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伯讓的腦科學世界

大家知道為什麼古代人生活艱困還是拼命生子嗎？你是否知道，父親的存在與否，竟然會影響女兒的性成熟速度、性觀念、以及性行為？！

眾多研究早已發現，父親對孩子的各方面影響都很巨大。在有爸可靠的家庭中，嬰兒的死亡率、孩子的生病風險、學童在學校的課業成績、以及小孩長大後的社經地位等各項指標，都有較佳的表現[1-11]。

但是萬萬沒想到，在父親消失或失格的家庭中，女兒的性成熟速度竟然會比較快，此外，這些失父之女會提早發生性行為，而且懷孕生子的年齡也會提早[12-15]！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演化心理學假說

為 了解釋這個現象，演化心理學家卓佩（Patricia Draper）和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提出了一個假說[16]：女兒對家中親生爸爸所展現出來的親子照顧行為品質非常在意，因為爸爸所展現出來的親子照顧行為品質，會成為她們判斷周遭未來配偶之品質的依據。

當家中爸爸的親子照顧行為失格、或者根本就「出國深造」（跑路）時，女兒會認為自己生存環境中其他男性也具有類似特質。女兒在這種預期心理（潛意識）之下，可能就會不知不覺的改變自己的生殖策略，來讓自己更有繁衍優勢。

性早熟：先生先贏

那是怎樣的生殖策略比較能夠在男人都不肯負責的環境中順利繁衍呢？答案就是性早熟、提早發生性行為、以及提早懷孕生產。

又，為什麼性早熟比較有利於在這種情況下繁衍呢？因為在此情境下，女兒們認為周遭可能根本沒有願意照顧子女的男性，因此與其苦守貞操等待根本不會出現的良人而導致錯過黃金生殖年齡，還不如早早生一生。畢竟孩子不生就是絕子絕孫，硬著頭皮生出來，就還有機會繼續繁衍下去。

相關不等於因果

雖然支持這個假說的研究結果眾多，但大多數的結果都只是「相關性研究」。由於大家都知道，相關不等於因果（可參見〈如何簡單批判科普文章〉），因此仍然有許多科學家對這個假說嗤之以鼻。例如有些人認為，可能是父親的某些「使壞基因」傳給了女兒，也有可能是因為有某種「共因」（例如貧困）導致父親跑路並同時導致女兒性早熟，而不是父親跑路本身導致女兒性早熟。

實驗搞定因果

有鑒於 此，德州基督大學的心理學家德皮理歐（Danielle J. DelPriore）和希爾（Sarah E. Hill）就做了一項研究，試圖搞定其中的因果關係[17]。方法很簡單，就是找來在雙親家庭中成長的女性來隨機分成兩組，其中一組被要求去回想並描述一段爸爸失格或消失的時光，另一組則回想一段爸爸表現良好的時光。然後接下來就對她們進行性觀念的問卷調查。

研究人員認為，如果透過回想爸爸的表現後，女兒們的性觀念會出現變化，那麼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就可以獲得證實！

結果還真的一如預期：被要求去回想爸爸失格或消失的那組受試者，比較容易出現與「性」有關的念頭，例如在進行填字作業時，她們把Ｓ＿Ｘ填成ＳＥＸ的機率較高。而且她們也展現出比較「放縱」的性態度，例如她們在「是否能接受只性無愛」、「妳預期未來五年內會有幾位性伴侶」、「我不喜歡保險套因為它會破壞興致」等問題上都表現出了比較放縱或開放的態度。

只有女兒的生殖策略受到影響？

大家可能會質疑，有沒有可能失去爸爸之後，會讓女兒產生各種放縱的高危險行為，而不是只有性方面如此？另外，兒子會不會因為失去爸爸而受到同樣的影響？在同一篇論文中的最後兩個實驗中發現，只有女性受試者會受到此操弄的影響，男性受試者不受影響。而且這樣的操弄只會讓女性在性方面比較願意冒險，至於其他與性無關的冒險行為則不受影響。因此，爸爸對於女兒的生殖策略發展，似乎會產生特別的影響。

