相關文章可以參考這篇）。這也是為什麼低權力的社會團體和高權力的社會團體相比，有較高的機會發生壓力相關的疾病，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便是來自於慢性的高可體松水平_[22]；而高權力者因為具有高睪固酮與低可體松含量，因此有助於抵抗疾病_[23]；值得注意的是，唯有高睪固酮加上低可體松的組合，才和領導能力有關，若是高睪固酮配上高可體松，則會阻止領導能力的發揮，甚至造成反效果_[24]。

好的，感謝你耐心的花 2 分鐘看完我的前情提要，那麼，我們回到那個「兩分鐘護一生（？）」的實驗吧！

兩分鐘的身體姿勢訓練，就可以改變你的自信

圖／Stefan Tell@flickr, CC BY-NC-ND 2.0

實驗是這個樣子開始的，過去有一些實驗發現，我們只要單純做一些動作，就能夠改變我們的情緒和認知，例如刻意去做一個笑的動作會增加愉悅感_[25]；把頭向上仰起用鼻孔看人（喂）會增加自豪感_[26]；駝背和挺起胸膛的姿勢相比，駝背的人會變得更憂鬱_[27]；在傾聽對方強烈的說服性論述時，持續點頭會比持續搖頭更容易被說服_[28]等等。但是，先前的研究都沒有對於生理回饋的部分和後續行為的部分做研究，因此，這篇研究的實驗者決定特別針對這一部分進行研究。實驗者好奇的是，如果讓受試者做出高權力的姿勢（擴張身體的姿勢）和低權力的姿勢（蜷縮身體的姿勢），會不會影響受是者體內的生理激素變化，以及後續願意承擔風險的行為呢？

在受試者來到實驗室之後，實驗者先測量受試者口水當中的睪固酮和可體松含量；接著，實驗者欺騙受試者，這是一個關於心電圖生理紀錄的研究，他們想知道把心電圖安裝在心臟上方或是下方是否會影響實驗結果，因此要把受試者擺成一些固定姿勢，從而讓受試者做出實驗者想要的高權力姿勢與低權力姿勢。在高權力姿勢組當中，他們會先維持下圖中左邊的姿勢一分鐘，接著再維持下圖中右邊的姿勢一分鐘_[1]：

同樣的，低權力姿勢組也先維持下圖中左邊的姿勢一分鐘，再維持下圖中右邊的姿勢一分鐘_[1]：

接著，實驗者檢測這兩組人口水當中的睪固酮和可體松含量。由於男生先天睪固酮含量就大於女生，因此實驗者在分析時將男女生分開來分析；結果發現，高權力組的人睪固酮有顯著的上升，可體松則是顯著的下降；反之，低權力組的人睪固酮則是顯著的下降，可體松顯著的上升。

實驗者也測試高低權力姿勢姿勢是否會讓他們願意冒險的程度有所差異，他們設計了一個期望值合理的賭局，如果不願意賭的話，他們只能拿到 2 美金，但如果願意賭的話，有 50% 的機會會拿到 4 美金，50% 的機會則是什麼都得不到（我覺得好摳啊！4 美金在美國連一個麥當勞套餐都吃不起阿）。學過機率與統計的都知道，這個賭局的期望值是 2 美金，是一個合理的賭局，不像夜市當中那些坑錢的賭博遊戲一樣期望值是負的，但是在低權力姿勢組當中，只有 60% 的人願意冒險（有 40% 的人選擇風險趨避），而高權力姿勢組當中，則有 86.36% 的人願意賭（有 13.63% 的人選擇風險趨避）。

但是，這樣的兩分鐘護一生，真的有助於應用到實際生活中嗎？實驗者設計了另一個實驗來驗證這一點_[29]。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職業面試肯定是個高壓力的社會情境，尤其當你面試的工作是你夢寐以求的職業時，你總不能像《三個傻瓜》當中的拉加一樣，拍拍屁股推輪椅走人吧！因此，面試情境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實驗操弄。實驗者好奇的是，如果權力姿勢有助於改變面試時的表現，進而增進被錄取的機率的話，那麼是改變了面試當中的哪一個部份呢？因此，他們把面試表現分成兩個部分：面試談話品質（speech quality）──面試時講述的內容、談話的架構等等，以及呈現品質（presentation quality）──個人的談話表現是否讓人著迷？是否充滿信心？

首先，實驗者依舊將受試者隨機分派成兩組──高權力姿勢組與低權力姿勢組；接著，兩組人如同上面那個實驗一樣，都得做出兩個姿勢各一分鐘。但是為了（怕受試者太無聊）讓受試者搞不清楚實驗者葫蘆裡賣什麼藥，受試者在做這些姿勢的同時會觀看一個螢幕，螢幕上會呈現一些人，然後要他們對於裡面的人物進行評價。

接著，實驗者要這些被惡整完的受試者進行一個模擬面試，他要他們想像現在要面試一個夢寐以求的職業，給他們五分鐘準備，要求他們等等得詳細地把自己的優勢、資格，以及為何他們應該被錄取這個工作的理由，說出來給兩個經驗豐富的評審聽（哇靠！這根本是整人遊戲阿！）。除此之外，在這五分鐘內，受試者依然得維持剛剛的第二種姿勢（連準備時的姿勢都要管阿……真的是整人遊戲）。好了，這下受試者維持了七分鐘的姿勢操弄了。

然後他們就死掉了。呃，不是他們就被帶去面試了。在面試完之後，他們會完成一份自評量表，評量自己感覺到的權力感有多少、在面試中有多少主導性、以及在面試當中的可控制感多寡。

同時，整個面試過程都被錄影記錄下來。而這段影片會被拿給四個訓練有素的評審審查，評審並不知道他們拿到的是哪一組受試者的影片，藉此排除先入為主的觀點。而這些評審的工作是針對受試者的影片，評量他們的整體表現決定是否應該錄取，結果分為不錄取、可能錄取和錄取三種。此外，他們同時也會評價受試者的談話品質與呈現品質。

結果發現，如同前面所說的，高權力姿勢組確實比低權力姿勢組感到更有權力感。而就面試談話的評價部分，高權力組也獲得了較高的評價。至於高權力組到底是在談話品質或呈現品質上，表現的比低權力組好，讓評審會比較想錄取他們呢？讀者要不要試著猜猜看，究竟是（1）談話品質、（2）呈現品質、（3）以上皆是、（4）以上皆非？

