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先閱讀上篇：你不夠善良——科學衝擊哲學？惹火的道德心理學（上）】
別迷信自己永遠正義
然而更大的問題也來了，假如出現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族群競爭呢？每個族群都有自成一系的道德信念，不管是來自原始宗教或是道德信條，這些信念難以促成族群層面之間的合作，並且深信己方是正義的，對方是邪惡的。（或：我信的是真神，你信的是假神。）
格林將「團體可能因為自私自利，而偏好某些道德價值勝過其他價值」，稱為「偏私的公正」（biased fairness），簡單來說，就是人人總是認為自己 / 己方是對的，對方是錯的。在1982年中東貝魯特大屠殺發生後，有研究人員分別讓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觀看當年同一段新聞報導，儘管內容一模一樣，但雙方完全認定新聞只偏袒對方。還有另一項關於政黨的心理實驗，喬福瑞．柯亨（Geoffrey Cohen）找來一批偏好民主黨的自由派人士，與偏好共和黨的保守派人士參與實驗。
柯亨發現，只要他將某項政策，向自由派人士說成是民主黨提出的，即使內容非常保守，自由派人士照樣贊成；反之亦然，向保守派人士說政策是由共和黨提出的，即使內容非常開放，他們也照樣贊成。事後，大部分參與者均否認，當初自己受到黨派影響，從而誤判了內容。研究意味著，自己支持一方所提出都視為對的，蓋過了對內容的思考，總之贊成「自己人」就好了。老實說，筆者極有興趣在香港試驗一下，看看自稱民主派人士以及建制派人士的反應。
太誇張了吧？那麼討論死刑的話題如何？假如雙方足夠冷靜，把正、反理據看得清清楚楚，會減少對己方的盲目認同，較諒解對方的觀點嗎？曾有研究員將支持和反對死刑的詳盡理據，分發給雙方閱讀，讓他們細心考慮過後再作判斷；結果，人們看後反而加強了自己立場的信心，更加認為自己支持的理據更有說服力，對對方的觀點沒有較多諒解，情況倒是變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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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就上述各點，再以神經科學的角度作出解讀，不論是指個人避免傷害旁人的直覺，抑或團體「偏私的公正」背後的直覺基礎。他指出神經科學權威學者之一安東尼．達馬西歐（Antonio Damasio）發現，人類不同的道德情感機制與大腦「腹內側前額葉皮質」（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簡稱vmPFC）非常相關。假如腦區受損，病患即使看到血淋淋的恐怖場面，身受重傷的受害者，他們也會指沒有任何感覺，就是出現了情感障礙。大家別誤會，他們並非智商出了問題，而且仍然有是非對錯的相關認知，只是他們一點感覺都沒有，有點像我們知道的人格病態者（精神變態）。
再拆解「電車難題」辯中辯
還記得那多重設問的電車難題吧？格林簡直是這方面的專家。他認為第一重設問：「轉轍器難題」（switch dilemma）無甚爭議，同樣，研究電車難題的哲學家茱蒂斯．賈維士．湯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認為純就此重設問來說，以功利主義（Ulitarianism）進行道德抉擇，道德上可以接受；格林也交代全球絕大部分人也認為可以接受。（筆者當然同意，詳見《舉世爭議的「電車難題」是戲弄人的詭辯》一文。）