結論：父親節到了，如果不希望自己的女兒發展出早熟的生殖策略，那就請先送給孩子們一個長期的禮物：確保自己不是一個失格或會無故失蹤的爸爸。至於女性發展出早熟的生殖策略到底是好是壞？該不該性放縱？人們有沒有權力性放縱，那則是另外的議題了。還有，把妹達人們請不要拿文章中的實驗招數去騙女生喔～

文／謝伯讓的腦科學世界（時報新書《都是大腦搞的鬼》作者。 ）

延伸閱讀：

• 爸爸在哪裡？
• 小孩的語言發展，爸爸比媽媽更重要？

參考資料：

1. Figueredo, A. J., et al. (2006). Consilience and life history theory: From genes to brain to reproductive strategy. Developmental Review, 26, 243–275. doi:10.1016/j.dr.2006.02.002
2. Geary, D. C. (2000). Evolution and proximate expression of human paternal inve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 55–77. doi:10.1037/0033-2909.126.1.55
3. Hill, K., & Hurtado, A. M. (1996). Ache life history: The ecology and demography of a foraging people. New York, NY: Aldine de Gruyter.
4. Schmeer, K. (2009). Father absence due to migration and illness in rural Mexico.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9, 1281–1286. doi:10.1016/j.socscimed.2009.07.030
5. Schultz, H. (1991). Social differences in morta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 analysis of Berlin church register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36, 232–248. doi:10.1017/S002085900011051X
6. Amato, P. R. (1998). More than money? Men’s contributions to their children’s lives. In A. Booth & A. C. Crouter (Eds.), Men in families: When do they get involved?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pp. 241–278). Mahwah, NJ: Erlbaum.
7. DeBell, M. (2008). Children living without their fathers: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indicators of educational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7, 427–443. doi:10.1007/s11205-007-9149-8
8. Geary, D. C. (2005). Evolution of paternal investment. In D. M. Buss (Ed.),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pp. 483–505). Hoboken, NJ: Wiley.
9. Kaplan, H. S., et al. (1998). Human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fertility: The life histories of men in Albuquerque. In A. Booth & A. C. Crouter (Eds.), Men in families: When do they get involved?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pp. 55–109). Mahwah, NJ: Erlbaum.
10. Kaplan, H. S., et al. (1995). Does observed fertility maximize fitness among New Mexican men? A test of an optimality model and a new theory of parental investment in the embodied capital of offspring. Human Nature, 6, 325–360. doi:10.1007/BF02734205
11. Mulkey, L. M., et al. (1992). One-parent households and achievement: Economic and behavioral explanations of a small effec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5, 48–65. doi:10.2307/2112692
12. Ellis, B. J., et al. (1999). Quality of early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timing of pubertal maturation in girls: A longitudinal test of an evolutionar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387–401. doi:10.1037/0022-3514.77.2.387
13. Ellis, B. J., et al.  (2003). Does father absence place daughters at special risk for early sexual activity and teenage pregnancy? Child Development, 74, 801–821. doi:10.1111/1467-8624.00569
14. James, J., et al. (2012). Sex-specific pathways to early puberty, sexual debut, and sexual risk taking: Tests of an integrated evolutionary-developmental mode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8, 687–702. doi:10.1037/a0026427
15. Quinlan, R. J. (2003). Father absence, parental care, and female reproductive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4, 376–390. doi:10.1016/S1090-5138(03)00039-4
16. Draper, P., & Harpending, H. (1982). Father absence and reproductive strategy: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38, 255–273.
17. DelPriore, Danielle J.; Hill, Sarah E. (2013). The effects of paternal disengagement on women’s sexual decision making: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5(2), 234-246. http://dx.doi.org/10.1037/a003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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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無數個小決定，就是信心的展現