下好離手喔！

圖／World Relief Spokane＠flickr, CC BY-NC-ND 2.0

答案是……呈現品質！

高權力組在呈現品質上的表現比低權力組好，他們的表現更為迷人、更有自信，因此增進了評審給予他們的表現較高的評價，同時也更想錄取他們。但是，談話品質對於表現分數和是否被錄取，在本實驗研究結果則沒有顯著相關。意思是說，你的談話有沒有架構、呈現的內容是否豐富，並不是最重要的，能不能展現自信，可能才是你能不能被錄取的關鍵啊！因此，我在猜，無論是你在說服他人、上台演講、推銷產品，或是你在與異性相處時，比起不斷思考該講些什麼，讓自己變得越來越焦慮，你反而應該展現出自信的一面，才是你能否成功的決定性因素啊！

順帶一提，實驗者為了確保不是受試者在接受面試時的姿勢有所差異——有一組的人都很龜縮，另一組的人都很膨脹——造成實驗誤差。他們分析了受試者在面試時的姿勢，結果發現兩組人在面試時的姿勢沒有差異，因此實驗結果確實是來自於面試前不同姿態的操弄所造成。這個實驗結果也告訴我們，面試之前，與其蜷縮在椅子上划手機或是祈禱，還不如站起來做幾個擴胸運動，將有助於我們在面試當中表現得更好呢！而實驗者也在文末提到了，沒事多做伸展操，不僅能讓我們變得更健康，更有助於我們提升執行能力_[30]。「裝久了就變真的了」，這句我們耳熟能詳的建議，似乎真的是有科學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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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電視影集《宅男行不行》（The Big Bang Theory）裡的主角之一，患有強迫症的超級天才謝爾頓（ Sheldon Cooper ），雖然他在劇中的角色並不是個很貼心的人，不過他倒是很清楚，當有人心情不好時，給他一杯熱飲就對了。

《宅男行不行》裡的謝爾頓認為：當有人心情不好，給他一杯熱飲就對了。圖／IMDB

謝爾頓：你有給他一杯熱飲嗎？

倫納德：沒耶。

謝爾頓：社交協定說，當朋友不開心時，你該給他一杯熱飲，例如：熱茶。

霍華德：熱茶聽起來很不錯喔。

謝爾頓：你聽到了吧！ 既然你要去泡茶，就順便幫我泡杯熱可可吧，因為家裡來了不速之客，我覺得不開心。

雖然和朋友「喝咖啡聊是非」看似一種再普通不過的基本禮儀，不過謝爾頓建議給心情不好的客人喝熱飲，倒是有科學根據的，有研究人員證實，光是手持一個熱的物件，就能對別人產生正面的感受。

《科學》雜誌上刊登的一項研究，請四十一名學生對一個虛構的人物填寫一份個人印象問卷，對此人的十種人格特質進行評分。不過在學生進教室填寫問卷之前，都會先遇見監考官，監考官手上挽著兩本教科書、一個筆記板以及一杯咖啡，他們一起搭電梯時，他還請學生幫他拿一下咖啡，最後他們一起走進教室。學生並不認識此人，而這個陌生監考官拿的咖啡有時是熱的、有些是冷的。

結果相當令人驚訝：那些拿到熱咖啡的學生，有較多人（與拿到冷咖啡的學生相較），將虛構人物評斷為一個個性溫暖的人。這個實驗還做過第二次，學生人數增至五十三人，不過這次學生拿到的不是咖啡，而是熱敷包或冰敷袋，說是要請他們做「產品評估」。填完問卷之後，學生可以選擇拿一瓶思樂寶果汁，或是一張一美元的冰淇淋兌換券，做為他們幫忙填寫問卷的謝禮。一美元的冰淇淋兌換券被設定為送給朋友的贈禮，思樂寶果汁則被設定為給自己的獎賞。

一杯熱咖啡不只溫暖了你的手，也溫暖了你的心。圖／Marina@flickr

結果拿到冰敷袋的學生有七五％選擇思樂寶果汁，但是拿到熱敷包的學生，超過半數（五四％）選擇把禮物給朋友（一美元的冰淇淋兌換券）。近期刊登在《演化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上的另外一項研究，也獲得類似的結論，手持溫熱的物品會令我們萌生溫馨的感覺，使我們較樂於與人合作，並對人給予正面的關注。

疼痛掩蓋其他知覺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觸感是一項能夠抓住人們注意力的重要感官提示線索。相較於溫馨的感受會導致正面的關注，疼痛則會令我們產生強烈的負面反應。英國巴斯大學疼痛研究中心的主任艾克斯頓（Chris Eccleston）， 以及比利時根特大學的健康心理學家克倫貝茲（Geert Crombez），長年研究疼痛與注意力之間的關聯，他們透過共同設計的疼痛與注意力模型，發現疼痛是「一件逃不掉的人生真相：疼痛會凌駕於其他需要關注的事物之上（痛起來的時候什麼也顧不上了，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疼痛）。」

我們會注意疼痛的原因，就跟我們會注意鮮血、槍聲與亮黃色的標誌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活下來。所以即便只是很短暫的疼痛，也會立刻引起我們的注意，例如：當你的舌頭被熱咖啡燙傷，原本喝咖啡聊是非的愉快心情，會頓時煙消雲散。所以慢性疼痛對於需要集中精神處理複雜問題的人會是折磨，因為愈是需要注意的任務，疼痛愈可能干擾他們的專注。

碰觸建立好感

想要利用觸感吸引注意，關鍵在於使對方產生正面的聯想，能產生正面聯想的觸感，對於跟某人建立親密、信賴及連結格外有用。亞利桑納大學的伯貢教授（Judee Burgoon）做了一項很有意思的研究， 她發現碰觸能令人產生鎮靜、親密、信任、平等以及不拘束（informality）的感覺。不過這也跟碰觸的類型有關，臉部的碰觸（例如：貼面禮）及牽手，會令彼此產生較多的親密感與親切感；握手則是最具信任感的身體接觸。另外一項研究則發現，當隨機配對的陌生男女眼神接觸與互相碰觸後，心跳會加快且欲望增加。

握手能快速有效地建立起雙方的信任感。圖／Flazingo@flickr

碰觸固然能讓彼此產生親密感而更加注意對方，但務必要符合社交禮儀，與約會對象牽手很OK，但是隨便去牽大賣場裡陌生人的手就不恰當了。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因為碰觸是親密的，不能強行加諸在某人身上；換言之，碰觸必須是雙方合意的（mutual）。你可以放心地利用顏色與聲音這類感官提示線索吸引別人的注意，但碰觸必須留待能與對方建立更深厚的交情與關注時才使用。所以如果你要去拜訪客戶，希望得到他的注意，記得帶杯熱咖啡給對方；如果你跟朋友聚會時，遇到某個認識的人並想跟對方打個招呼，那麼拍拍對方的肩膀是OK的。但是碰臉、牽手或拍大腿之類的觸覺提示線索，可就要非常小心謹慎了，這些動作只有在雙方都不會介意時才能做。