格林比較關心的是第二重設問：「天橋難題」（footbridge dilemma），就是推人下橋拯救路軌上五人的問題。首先，格林設計了一項實驗，透過功能性磁震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檢視受試者在閱讀、回應兩重設問時的大腦反應。一如格林所料，在天橋難題中，當人們認為自己要親手推人下橋時，大腦處理「道德情感」的腹內側前額葉活動也一併增加；反之，轉轍器難題中，當人們大都選擇殺一求五，以功利主義作出抉擇時，卻是「抑制慾望」的背外側前額葉（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簡稱dlPFC）活動增加，而此一區域，往往是不同實驗，需要受試者刻意自制，以理性思考時較活躍的大腦區域。
此外，他指出學者馬利歐．孟德茲（Mario Mendez）與同僚找來額顳葉失智症（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病患進行天橋難題判斷，這些患者受影響的腦區也有腹內側前額葉，亦即導致情感障礙的區域。結果，接近60% 的病患願意推人下橋，而健康人士只有20%會這樣做，前者高出三倍之多，使上述兩項關鍵實驗得到相關性支持。此外，亞米泰．薛哈夫（Amitai Shenhav）的一項關於處理恐懼反應的「杏仁核」（Amygdala）研究所示，在天橋難題中，杏仁核與人們抉擇的負面情感有正相關；格林補充，杏仁核的反應像警報器一樣，當它活躍時，也關係人們不採取功利主義抉擇。
一些急躁的朋友，或許此時已憤憤不平要問：
豈有此理﹗格林是否想說，決定不推人下橋時，只不過是非理性的情感，而推人下橋殺一救五反而是理性大腦的抉擇﹗你支持殺人嗎？太冷血了﹗
事實並非如此，格林倒是認為，我們確實可有很多理性依據，種種推論，決定不推人下橋。例如，任意犧牲旁觀者很可能令人仿效，造成社會秩序恐慌混亂，也可以詳細思考尊重生命的重要性等。但是，當我們相信是上述抽象的理性思考，驅使我們最終拒絕推人下橋，那麼，當人們接受測試時，理應是「背外側前額葉」非常活躍才對，可是事實不然，真正令不少人拒絕推人下橋的，是強烈的道德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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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格林設計了一個稱為「撞擊警報情境」的電車實驗，這次，路軌設計是分開兩條獨立的軌道，一條純直線軌道行駛電車，前方站有五人，不停止電車他們會被撞死；另一條獨立軌道也有一列電車，若受試者在遙遠的地方，按下轉轍器，讓電車轉向分岔路，撞死一人，觸發那裡的警報，令所有軌道立即停電，便可成功拯救那條直線軌道上的五人。你們應該很快明白，假如理性思考，這樣做根本跟推人下橋並無大分別，同樣是刻意視他人作為「一種手段、一種工具」，是有違人們一般道德信念的目的。可是，依然有86%的人殺一救五，與最初沒有爭議的第一重設問的87%幾乎一樣﹗為甚麼？這就是格林苦心重新設計，只要繞過人們敏感的道德直覺，不用想像自己推人下橋，轉轍器擺在遠方，兩條軌道分開處理，便令到人的情感反應大減，從而輕易作出抽象的功利主義抉擇。
可是，請別誤以為格林輕輕放下天橋難題，他和同事設計了一個更曖昧的版本，以突顯電車難題的弔詭之處：如果電車不停下來，就會撞上爆炸箱，炸毀水壩，淹沒一整個城市，造成數百萬人死亡。如果把一人推下去，觸發機關立即拯救數百萬人性命。你會如何抉擇？
筆者認為這版本的妙處，在於是否追求更大的善，無論事前再確信某種道德信念，還是要依據實際情況重新思考、調整。不知你如何抉擇？轉一轉事例煽動你就不理性了。
還有一個令人情理衝突的實驗。學者紹恩．尼可斯（Shaun Nichols）與約書亞．諾伯（Joshua Knobe）以兩個虛擬世界，詢問人們的責任判斷。二人設定一個 A 世界，在這世界裡，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100% 命定的。人們被問及在如此世界當中，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上完全的道德責任嗎？結果，只有5%的人回答需要負全責；這沒大不了，很合乎預期，相當理智，也根據抽象原理推論。