神經科學家克佩克斯（Adam Kepecs）是探索信心的專家，但關注的對象是老鼠。老鼠比人類簡單，不會以複雜的思想與情緒掩蓋天性。人類或許表面自信滿滿，內心卻惶惶不安，或者恰巧相反，一方面自稱不安，另一方面行動大膽。他認為人類不適合做實驗對象。他想從基本的角度檢視信心：他稱為「統計信心」（statistical confidence），直白地說，就是我們對自己選擇的確定程度。他的研究吸引心理學家的關注，因為他指出所有生物都具備信心基因，但誰想過連老鼠也有信心呢？

克佩克斯的研究指出，老鼠的信心程度會影響決定，跟人類十分相似。他要我們想像自己正開車前往一間陌生的餐廳，有人告訴過妳該怎麼去。妳在路口轉彎，開了一公里，再開一公里，但餐廳仍不見蹤影，妳不禁心想：「早該到了啊，我是不是轉錯彎了？」妳是否繼續往前開，取決於妳對自己轉的那個彎多有自信。克佩克斯靠「繼續往前」與否來衡量老鼠的行為，結果發現信心是基本配備。

Source: Pulpolux on flickr

到底何謂信心？好像已經跟我們當初的想像截然不同了。信心不只是單純的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己優秀完美、什麼都辦得到。畢竟想是一回事，實際又是另一回事吧？光說「我辦得到」不代表內心確實如此相信，也不代表會付諸實行，否則心理治療師早就喝西北風了。另外，聽到別人稱讚「妳好棒」也作用不大。如果我們需要的只是幾句稱讚，或有人拍拍肩膀，那麼我們早就辦事牢效、身材苗條、與夫家處得好，而且當上大主管。原本我們也認為信心是作風與力量的展現，最有信心的人說話最大聲，發言最頻繁，主導每一場會議。這樣的人，難道不就是最有自信的人嗎？

我們期望克佩克斯能指引明路，因此前往他的實驗室，那裡風光明媚，位於長島海濱，離曼哈頓約四十五分鐘的車程。我們順著樓梯盤旋而上，頭頂吊著玻璃工藝家奇胡立（Dale Chihuly）獻給沃森（James Watson）的大型玻璃藝術品。沃森是基因研究先驅，也是讓這裡變成全球頂尖研究中心的最大功臣，那件藝術品則有螺旋狀的黃綠觸手，搭配不同大小形狀的圓珠，讓人看得一頭霧水。克佩克斯看起來很有童心，穿著藍色牛仔裝，留著深棕色捲髮，講話略帶匈牙利口音，他笑著解釋說那件藝術品是模仿神經元的造型。接下來幾個小時，他帶領我們尋找實驗鼠與人類信心密碼的關連。

克佩克斯在我們面前，把一隻老鼠放進大箱子裡，那隻老鼠戴著附有電極的白帽，他說白帽已永久固定，老鼠不會有感覺。箱子的一側裝有三個白色罐子，跟老鼠的鼻子等高，上面有約五公分寬的開口，中間的罐子會釋放兩種混合在一起的氣味，老鼠能把鼻子湊到開口聞嗅，兩種氣味的比例會改變，有時濃度差距明顯，有時難以判斷，老鼠的任務是分辨哪種氣味的濃度較高，然後根據判斷把鼻子湊向左邊或右邊的開口，如果判斷正確，選對開口，會獲得一滴水當作獎勵，但那滴水不會立刻流下來，得花時間等候。

要是牠相信自己的選擇，再久都會等，要是懷疑自己的選擇，則能放棄並重新來過，但放棄不僅代表失去喝水的機會，也浪費先前等候的時間。換言之，老鼠面臨抉擇，而這種兩難許多物種不陌生的。我們眼看那隻老鼠把鼻子湊向左邊的開口，等了彷彿無止無盡的⋯⋯八秒鐘。這對老鼠而言很久，可見牠信心滿滿。不過，牠的選擇能獲得回報嗎？