為什麼我們總是比較容易受某些人吸引，而有些人總是會被視為空氣？為什麼有些產品可以持續吸引顧客，有些卻立刻被擺放在一邊？從科學的角度，分析人們注意力轉移的心態和軌跡。《引誘科學：在分心時代，如何抓住眾人注意力，讓世界聽你的、看你的，甚至願意掏錢買單？》，三采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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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確實會過度依賴名人的信譽與權威，艾默里大學的神經經濟學家伯恩斯博士（Dr. Greg Berns）曾做過一項研究，想要了解人們在做決定時，大腦是如何評估專家的建議。伯恩斯的研究團隊找來二十四名大學生，進行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這個儀器能夠追蹤大腦的血流量，以測知腦部的活動。受試者必須從以下兩個選項做出取捨：接受一筆定額的獎金，還是擲骰子以獲得更多的獎金。

其中一組受試者必須自行做決定，第二組受試者則會得到經濟學家努賽爾博士（Dr. Charles Noussair）的意見，他給第二組人提供的建議很簡單：接受定額的獎金就好。大家可別忙著指責這位專家，怎能完全不考慮機率是否對學生有利，就提出這麼保守的建議，因為這並不是本研究的重點。

結果第一組的學生， 大腦的決策中心相當活躍， 尤其是前扣帶迴皮質區（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與背外側前額葉皮質區（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這個結果其實並不意外，因為這表示學生的腦中正在權衡一項重要決定的機率與選項。

前扣帶迴皮質區(紅色)，在做決策時，此區域會特別活躍。圖／wikipedia

第二組的情況則令研究人員大吃一驚，造影結果顯示，聽了專家建議的學生，大腦負責決策的區塊幾乎沒有活動，彷彿他們的大腦已經關閉，並把做重要決策的工作完全推給專家。

令人相信的專家

知名的心理學家席爾迪尼博士（Dr. Robert Cialdini）把這種現象稱做「經過指導的遵從」（directed deference），這就像醫生診斷你罹患某種疾病，並且開了一堆藥給你吃，你多半會乖乖聽話，因為他是醫學專家。同樣地，如果有個數學教授告訴你，你的二次方程式答錯了，或是 Jay-Z 說你的饒舌歌厲害到破表，你都會深信不疑。

席爾迪尼認為，我們之所以很容易受到「經過指導的遵從」影響，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於把權威人士說的話「奉為聖旨」，我們學到如果違抗權威人士就會遭到處罰，服從則會得到獎勵，就像如果你乖乖做好自己的瑣事，爸媽就會給你零用錢，違抗老闆就休想升職。

專家們建立的信賴感，讓我們對他們的話深信不疑。圖／wikipedia

因為我們的注意力有限，所以我們會依賴權威人士的指導。像我有個朋友是服裝設計師，她這輩子都在研究服裝潮流、緊盯時尚新聞以及為別人挑選時裝，而我則對時尚一竅不通，所以當我需要購買新衣服或搭配服裝時，我都會儘量按照她教我的方式穿搭。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依賴這三種名人指導我們的注意力，他們對我們的影響力，或許形式不同，但效力都十分強大。如果你能把自己打造成其中一種名人，或是取得他們當中任何一個的背書，就能得到目標對象的信任與長期關注。

為什麼我們總是比較容易受某些人吸引，而有些人總是會被視為空氣？為什麼有些產品可以持續吸引顧客，有些卻立刻被擺放在一邊？從科學的角度，分析人們注意力轉移的心態和軌跡。《引誘科學：在分心時代，如何抓住眾人注意力，讓世界聽你的、看你的，甚至願意掏錢買單？》，三采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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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八仙塵爆發生前的彩色粉塵派對。圖／由Jrs1203 – 自己的作品，創用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4.0，wikipedia。

本文由圖文不符贊助，泛科學規劃執行

一年前，一場狂歡塵爆，讓「八仙」這兩個字成為許多人心裡面的恐懼點。當時網路上的討論中有一部分是責難傷者，像是「如果是我，才不會去參加這種活動，根本玩命！」、「主辦單位沒腦、參加的人更沒腦！」等等，另一部分則是家屬質疑醫療、責怪救人不力。

只是，為什麼這些塵爆酸民要責難傷者？真的只是他們沒有同理心嗎？還是他們可以從責難中獲得什麼？

從內外團體（in-group / out-group）的角度來看，我們經常會覺得自己的團體（學校、朋友群、性別、年齡群）比較好，而產生「外團體貶損效應」（Outgroup derogation）[1]。例如覺得「怎麼會去參加這種活動！」、「還好我不是 Party 咖」「像我就一定不會去……」，是因為這樣想能感覺到自己是安全的。

這就是典型的「責怪受害者」（victim blaming）心態[2]。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根據基本歸因偏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3] 我們會傾向將事情發生的原因歸因於受害者本身，認為那是他們自己的特質（沒有科學常識、不愛惜生命等等）造成。只要這樣想，你就可以成功地把可能的傷害跟自己區隔開來了，獲得控制感和心理上的安全感。

只是，在做這樣區隔的同時，你也一併區隔了人們最珍貴的兩種情感，同理和愛。

今年三月，小燈泡事件中母親的超級理性，也引來了大家不同的聲音。五月初，鄭捷的槍決重新點燃了死刑存廢的議題。接著是謝金燕與豬哥亮、動保園長簡稚澄吞藥自殺，甚至到近日華航空服員的罷工、企業工會疑自導自演等等的新聞佔據了版面，不論事實如何，我們了解的多或少*，這些不同的新聞事件當中的一個共同點就是：我們習慣性的評論或責怪當事人，然後在臉書上的討論串，各據一方筆戰起來──儘管我們從未跟當事人說過一句話。

我們哪來的信心？

基模：看到黑影就開槍的那隻手

為什麼我們在網路上總是可以不知道別人的背景就謾罵？搞的好像已經認識這個人很久一樣？根據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與社會知覺（Social Perception）的理論 [4, 5]，我們對於三姊弟布丁、「美女」獸醫、前總統馬英九，都會有一組相關的印象（impression）──不論我們是否真的「認識」他們。

這就是傳說中的基模（Schema），也就是什麼人該長什麼樣子、做什麼（颱風天就是要泛舟阿）、到那裡會發生哪些事情。

舉凡進入加油站要加好加滿（事件）、 去當檳榔西施的人通常也很隨便（人物）、遊樂區的公共廁所一定很髒（地點），儘管這些不一定是正確的，我們還是選擇如此相信，因為我們都是「日常生活當中的理論家」[6]。