可是，當他們具體地在 A 世界描述以下事情後，反應截然不同了：有一名為比爾的人，他迷上自己的女秘書，認定唯一跟她一起的方法，就是殺掉現任妻子以及三個小孩。他設計了一場大火，布下機關，終於將全家燒死了，順利跟秘書一起。人們再回應這事例時，面對同一個100% 被命定的世界，卻立即轉向認為，比爾需要為自己行為負全責。問題是，剛才為何95%的人斷定活在 A 世界的人不必負全責？難道那種清晰的抽象推論，突然因為觸動情感，一掃而空？
此刻我們開始明白，道德直覺影響之大，同時，無論你喜歡抽象思考道德義務、生命價值，抑或功利主義的運算推理，求最大效益，大腦主責處理的區域是「背外側前額葉」，而不是主責情感和恐懼的大腦區域，只要蒙騙人們的情感直覺，同時又忽視抽象思考，原本在推人下橋的情境不同意殺一救五的人，在繞過情感的設計之下，不知不覺會以功利主義抉擇。難怪海德特引述學者研究，無論主張功利主義的邊沁（Jeremy Bentham），或是主張義務論（Deontological theories）的康德（Immanuel Kant），都很可能患有「亞斯柏格症」（Asperger’s Syndrome），沒怎麼情感掙扎，抽離地思考問題，二人分別在於康德症狀相對輕微。因此海德特亦指，西方社會部分受深厚教育的人士，若像邊沁與康德那般聰明又略帶自閉，極易成為自由派人士，偏好抽離思考避免傷害和公平的道德原則，變成全球相對少數的「WEIRD」一族，即：西方的（Western）、高知識分子（Educated）、工業化的（Inductrialized）、富有的（Rich）、民主的（Democratic）。
總之，格林將一系列大腦研究，歸納為情感與理性交織的「雙重程序大腦」，就像一部現代攝影機，有自動模式，也有手動模式。自動模式預先設定好感光度、光圈等，方便快速拍攝； 情況猶如我們的道德直覺 / 情感直覺，是演化給我們的自動設定，抉擇飛快，一瞬間感覺已作出判斷，像大自然世界替生物存活下過億萬步棋，最後的經驗累積成高度直覺。但一些需要細緻調節的畫面，則要親自調校各項設定值；猶如我們的理性思考，細緻推考想法，分析概念，有時甚至抑制情感干擾，務求作出情理兼備的判斷，而身處現今複雜社會文化底下，若單憑遠古的直覺決策，未必正確。格林強調，在一般生活之下，對身邊親朋直覺關懷，首先保護他們，合乎情理，這並不構成甚麼問題，也有利促進團體內的和諧共處，可是，當問題觸及涉及大量團體的公共政策、環球問題，純靠直覺可能有「道德近視」的情況出現，只知維護自身陣營的信念，無助達成更大的善，凝聚共識。
該為「功利主義」平反了？
總括研究所得，格林認為我們現今對人性的了解越多，好應為一度被打成萬惡的「功利主義」平反，但由於它的名字極易受到誤解，令人誤以為功利主義無關「更大的善、快樂、幸福」，以為它不過主張「生活就是持續的算計，為每個決定加上成本與效益的計算」，甚至是一種財富最大化的想法，只要有利益可圖，犧牲少數人換取更多財富效益，難道不是應該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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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不認為這是正確解讀功利主義的取態，並不是追求更大的善有何問題，而是過往質疑功利主義的說法，不少脫離了對人性喜惡的了解，以及對生活經驗的掌握，變成虛空的概念遊戲，所以指斥功利主義者會同意，壓迫少數以換取更大利益，變相合理化奴隸社會等等。又或人們抱持功利主義信念，會否造成彼德．辛格（Peter Singer）拋出的反思，每人每天不斷將剩餘的財富物資捐獻給各地窮苦大眾，以至在城市生活的功利主義者，理應放棄更好的個人生活品質，以無盡地拯救全球貧困者？