Source: Carmen Kong on flickr

太棒了！我們看見水滴流出時，朝對方露出微笑。克佩克斯提醒我們，別以為老鼠有多「聰明」，牠們只是參與過無數次實驗，很清楚某個味道是代表左邊或右邊。克佩克斯的重點不在於老鼠是否做出正確選擇，而是想衡量牠們有多相信自己選擇正確。他關注的是信心，也就是老鼠對自身選擇的相信程度。老鼠肯等待，表示有信心，而信心的多寡則反映於堅持的時間，透露出承受風險的忍耐度。我們赫然發覺老鼠不僅顯然會衡量機會與風險，更重要的是，做完決定之後的堅持。

這是很基本的信心表現。老鼠靠經驗預測，近乎自動執行。人腦有時也會自動地做出反應。我們每天近乎無意識地做出幾百個決定，背後需要基本程度的信心，例如要多快按下鬧鐘，把碗放進洗碗機時腰要彎得多低。克佩克斯發現老鼠是靠前額腦區底部皮質做出這類決定，並認為人類是靠相同腦區處理「統計信心」。

我們造訪克佩克斯後，更認識信心了。首先，根據這項老鼠實驗，信心不只是一種積極行為，或者只是認為自己有多傑出。概括而言，老鼠的信心就是相信牠的行動（等待）能換得好結果（有水喝）。我們從中看到「自我效能」，老鼠的行為環環相扣，牠們會先下意識地評估，而這種評估需要有信心的支撐，才能支持後續行動。

克佩克斯讓我們更深入了解老鼠與人類的信心。他認為信心有截然不同的兩種性質，呈現出「兩種面貌」。其中一面是客觀的，是種評估計算的過程，也就是老鼠所使用的信心工具。另外一面則是主觀的，是我們感受得到的經驗，這是我們較為熟悉的信心，也更常有意識地運用。這種信心關乎情緒，給人希望，也給人錯覺。克佩克斯認為老鼠其實也能感覺信心。

信心不該顯得如此神秘眩人，成了一種執著的願望。我們不妨換上嶄新眼光，把信心當成一個簡單具體的工具：只要我們懂得如何使用，也許會成為超級好用的人生指南針！

本文摘至《信心密碼》，由先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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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密碼

信心是否深植於基因呢？沒錯—至少部分如此。不僅索米這樣認為，我們訪談過的十幾位專家也見解一致。每個人天生的信心程度大小不一，而且影響因素遠不只是 SLC6A4。「許多個性都跟基因有關。」基諾麥（Genomind）尖端基因檢測公司創辦人之一的隆巴德（Jay Lombard）說：「個性顯然跟先天及後天都脫不了關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已把探索基因如何影響大腦及性格列為首要目標。」

Source: ethermoon on flickr

如果以研究規模與時間來說，在所有探討基因與信心的研究中，英國倫敦國王學院行為基因學家普洛明（Robert Plomin）的研究最令人注目。雖然他不像索米有一塊專屬園地，但也相去不遠，而且他的研究對象可是人類。二十年前，普洛明決定展開一項雄心壯志的研究，追蹤一萬五千對英國雙胞胎，從出生追蹤到成年，獲得龐大研究資料，包括智商、患病傾向與性別角色等，其中有些是同卵雙胞胎，具有相同的基因，其他則是異卵雙胞胎，基因相似度跟一般手足差不多。長期以來，雙胞胎是探討先天與後天分野的最佳研究對象。