有些鄉民會看到黑影就開槍，看到一個人隨機殺人，就說他有反社會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7, 8]，到監獄當志工一兩次就覺得受刑人「眼神冷血」，看到有高中生買手機送給小模，就忠告「投資基金有賺有賠，投資婊子有去無回」，當然，我能夠理解其中有些人只是抱著好玩的心情，問題是他們根本都不認識這些當事人，究竟是倚靠著「什麼」能夠做出這樣的評價與標籤？更何況，很多人是在討論串的後半才加入戰局，他們如何很快的就可以對這個人形成一種假設？

半個世紀前社會心理學家 Kelly 進行了一項著名的實驗 [9]，他請一個嘉賓來兩個班上做 20 分鐘演講，內容完全相同，但──

• 其中一個班級，事先被告知講者是冷漠、批判、實際與果斷的人
• 另外一個班級，事先被告知講者是有熱忱、認真、批判、實際、與果斷的人

結果發現第二個班級的學生，明顯比第一個班級更認為那演講者幽默風趣、而且評價也比較好──儘管他們才認識講者二十分鐘。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都可以當鍵盤法官，透過幾秒鐘的新聞或是網路評論，就快速對某一個人進行網路霸凌 [10, 11]。

鬼島失憶症：在一個獸醫死了之後

那麼，為什麼只要有隨機割喉殺人，大家搭捷運就會很小心研讀圖文不符的防身術，幾個月之後還是照常搭捷運滑手機？為什麼有些人要等到一個獸醫服藥自殺以後，才開始重新關心和討論安樂死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總是活在一個失憶的島上？

其實，基模很容易受最近發生的事情影響，因為它在記憶中比較「容易被讀取到」（可得性捷思法，Availability: A heuristic），如果你正在滑手機看到鄭捷被槍決的新聞，此時公車上看到一個人哇哇瓜啦大叫，你就比較有可能認為他也是精神有問題；但倘若你剛剛看到路邊有幾個喝醉的人倒在紙箱上面睡覺，你就比較可能會推斷這個哇哇叫的男人只是喝醉了 [12]。

同樣的情況會發生在網路上面的留言。

例如前幾天總統馬英九卸任的時候拍了一則短片，影片中他自我解嘲了一下之後（寶寶不是鹿茸，但寶寶不說），回顧了這幾年網友說他做得不錯的政績，引發了下面許多「人將卸任，不忍苛責」的留言：「哎呀，他這幾年也算做得不錯啦，至少改善了兩岸關係」、「最後一刻總算知道要如何跟網友溝通」、「八年以來辛苦了⋯⋯」，這裡面甚至可能有些人，過去半年內罵過馬英九。

發現了嗎？我們的島民不是擅長失憶，只是容易受到最近的事情促發（Priming），影片的內容、前人的留言、最近發生的事件，都可能影響我們對一個人的觀點。

自我驗證預言：反正這些人就是這樣，嗎？

等等，你說他下台了，我們對他的評價會變得稍微好一點，但我是覺得他根本就是卸任之前才在裝萌嘛！他說的那些政績也只是選擇一些好的留言貼上來而已，根本就沒有代表性啊！

的確，態度要改變並不容易，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對馬英九產生一個「水母腦、耳朵長毛」的印象，覺得他事情都處理不好又沒 guts，那麼以後的每一件他所做的事情，你都覺得他只是在秀下限（你可以想像蔡正元最近結婚的例子）。

這就是江湖上人人稱畏的自我驗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當一個老師被告知他們班的學生是「有潛力的學生」的時候，他們對學生也比較耐心，而這些學生因年後的智力測驗進步程度也比別班多——儘管事實上，每班的學生一開始的程度並沒有差別 [13]。

當然，這並不是說不要中了這招，就再也沒有翻身的餘地，相信有些一開始嗆參去年八仙樂園 party「活該死好」的人，在看了結痂週記以後有一些不同的感覺。自我驗證語言有一個限制是：當我們願意投入更多的時間和注意力去認識這個人，那麼我們對他的想法也會有一些改變。

我記得剛到彰師大唸書的時候，有一個學姊長得很像我過去的一個仇人，光是看到她我就覺得不舒服，也覺得她很沒禮貌，在系上遇到都不會打招呼。如果根據自我驗證語言，因為我也不跟她打招呼，她也會覺得我沒禮貌，然後我們會這樣越來越討厭彼此，最後我就會證實：這個學姐果然就是討人厭的人。

但劇情並沒有這樣發展。有一天我去學校參加工作坊，學姐親切的過來跟我打招呼（那時我心裡還OS：不要再假肖了）；後來好多次討論或者是報告，她都蠻有耐心的解釋，也說了一些她自己的個人經歷（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14]，我突然發現，眼前這個我很討厭的學姐的形象，其實只是我過往經驗的投射（Projection），並不是她真正的樣子。

透過更多時間的相處，進入一個人的生命故事，仔細的閱讀這些八仙塵爆的傷者如何含著眼淚走過這一年，又是多辛苦、多後悔的復健，許多人可以漸漸改變當初「應該死好」、「都是夜店咖吧？」的觀點，走出自我驗證的預言及刻板印象的基模。

有時候討論議題，只是為了逃離自己

當網路文化帶給我們某些痛苦的時候，也可以想一下，我們是否在這些痛苦裡面享受了某些「好處」？其實，大多數網路上面的討論和鄉民湊熱鬧 [15]，目的只是為了下面三個 [16]：

1.尋求刺激：看一些車禍、吵架、獵奇的影片，一邊罵台灣記者平均智商只有 30，把麥克風塞到地震災民的嘴巴前面，一邊卻看得津津有味。

2.扮演英雄：發現自己的留言獲得很多的按讚支持，或是發現有人和自己對戰起來，就立刻正襟危坐打起鍵盤副本，覺得自己的發言攸關國家存亡（或是自己的名譽存亡），忽略了在網路上的討論，大部分幾個月之後就會被忘光光。

3.調節情緒：很多的時候我們藉由關注和討論社會議題，終於可以逃避對自己來說真正重要的議題（你也有「逃離」症候群嗎？）。透過指責安樂死的規定（然後什麼具體的行為也沒做）、在鍵盤上面大聲說要抵制黑心食品、在鄭捷槍決之後大聲地喊「法務部長、中華民國萬歲！」、在地震的時候跑到炎亞綸的臉書上面留言，我們終於可以忘記，那些沒交的報告、拖延的工作、分手的女友、以及好久沒有關心過的家人。

相反的聲音：換個角度想，還有沒有別的可能？

不過，近年來的網路討論已經形成了另一外種趨勢，當一個聲音被過度強調的時候，另外一個不同角度的聲音也會冒出來（死刑存廢、核四議題、輔導受刑人的倫理等等）。鬼島湊熱鬧的文化，同時也有一個解藥是，我們亞洲人相較於西方人，更容易注意到背景和脈絡的影響，運用整體的思考（holistic-thinking）[17-19]。