格林對此逐一回應。例如，根據快樂研究對人性的了解，一批能夠擁有奴隸的人，透過奴役他人換取更大的效益，情況等於在經已不錯的生活水平上，增加額外的得益，在真實的研究和經驗之下，這根本不能提升甚麼快樂。另一方面，若一批人成為奴隸，即使可能是相對少數，他們失去自由和尊嚴，付出沉重體力，每天生活承受龐大壓力，在他們未能增加別人多少快樂之餘，個人的快樂將有極大損失，肯定有悲慘的結果。是故，格林並不在「可能性」上糾纏，功利主義概念如何「可能」變成奴隸社會，也不糾纏論證每一項被稱為「快樂」的事情，它最精確的概念定義如何，卻是問生活「經驗」的各種實際「品質」，是否有所提升，人們生活各類衣、食、住、行的快樂需求如何，缺乏它們後的痛苦如何，通通有相關研究、具體經驗加以支持，功利主義並不是一種玩弄虛幻概念的遊戲。筆者相信，這種略經包裝的「後果論」（consequentialism）分析方向，格林是受他的思想家導師—亞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啟發，將生活品質（快樂）、社會福利訴諸經驗上可實證的本位。
繼而，格林就捐獻財富給有需要人士，捐獻的程度也訴諸經驗分析。他認為一個真正合乎情理的功利主義者，必須考慮其他人共同承擔道德義務；因為只有極少數人才能承受的捐獻程度，放棄了一切生活品質而幫助他人，只會嚇怕其他人參與道德義務，如此少數人做到，同時難以廣泛持續的捐獻，根本是脫離人性，不可能是功利主義者所支持的。格林認為若要譴責一些人不肩負道德義務的，首先是那些生活奢華的人，譬如買大量禮物給自己子女，卻完全對窮小孩無動於衷，又或捐獻百萬美元給「大都會美術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添加藝術品，也不幫助有需要人士，這是說不過去的。
基於上述對功利主義的詮釋，歷史遺留太多不幸誤解，格林提議以新的名字和論述，重新將之定位，將根據科學對人性的了解，考慮總體生活品質提升，訴諸經驗實證的推論方式，稱為「深度實用主義」（deep pragmatism）。假如你相信「人權」無價，但當你論述它的價值如何影響人類的福祉時，你能不扯上歷史的、生活的「經驗」作為支持嗎？還是你認為人權等道德信念，它的本質猶如「數學」公式，從基本不證自明的抽象概念，一步步嚴謹推出結論，真的是這樣嗎？懂得加以反思，才是理性學問跟純粹宗教信仰的根本分別。
那麼，我們回頭再看德國總理梅克爾處理難民事件的高明，她正示範了格林主張的「深度實用主義」，梅克爾誠實地訴諸德國所能收容的難民數量，滿足人道信念之餘，未有盲目根據人道立場全面收容，也以領頭的號召力，意圖影響歐洲國家一同分擔，共同作出持續援助。這不就是恰到好處的道德「實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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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不是務求提出甚麼鐵定真理，筆者相信開放討論永遠是趨向真理的基石。不管各位知識分子所屬的學系學派為何，也不管你們是否對海德特及格林的研究感到冒犯，皆因二人或多或少認為，不少歷史上的哲學家也許脫不掉「直覺先行，決策在後」的思維模式，建構理論時免不了受湧上心頭的強烈直覺影響，再依此加上種種看似言之成理的「解釋」（這方面威爾森被譽為「先知」）。未知是否意味著，休姆（David Hume）的哲魂彷彿在震懾古今：
理性只不過是熱情的僕人。
Reason is and ought to be the servant of the passions.
（後記：格林指他此著作出版，是押上了全組研究員的前途。也許他預料受全球各界熱議甚至攻擊，這分勇氣值得敬重。筆者認為這是新潮，無論如何艱難，值得我們持續地加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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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泛科學2015九月選書《科青的趕時間科學教室：解答最奇怪的問題、永不退流行的謠言，和無法解釋的現象》，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