普洛明近來調查他們的學業表現，決定把焦點擺在信心。他讓他們分別在七歲和九歲接受標準智力測驗，此外也測驗他們在數學、寫作與科學等三科的表現，接著請他們評估自己對各科有多少信心，並把老師提交的報告納入考量。普洛明跟他的研究小隊交叉比對全部資料以後，有兩個發現出乎他們的意料。首先，學生對自身能力的評估跟實際表現相差無幾，甚至比智力更為準確。簡言之，信心比智力更能反映是否成功。普洛明從學童身上的發現，跟安德森研究成人的結果可謂不謀而合。他們也發現信心與基因息息相關。他們把同卵雙胞胎跟異卵雙胞胎的信心自評分開，發覺同卵雙胞胎的自信程度比較相近。研究結果顯示基因與信心的關連程度高達五○％，甚至可能比基因跟智商更關係密切。

信心這種難以捉摸的性格特徵，竟然可能跟智商一樣出自遺傳？我們一時無法想像，直到我們發現性格基因學有著突破性的發展。過去十年之間，行為基因出現無數重大發現，科學家不僅能有效地替基因定序，還能檢視人類行動之際的頭腦運作。目前已有數百個研究探討基因、大腦、行為與神經成像，明確指出多數性格在胎兒階段即已形成。研究人員找出形形色色的特定基因，分別會讓人個性害羞、幹勁強、容易出現犯罪行為，或傾向成為職業舞者。

有件事必須說清楚，並非所有的專家都同意普洛明的結論，認為信心有一半源自基因。人格五大基本特質包括開放性、盡責性、外向性、親和性與穩定性，他們認為這些特質確實一半源自天生，至於樂觀與信心這類情緒，也就是五大特質的衍伸面向，大概只有二五％來自遺傳。然而我們對此依然吃驚。不管信心受基因影響的比例是五○％或二五％，都高於我們原先的預料。（不久之後，孕婦就能替胎兒做快速基因檢測，再決定是否該花錢裝鎖、買書、買填充玩具，或者在牆壁裝上軟墊。）

儘管基因研究相當迷人，也有長足進展，但仍不夠。人類兩萬組基因的研究進展慢如牛步，目前仍未發現任何特定的性格基因，畢竟過去二十餘年間，基因研究關注身心疾病，而非健康快樂，但情況正在改變，學界開始留意一個同樣有意思的問題：心理健康的人具備何種基因？

一如所料，智商是最受注目的熱門主題。藉由比對基因與智商，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員已發現至少一個智力基因。中國年輕專家趙柏聞（Zhao Bowen）正帶領研究團隊尋找下一個智力基因，如火如荼地檢視全球高智商人物的基因樣本。然而目前尚無研究團隊在全球蒐集高自信人物的基因樣本，我們訪談過的所有專家也都不認為會有單一的信心基因。他們認為信心跟許多錯綜複雜的人格特質一樣，受到幾十個甚至更多個基因影響，跟複雜的荷爾蒙及神經活動息息相關。信心同時牽涉情緒與認知，與後設認知有關，因為信心涉及我們頭腦的認知。換言之，信心不只關乎我們是否能做到某件事，還關乎我們是否認為自己有辦法做好某件事。即使如此，學界目前仍多方探索信心，研究樂觀與焦慮等相關人格特質，期望拼湊出一套初階基本的信心公式。

信心激起行動

如果說信心能夠激起行動，是什麼讓大腦決定採取行動呢？我們發現幾種神經傳導物質有助大腦採取行動，在腦中扮演正向傳令的角色，索米所追蹤的血清素就屬一例。如果前額葉皮質有充足的血清素，就能較理性的判斷，因為血清素有助鎮定。前額葉皮質是頭腦的指揮中心，負責各種管控、理性思考與做出判斷，在頭腦裡的地位就像《星際大戰》的尤達大師。只要前額葉皮質充滿血清素，壓力會減輕許多，更有信心做出決定。

這是因為血清素也有助抑制杏仁核。杏仁核是大腦較原始的一部分，堪稱原始中樞，在需要迅速產生情緒反應時派上用場。這類情緒多屬負面，例如迅速決定該戰該逃，遠古人類在熱帶大草原正是靠這種原始直覺求生。在今日現代社會，求生不再是日常擔憂（即使有時顯得並非如此），但杏仁核仍會激起心理威脅，造成憂鬱焦慮。血清素負責讓杏仁核鎮定，讓頭腦的理性與恐懼能「健全溝通」。