雖然，根據基本歸因偏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FAE）[20]，當一個人做出某些行為的時候（參加八仙樂園的 party、說下雨導致地震、說一句「然後他就死掉了」），我們很容易覺得那是他這個人「本來就是這樣」（他們大概都是玩咖吧、腦袋有洞吧、部長是沒有同理心的人吧？），而忽略了情境的因素。

不過，當事件發酵一陣子之後，我們也會開始注意到「這個人」以外的問題：

八仙塵爆：如果去年這個時候正妹約我去八仙 party ，我會去嗎？

「然後他就死掉了」：就算前部長說話欠周詳，那我們可以用「拉肩帶」來調侃她嗎？

Selina離婚：雖然大家都很錯愕，但是什麼是一個「好的妻子」的角色？豬哥亮和謝金燕的劇碼我們都很清楚，可是在那背後，是不也隱含了我們對於一個家、一個父親的職責、有一種特定的期待 [21, 22]？而在我們談論這些的時候，我們真正了解這裡面所有的當事人嗎？

網路討論的「心」可能

當一個社會事件發生，我們很容易只根據片面的訊息，就用基模腦補所有可能的情景，然後隨著後續的事件爆發，逐步的驗證自己的預言。我們在社會事件裡面湊熱鬧、當英雄、找樂趣，藉由遙遠的祈福、鍵盤的伸張正義，來忘記自己切身的議題。為了保護自己脆弱的自尊、僵化的思考，我們選擇相信「壞事只會發生在壞人身上」、「殺人本來就該償命」，任「責怪受害者效應」（victim blaming）[23] 與「行為者-觀察者偏誤」（Actor-Observer Bias）[24] 發酵，覺得他們都是罪有應得，惡人惡報。因為在我們的心裡面，有一個公平世界假設（belief in a just world）[25, 26]：如果有一個人發生了不好的事，那麼這個人可能也好不到哪裡去。就這樣，我們終於可以安心的覺得：「沒關係我是好人，所以壞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但網路從來就不會只有一種聲音，當潮水退了，很多沒有穿褲子的人也會慢慢跑出來，於是我們開始選邊站、往支持論點靠攏極化（group polarization effect）[27]、區分內外團體（in / out group bias）等等 [28]。當我們開始發現在這些責怪當中的性別議題、開始看見文化和價值觀對我們的影響、開始注意到一件事情的發生並不是只有那個「當事人」，還有很多的情景脈絡需要被考慮。這樣的一種開始，就可能讓我們對被害者與加害者有更多的同理，也讓網路有一種「心」的可能性。

有一天你可能會發現，那些你在網路上被激發的情緒，往往都不是源自於事件本身，而是因為它勾起了許多過往你不公平的回憶。當你終於能夠從社會事件裡退出來，回頭看看自己，或許會看到，那些你一直都不願面對的恐懼。

註解

*當然有些人是比較了解才評論的，只是這些更為複雜的模式，需要投入更多的認知思考、努力的去理解和分辨問題（中央途徑，central route)，但往往，情緒會跑在理性的前面（邊緣途徑，peripheral route ），尤其是你還有很多貼文要看的時候。

延伸閱讀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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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啦 A 夢故事中的主角大雄，被設定是個睡覺的天才，可以自主地快速入睡，最快甚至可以在 0.93 秒就入睡！但，這是可能的嗎？

怎麼判定大雄睡著了？

現今在臨床與科學研究上最常用的入睡判定標準仍以 1968 年 Rechtschaffen 與 Kales 所制定的標準為主，這麼多年來雖然有一些調整，但判定原則並沒有太大改變。而此判定方法需以 30 秒鐘為一個單位，去檢視個體的腦波、肌肉張力、心跳……等生理訊號的變化，來瞭解他是否轉換到睡眠狀態。換句話說，以此法來判定入睡時間的話，最快最快的時間也要 30 秒才行。

如果捨棄這個標準判定方式，改以生理變化來看呢？

以下也沒有這些判定標準，在這裡只是公堂之上假設一下罷了。以心律而言，由清醒到入睡會逐漸變慢，或許可以當成參考指標。然而假設大雄清醒時一分鐘的靜止心跳為 70 下、入睡後的心跳為 65 下好了。心臟至少要跳動兩次（一次清醒一次入睡）才能判定睡眠，那跳動兩次至少也需要 0.86 + 0.92 = 1.78 秒。但大雄的 0.93 秒卻只是一次心跳的距離，你可以想像自己這次的心臟跳動是醒著，下一次跳動時已經睡了嗎？我是無法啦，要用心跳來當作判定標準看來也是失敗。

那腦波呢？腦波比心跳快多了應該可以吧。以目前入睡的標準，腦波特徵需出現紡錘波（spindle wave）或 K 複合波（K-complex）其中一種，這兩個特徵都需要持續至少 0.5 秒才算數。換句話說，若是 0.93 秒就入睡的話，那大雄必須在閉眼後 0.43 秒就出現紡錘波才行。雖然在數學上可行，但實際上卻相當匪夷所思。

再者，入睡後應該會有肌肉張力降低的特徵，像是趴桌午睡時會流口水，一方面是姿勢的關係，另一方面就是肌肉張力降低了，嘴巴沒關好所以流出來。但由圖中大雄的姿勢看來，臉部還有微笑表情，手與腳的姿勢看來與清醒時無異，並不符合入睡後的特徵。

看來大雄不是正常入睡囉？

以正常人的情況來看，睡眠是個漸進變化的歷程，要在眨眼間就入睡是辦不到的，當然這是站在「大雄的睡眠機制正常」的這個前提下來講。那在「睡眠機制異常」的前提下有沒有可能呢？

如果大雄是有猝睡症（narcolepsy）的話，那確實就有可能會在瞬間入睡。關於猝睡症入睡有多快，可先看連結的影片

至於詳細內容等下次魯夫出場時再做介紹（對，我就是懷疑魯夫有猝睡症）。不過話又說回來，猝睡症通常會伴隨肌肉張力消失，但在上面有提到大雄的肌肉張力看來並未消失，因此他應該不是典型的猝睡症患者才對。

結論是：大雄要在 0.93 秒就入睡以地球人的標準而言是辦不到的，要是真的話他應該也不需要考試，直接去巡迴演講造福廣大的失眠者就賺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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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關係？雙方曖昧到了最後，發現彼此其實不適合，或是過去的傷害讓你們不敢進入愛情關係中，因此遲遲未承認彼此是男女朋友；但又因為彼此都喜歡著對方，所以一直無法和對方斷乾淨，回到普通朋友或是不再聯繫，久而久之，你們就處於「曖昧以上，戀人未滿」的尷尬關係當中，你們擁抱、接吻、甚至做愛，但總是不願意給出對彼此的承諾。

第一次聽到這樣的研究，是我和海苔熊初識的時候，那時候我希望找一些研究議題來討論，而海苔熊正好在研究這樣的關係，因此就丟了一些相關的資料給我。那時候的我尚未對這樣的關係有明確的了解，直到了那一年的冬天，我和某任女友分了手，但是彼此卻又捨不得就此斷開，於是，還是會在睡前說晚安，還是把每個周末留給了對方，還是過著類似男女朋友的生活。在那之後，我重新讀了海苔熊的書，才開始對於這種關係有了更深刻的體悟，也因此，在去年準備研究所推甄的研究計劃時，才將這種關係列為我的研究計畫主題。不過在那之後，因為種種因素，我遲遲未動筆寫這一篇文章，直到今日，才決定要下筆書寫。

在海苔熊的《在怦然之後──關於愛情的16堂課（增新版）》[1] 當中，海苔熊把這類的關係統稱為似戀關係。所謂的似戀關係有三種，一種是一夜情（one night stand），一種是後分手關係（post dissolution relationship），一種是超友誼關係（friend with benefit relationship，海苔熊翻譯為好友萬萬睡），無論是哪一種關係，他們背後都有一個共通點──「害怕承諾」。不過，在這篇文章裡，我將把重點放在超友誼關係之上，因此，關於另外兩種關係的研究，就請讀者們自己去翻海苔熊的書了（逃~）。

圖／MadalinIonut@Pixabay, CC0

「我們在寂寞中靠近，擁抱中痊癒，卻不敢輕易說愛情。有些人愛著愛著就變了，而誓言愛著愛著會忘記。」——田馥甄〈愛著愛著就永遠〉

這一段歌詞所描述的心境，其實很像處在超友誼關係當中的人們，那種想愛又不敢愛的心境。在過去國外的研究當中，把超友誼關係定義為：「彼此認為彼此是好朋友而非情人，但是他們會發生性關係」[2]。不過，在我自己的研究計畫當中，我基於兩個理由，將超友誼關係的定義拓展為「關係中的雙方把彼此定義為朋友關係，但卻有著一般伴侶關係的親密互動（如：擁抱、接吻、性行為），且這些行為的發生並非為了促使該關係進展為親密關係，雙方仍把彼此視為單純的友誼，而這樣的關係已持續至少一個月以上。」[3]

而我這麼定義的理由，其中一個是因為過去超友誼關係的研究對象以大學生為主，而台灣大學生發生性關係的比例遠比美國來得少——台灣在 20~24 歲的人口當中，男性從未有過性行為的比率為 59.1%，女性則為 70.0%；但美國男性僅有 9.0%，女性 8.7% [4]。第二個原因在於，處在這種關係裡的人們，無論有沒有發生性關係，其實他們背後的原因都是一樣的：他們想要愛，但又害怕承諾，因此選擇這種看似避免承諾的方式來減輕分手時的痛，但是其實在關係結束之後，他們或多或少還是受到了一定的傷害。

超友誼關係和一夜情有什麼差別？

圖／JD Hancock

你或許會問我說，你有什麼理由認為，他們並不是單純的性關係（如：一夜情，one night stand），而是背後渴望著一個人的陪伴，但又同時害怕受傷害呢？關於渴望陪伴的部分，根據過去國外的研究發現，人們之所以選擇超友誼關係，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因為比起和陌生人發生性關係，超友誼關係的性愛對象，是一個他們可以感到信任、舒適、安全的對象 [2][5]。超友誼關係也能提供當事人一種陪伴的感覺 [6]，而且比起單純的性關係，超友誼關係具有一些能夠增加親密感的行為（如：接吻、牽手、擁抱）[7]。

除此之外，選擇超友誼關係的人，比起注重性愛的時光，其實他們更看重相處時的親密感：雖然過去的研究指出，在一段超友誼關係當中，男性比較想要性，女性比較想要獲得情感連結 [8]、女性被認為在超友誼關係當中投入了較多的情感，而男性比女性更希望在超友誼關係當中獲得更多的性愛[9]，但這並不代表男性就不看重感情。例如Lehmiller 等人 (2011) 的研究指出了，雖然在被詢問到「為何你們要進入超友誼關係？」的時候，大多數的男性與女性都認為是因為性的因素，而不是為了尋求情感連結才選擇這樣的關係；但在被問到「比較重視彼此的友誼，或是重視性愛關係？」的時候，無論男女，都較重視彼此對於這段友誼的承諾，而非對於性關係的承諾 [8]。

事實上，Epstein、Calzo、Smiler 與 Ward (2009) 的研究指出了，不論是男性或女性，都希望從性愛當中獲得情緒的連結、大多數的男性更喜歡情感親近的關係 [10]；Epstein等人(2009)、Dworkin 與 O’Sullivan (2005) 的研究 [10][11]也指出，男性其實並不喜歡沒有感情的性愛，男性也會透過性愛和伴侶培養情感連結的基礎。這一點再次證實了，把超友誼關係和一夜情視為類似的關係是不恰當 [12]。事實上，Bisson 與 Levine(2009) 的研究 [2] 也支持了超友誼關係當中的親密成分大過於性：他們比對他們收集的超友誼關係樣本，以及 Acher 與 Davis(1992) [14]的親密伴侶與已婚伴侶樣本後發現，在愛情三角量表（Love Triangle Scale；Sternberg, 1988）[13]的得分上，超友誼關係的親密得分是屬於中等的，但激情卻是屬於低分的；和親密伴侶、已婚伴侶相比，雖然超友誼關係在三個指標的得分上都低於伴侶關係，但是兩者的親密分數卻是相差最小的，激情則是第二小的，再次支持了在超友誼關係當中，親密是比激情來得更為重要。

害怕得不到愛，而不敢愛

圖／作者攝影

至於同時害怕受傷害的部分，則是我在研究計畫當中所要探討的主題。我認為，超友誼關係，其實就是焦慮型依附者和逃避型依附者的共舞出來的結果 [3]。

先從逃避依附者的部分來看，超友誼關係當中最重要的特點便是「避免承諾」與「不具排外性」[2, 5, 15]，而這和逃避型依附者在愛情當中所展現出來的特點，有著許多相似之處──逃避型依附者較容易注意到伴侶之外的其他異性（alternatives）、對其他異性有較高興趣、對於感情的承諾較低、容易對伴侶不忠（infidelity）[16]。