催產素是另一個直接影響信心的神經傳導物質，這起初令我們大吃一驚。妳也許從媒體報導上讀過有「擁抱荷爾蒙」稱號的催產素，科學家說這種神經傳導物質使我們想跟愛人肌膚相親，對朋友慷慨大方，遵守道義良心，做人忠誠可靠。女性分娩與哺乳時，催產素濃度大幅提高。做愛與運動時，催產素也會增加，堪稱良性循環：妳越常擁抱，催產素越高，於是妳更想擁抱對方。最近一項引發爭議的研究甚至認為催產素促進一夫一妻制。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學教授泰勒（Shelley Taylor）以催產素為研究主題，發現催產素與樂觀密切相關，對信心也影響重大。她認為催產素能刺激人際互動，減少怨天尤人，讓人更願意採取行動及放手冒險。性格越樂觀，行動越容易。催產素跟血清素在腦中的作用幾乎一模一樣：活化前額葉皮質，促進高階思考與各種管控，使動輒緊張的杏仁核保持安定。

Source: thierry ehrmann on flickr

泰勒甚至找到控制催產素傳遞的OXTR基因。這個基因跟血清素基因情況相近，也分為兩種：一種導致社交能力低落，易感壓力，較不樂觀，較無自尊，較難熟練某個能力；另一種則讓人更有心理復原力，放鬆自在，活潑外向。雖然我們能靠懷孕與擁抱提升催產素濃度，但有些人天生具有較多催產素，從一開始就更有機會展現自信態度與行為。

此外，一定要提多巴胺。多巴胺能激發行動與探索，與好奇心及冒險心息息相關。要是缺乏多巴胺，會變得消極被動，無聊空虛，鬱鬱寡歡。控制多巴胺的基因有兩個，一個稱為COMT，另一個稱為DRD4，各自包含不同類型。（妳猜得到我們接下來想講什麼吧？）

DRD4的其中一種類型是 DRD47R，能激起大膽行動，通常別名「冒險基因」。不妨想一下高空跳傘或愛鬧醜聞的政客。此外，極限運動員與大膽投資客多半也有這種基因，渴求挑戰極限之際澎湃湧起的旺盛多巴胺。

COMT通常稱為「好鬥煩惱基因」，錯綜複雜，但跟信心大有關連。我們想了解自己天生是傾向煩惱還是好鬥，藉機探索COMT的作用。COMT的其中一種類型會迅速清掉前額葉皮質裡的多巴胺（使人好鬥），另一種類型清除速度中等（好鬥兼煩惱），第三種類型則速度緩慢（使人煩惱）。多巴胺通常對人有利，前額葉皮質裡的多巴胺越多，專注力越高。治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藥物都從多巴胺下手。煩惱基因讓多巴胺在腦中停留更久，智商也更高；好鬥基因讓腦中缺乏多巴胺，通常造成注意力不足。不過，COMT涉及一個難題。在壓力之下，人體會迅速製造多巴胺，湧入大腦皮質，但多巴胺過量不會讓人更加專心或大膽，而是適得其反，害頭腦壓力過大而失靈，這時好壞互易，較慢清掉多巴胺的煩惱基因不再有利，反倒成為害頭腦失靈的罪魁禍首。

在壓力之下，兩種基因利弊互換，這解釋為何原本專注可靠的員工無法應付困難測驗或高壓狀況，平素表現平平的員工反倒突然脫穎而出大獲成功。這種人得有點壓力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例如明星運動員越是遇到激烈比賽，越是表現得令人驚豔。舉個我們更熟的例子，很多記者在十萬火急時趕出來的新聞稿反倒最精采動人。