而焦慮依附者呢？焦慮依附者在和他人互動時，很容易擔心對方是否會拋棄自己 [17]，若是對方不能滿足自己的需求時，將會使當事人產生積極而強烈的反應 [18]，例如責怪對方為何都不理自己？三更半夜跑到你家樓下按門鈴、奪命連環扣、不斷向對方抱怨陪伴自己的時間不夠多，卻又看不到對方的努力等等，都是焦慮型依附用來要求對方對自己做出回應的常見方式。

而超友誼關係當中的許多人，都曾感到自己對對方付出的情感，得不到對方適度的回報（unreciprocated）[2, 5]，而這和焦慮依附常見的特質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筆者推測，其實超友誼關係就是焦慮依附和逃避依附共舞出來的結果，雙方都害怕著彼此的情感沒辦法走到最後，因此遲遲不願意做出承諾，然而發展到了最後，其中一方不斷避免情感，另一方不斷地感受到委屈，因而陷在這種無限的循環之中。

「因為要去結束一段關係實在太痛苦了…所以我還是忍不住地又和他發生了關係…好像這樣，我們就暫時不用去思考未來該怎麼辦，只要享受眼前就好了…」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我曾在〈明明知道不適合，為什麼還是放不下？愛情或許不是你想像的那樣〉一文當中，講述過了類似的情況，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大腦當中掌管親密、激情與承諾的三個區域，並未緊密的連結在一起，因此，我們明明知道自己和對方沒有未來（無法給予承諾），但是又忍不住和對方享受眼前的陪伴或性愛（親密或激情）[19]。

「不知道為什麼……在這樣的關係裡，我很渴望對方能夠跟我認真地走入一段戀愛關係當中，但是他似乎總是只想玩玩而已……我總以為，和他發生性關係，他就會更愛我一些，可是到頭來……好像只是一場空……」

在過去的研究裡指出，許多超友誼關係當中的女生，常常都是最渴望被愛的那群人，她們願意奉獻自己的身體，期待對方能夠更愛自己 [20]，但是，到頭來她們真的得到了對方的回報了嗎？Bisson 與 Levine (2009) 的研究發現，進入超友誼關係的人，有 36% 的人最後退回普通朋友的位子，有 28% 的人繼續處在超友誼關係當中，有 26% 的人成了陌生人，只有 10% 的人真的能夠修成正果 [2]，也就是說，雖然在這樣的關係裡，其中一方常常會出現得不到對方的愛的感受，而最後真正能發展成戀人的只有百分之十而已。

給正在超友誼關係中的你

那麼，如果你正處於一段這樣的關係當中，該怎麼辦？我覺得可以從「你和對方適合嗎？」為出發點來思考。

處在這樣的關係裡面，確實是一件讓人難受的事情。如果你們適合彼此的話，也許可以試著勇敢一點，和對方坦承你所想要的是一段親密關係；如果你覺得你和對方不適合，那麼也許得回過來思考，維持這樣的關係，真的是你想要的嗎？也許暫時拖著可以不必面對分離的焦慮，但是問題並沒有辦法獲得解決，如果你無法向朋友開口談這樣的關係，也許尋找諮商管道會是一個不錯的做法；或是試著找到其他可以支持你、陪伴你的友人，能夠讓你在選擇跟對方斷絕聯繫之後，能夠有一些依靠。

我們都曾經在感情裡受傷害，也都會害怕付出承諾與愛；但同樣的，我們也都值得一段完整的愛情。

參考資料

• [1]《在怦然之後──關於愛情的16堂課(增新版)》(2015)程威銓著，大真出版
• [2]Bisson, M., & Levine, T. (2009). Negotiating a friends with benefits relationship.
•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ur, 38, 66-73.
• [3]龔佑霖(2015)我們不戀愛，好嗎？從「依附風格」、「承諾感」與「得不到回報感」探討「超友誼關係」的特性。未發表之研究計畫。
• [4]黃淑玲、李思賢、趙運植(2010)。世紀之交台灣人性行為分析：世代、性別、教育及婚姻狀態之交織差異。性學學刊，16(2)，1-20。
• [5]Weaver, A.D., MacKeigan, K.L., & MacDonald, H.A. (2011).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young adults in friends with benefits relationships: A qualitative study.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20, 41-53.
• [6]Gusarova, I., Fraser, V., & Alderson, K.G. (2012). A qualitative study of “friends with benefits” relationship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21(1), 41-59.
• [7]Grello, C., Welsh, D., & Harper, M. (2006). No strings attached: The nature of casual sex i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3, 255-267.
• [8]Lehmiller, J.L., VanderDrift, L.E., & Kelly, J.R. (2011). Sex differences in approaching friends with benefits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8, 275-284.
• [9]McGinty, K., Knox, D., & Zusman, M. (2007). Friends with benefits: Women want “friends,” men want“benefits.”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41, 1128-1131.
• [10]Epstein, M., Calzo, J., Smiler, A., & Ward, L. (2009).“Anything for making out to having sex”: Men’s negotiations of hooking up and friends with benefit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6, 414-424.
• [11]Dworkin, S.L., & O’Sullivan, L. (2005). Actual versus desired initiation patterns among a sample of college men: Tapping disjunctures within traditional male sexual scripts.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2, 150-158.
• [12]Paul, E., & Hayes, K. (2002). The casualties of“casual” sex: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college students’ hookup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 639-661.
• [13]Sternberg, R. J. (1988).The triangle of love. New York: Basic Books.
• [14]Acher, M., & Davis, M. H. (1992). Intimacy, passion, and commitment in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 test of the triangle theory of love. Journal of Persona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9, 21–50.
• [15]Hughes, M., Morrison, K., & Asada, K. J. K. (2005).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maintenance rules, love attitudes, and network support on friends with benefits relation ships.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9, 49–66.
• [16]DeWall, C. N., Lambert, N. M., Slotter, E. B., Pond, R. S., Deckman, T., Finkel, E. J et al. (2011). So far away from one’s partner, yet so close to romantic alternatives: Avoidant attachment, interest in alternatives, and infide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 1302–1316.
• [17]Brennan, K. A., Clark, C. L., & Shaver, P. R. (1998). Self-report measurement of adult attachment: An integrative overview. In J. A. Simpson &W. S. Rholes(Ed.),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pp.46 –76).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18]Mayseless, O. (1991). Adult attachment patterns and courtship violence. Family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Applied Family Studies, 40(1), 21-28
• [19] 海倫費雪解釋，我們為何戀愛、為何不忠
• [20]Bay-Cheng, L.Y., Robinson, A.D., & Zucker, A.N. (2009). Behavioral and relational contexts of adolescent desire, wanting, and pleasure: undergraduate women’s retrospective account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6(6), 51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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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引發瘋狂轉發的文章，談到嬰兒奶粉加氟鹽的劑量問題：奶粉加氟鹽讓嬰兒天天吃、餐餐吃，怎麼可能不累積過量毒素？傷腦、傷骨、傷牙、傷神經系統、易引起肌肉骨骼神經毀損與甲狀腺失衡⋯⋯媽媽們若不提高警覺，豈不讓自己的孩子真的輸在起跑點？