我們立刻發覺COMT基因的矛盾特性與信心有關，解釋為何信心局限在特定領域。有些律師做起案情簡報可圈可點，當庭辯論卻荒腔走板。或者，有些行銷經理平時工作無精打采，碰到月報卻精力充沛，夜以繼日，最終想出厲害點子。某程度而言，他們天生就是如此。我們開始明白荷爾蒙如何構成信心的基礎。多巴胺激發行動，血清素幫助鎮定，催產素喚起對他人的溫暖正面態度，三者相輔相成，信心從而扎根。

本文摘至《信心密碼》，由先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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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早已知道睪固酮跟雌激素是造成兩性差異的重要原因。這兩種荷爾蒙相當引人注目，也值得費心關注。眾所皆知，它們導致男女之間許多明顯的基本差異。不過，我們原本倒不認為這兩種荷爾蒙會對信心這類複雜問題有多大影響，甚至認定信心差異與此無關。然而，沒想到它們似乎在這方面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睪固酮尤其有助加深男性的典型自信。青春期過後，男性體內循環的睪固酮通常比女性多十倍左右，影響層面多不勝數，包括速度、力量、肌肉大小與競爭本能等。睪固酮讓人專注於競爭取勝與展現力量，而非與人交流合作。

Source: Natia Koiava on flickr

睪固酮也跟大膽冒險很有關係。最近許多研究指出，高睪固酮濃度讓人對風險徵兆視而不見。我們在上一部著作仔細闡述過一項有趣研究，每次演講提到時依然激得觀眾緊張發笑。劍橋大學研究人員追蹤倫敦證交所十七名以大膽著稱的男性交易員，時間為期一週。他們薪水優渥，許多位領的紅利高達五百萬美元。研究人員在每天開始與結束時採集他們的口水樣本，藉以檢測各自的睪固酮濃度。如果他們當天一早睪固酮濃度很高，操盤會格外大膽，要是斬獲成功，睪固酮濃度不僅提高，簡直堪稱一飛衝天。某位交易員獲利達到一倍，睪固酮濃度也竄升一倍。睪固酮促使大膽冒險，而勝利反過頭來提高睾固酮，這種交互作用稱為「勝者效應」，恐引發危險，例如動物獲勝以後可能太得意忘形，冒著致命風險待在曠野，招引其他動物出面襲擊。

高睪固酮濃度與自覺強勢有關。女性要是擺出男性的招牌坐姿，也就是伸開雙手雙腳霸占更多空間，睪固酮濃度會隨之上升。強勢姿態在溝通課程很熱門，塔娜包姆每次演講必定提到這個技巧，例如先請男性觀眾採取女性坐姿，請女性觀眾採取男性坐姿，再開始後續討論。她長年採取這個橋段，得到兩點觀察：第一，觀眾總會哄堂大笑；第二，大家統統明白意思，她無須解釋。男性觀眾通常會說這種坐姿不太舒服，要翹腳跟把身體往內縮（她會妙答說，不然你穿上絲襪跟高跟鞋再試試看。）女性擺出不太熟悉的男性姿勢以後，反倒覺得放開自在。塔娜包姆有一次在印度請中學生做這個練習，其中一個女學生張開雙腿並靠上椅背以後，脫口說出：「這樣坐讓我覺得好像國王喔！」國王級的信心—這是我們想給所有女生的禮物。

睪固酮也有弊病，容易自以為是，無法將心比心。如果有許多睪固酮在體內流竄，會對跟人交流合作興趣缺缺，這在強調溝通的現代商界並不利。一項研究指出女性也可能受害於睪固酮。該研究把二十四位女性分成兩大組，再兩兩一組觀看電腦影像，選出哪個影像較為清晰。有些影像非常清楚，有些則不太清楚，如果同組的兩人各自認為某個影像比較清晰，雙方必須加以討論，做出一個決定。其中一大組額外注射睪固酮，另外一大組則否。實驗結果用膝蓋想也知道：額外注射睪固酮的受試者較難彼此合作，而且更常選錯。