然而，這一切真是天大的誤會！釐清其政策背後的用意，食藥署出於讓消費者具備更多選擇權，要求下列商品必須充分列出內容物成分：1. 奶粉；2. 含氟的食鹽。而非如網路謠言所傳，將嬰兒奶粉混合含氟食鹽販售。[1-3]

媽媽們不用擔心，市面上沒有加氟鹽的嬰兒奶粉。圖／pixabay

相關謠言屢見不鮮且擴散力強的原因 

除了主流媒體頻繁「量產」不經求證的報導，並加以過度渲染以外，讀者即使面對資訊公開、敘述清晰的新聞，仍不免在腦中自行連結，喚起心底深層的恐懼。當恐懼升起，理性判讀的能力自然隨之下降。

恐懼症（phobia）屬於精神官能症精神官能症的一類[4]，患者對某些事物或情境會產生莫名的恐懼，並且時常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多數人較為熟悉的恐懼症包括懼高症（Acrophobia）、幽閉恐懼症（Claustrophobia）、恐同症（Homophobia），或是社交恐懼症（Sociophobia）。但隨著媒體反覆播送同一則訊息，單一意外事件儘管事實上只發生了一次，卻容易帶給人們發生十次以上的錯覺，也因此每個閱聽者的心底深處在不知不覺中被置入了《哈利波特》小說裡不能說出口的「那個人」。

我們對於化學製品的恐懼，就像是心底被置入《哈利波特》小說中的「那個人」一樣。

其中近來最為普遍的恐懼症莫過於「化學恐懼症」[5]——對任何「化學製品」的過度恐懼。這類的恐懼主要源自情緒，而非明確的科學證據。風險認知顧問大衛．洛佩克（David Ropeik）提及：「雖然有些人認為凡事寧可謹慎為上，但非理性的恐懼反而會給身體健康帶來負面影響。」

為什麼「化學恐懼症」的渲染力格外強大？

理由很簡單，佛地魔都怕死，一般人當然也怕死。既然下肚的化學製品和我們的身體息息相關，不會有人願意拿自己或自己的孩子當白老鼠，所以民眾自行解讀時事、加以腦補的案例便屢見不鮮了。

洛佩克進一步指出：證據顯示，人類普遍害怕「人造」的東西，偏好「自然」。正因如此，許多人擔心 WiFi 訊號的輻射量，卻願意在沒有塗抹防曬乳的情況下享受日光浴——殊不知，紫外線照射是皮膚癌的重要誘因，而各種實驗都未能證明 WiFi 訊號會對人體構成持續傷害。

氟的爭議持續延燒

回到上述奶粉混合含氟食鹽的一場誤會，其實不全然算是危言聳聽，直到目前為止，關於氟對人體的影響仍未有定論。

2013 年，歐洲食品安全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接受歐盟執委會委託，研究氟的安全性並據此制訂攝取量。而根據期研究結果，由於氟並非人體必須物質，因此無法訂出「最適攝取量」，僅能訂出符合人體安全的最低有效劑量 。而 EFSA 的論文說明：

a. 攝取適量含氟飲用水或含氟食品可有效抑制蛀牙

b. 氟攝取量需達到每日 0.05 mg/kg（按個體的體重計算，例如，體重 60 公斤重的成人，氟攝取量需達 3 mg）才能發揮預防蛀牙的功能，且此劑量適用於小孩與成人（含孕婦及哺乳期婦女）。[6]

既然有爭議，許多專家仍支持飲用水添加氟的理由何在？

簡單來說，我們居住的環境中，含氟牙膏唾手可得，兒童牙醫診所也四處林立，但貧富差距大的地區卻完全不是這番景象。另一篇含氟飲用水的研究明確指出，對 5～12 歲乳齒脫落正值換牙期的孩童而言，氟飲用水可降低齲齒、缺牙的風險，有益恆齒健康的成長。因此，基於公共衛生的平等福利，飲用水中添加氟可消弭不同階級牙齒醫療水準的差異。[7]

由此可知，與科學研究相比，衛生政策的制訂遠比大家想像得更為困難。個人自由和公共利益的衝突，在歐美及世界各地不時上演。以疫苗施打為例，在美國，相當多的民眾畏懼施打疫苗，深恐疫苗裡的化學物質會傷害人體，但矛盾的是，反對自己小孩接受疫苗的雙親卻無懼於傳染病的威脅。其中公開宣導此事的名人就是演員金凱瑞，以及現今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了。然而，事實證明，美國醫界在 1989 年引進新型的麻疹疫苗後，全美麻疹病例已從每年超過五萬的感染人數，下降至每年一百人以下。而由於經過多年的潛沉，麻疹流行又在 2014 年美國加州迪士尼爆發。這次的麻疹流行在美國政界引起廣泛討論——施打疫苗究竟是個人選擇，還是必須以防疫作戰觀點納入公權力的一環呢？[8-10]。

飲用水是否應該添加氟，與施打疫苗防疫的爭議具異曲同工之妙。如同各式各樣的科學問題一般，儘管我們充分理解了最新的科研證據，並克服非理性的恐懼，也並不代表我們就獲得了不容質疑的「正解」。它背後牽涉的社會脈絡、政策考量往往包含其他深意，以及每一個閱聽者不該輕易放棄理性的判斷力與選擇權。

本文感謝專欄作者蔣維倫的大力協助及審訂

參考文獻：

1. <105年7月起上路的食品安全管理新制!> 食品藥物管理署新聞
2. <食藥署7月新制 氟鹽嬰兒奶粉標示入列> 中央通訊社
3. <食藥7月新制 嬰兒奶粉、含氟鹽標示> 中時電子報
4. <Figuring out phobia: Researchers are using neuroimaging techniques to delve into the neurobi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phobias,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reatments.>
5. <讓我們忽視真正危險的「化學恐懼症」> BBC新聞網
6.  <Scientific Opinion on Dietary Reference Values for fluoride> 歐洲食品安全局
7.  Adding fluoride to water supplies, the BMJ, 335, 2007, doi: http://dx.doi.org/10.1136/bmj.39318.562951.BE
8. Measles outbreak: How bad is it? CNN news
9. What Travelers Need to Know About Measles. The New York Times
10. 美國麻疹「死灰復燃」 1月已有102例恐爆發大流行. 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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