影響女性最大的荷爾蒙當然是雌激素。雌激素的作用跟睪固酮大不相同，能促進人際交流，加強腦部的社交與觀察功能，此外也是導致女性避免衝突跟冒險的部分原因，有時會阻礙自信行動。不過雌激素也有許多好處，受睪固酮影響的決策不見得較勝一籌，反而時常因為過於冒險而釀成大錯，先前的全球經濟正屬一例。事實上，許多研究探討女性對沖基金經理人的操盤策略，發現眼光放遠與減少交易次數會有較佳獲利。其中一項研究特別激發我們反思該如何善加運用先天優勢。根據該研究，在過去五年之間，女性經理人操作的對沖基金表現比男性經理人好上三倍，在哀鴻遍野的二○○八年也比較逃過一劫。

檢視完這些腦部研究以後，接下來妳會想問到底該如何增加信心呢？我們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由於荷爾蒙使然，女性傾向避免冒險與衝突，可能因此過度小心謹慎，這種腦部運作機制容易陷入過度思考與優柔寡斷的深淵。然而，女性也有本事成就非凡。我們具有這種腦部結構，因此喜歡把事情做好，妥善判斷，盡量避免衝動行事。我們的情緒技巧較佳，擅長察覺問題，設身處地，尋求共識與解決之道。我們的腦部連結較好，可以迅速處理大量資訊。我們退後一步，發覺這跟我們的行為舉止非常吻合。我們可謂剛發現表面底下的來龍去脈。

然而，我們發現有個根本問題，那就是兩性的腦部差異是否注定如此，或者也許有些實際差異源自後天教養。女性會有較多負責連結的白質，是否因為我們成長過程較常運用白質？是否因為我們數個世紀以來較常運用白質？雖然學界離完整的解釋還有很長一段路，但不可忘記的是，有關大腦可塑性的研究提出越來越多證據，證明人腦確實能隨外在環境改變，無分年齡。根據一項令人吃驚的研究，如果男性多花時間陪伴子女，他們的睪固酮濃度會下降（這一點值得更多研究深入探討）。

無論腦部結構與外在行為的因果為何，至少觀察起來出奇容易。在我們看來，常見行為模式能反映腦部運作機制。我們開始認真看待女性愛過度思考的習慣，卻也知道背後大概牽涉更廣的層面，得以跳脫來看。我們也有辦法平靜看待男女行為不同的事實。比方說，我們認為所有這些研究或許能解釋為何男性碰到意見不合時得以輕易拋開，遠比女性輕鬆得多。我們兩個各自從先生身上看到這一點。他們前幾分鐘跟朋友一言不合，後幾分鐘又握手言和。如果跟別人大吵一架，我們會浪費好幾個星期擔憂難過，但他們才過一、兩天就把事情拋諸腦後。

我們研究完大腦科學以後，意外充滿能量，明白女性常有的思考與行為不是錯誤，而是事出有因，至少我們決定如此看待—我們發揮了自我同情。我們該做的是把先天劣勢轉為優勢。我們也已通盤掌握面前的挑戰，可謂相當了解是哪些社會議題、科學機制與行為模式影響信心程度，現在準備就緒，可以著手探討該如何創造信心。

本文摘至《信心密碼》，由先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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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YashilG

柯P上任後，靠著line的行政團隊協調，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總是能在最短的時間協調各部門內處理完畢。但是，用Line、Facebook等通訊軟體談論公事，真的是一個有效率的做法嗎？我想許多讀者跟我有一樣的困惑吧！每次用Facebook群組對話框討論事情，大家總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回著，搞到最後提問的人很惱很焦慮，卻還是一事無成！

但是，在某一些事情上，通訊軟體的效用卻又非常大，無論是八仙塵爆，或是去年高雄的氣爆事件，每次發生這種震驚國內外的大事情時，靠著網路社群所募集而來的款項卻是十分的驚人。網路社群討論串背後是否有什麼秘密，讓許多人關注到某些議題，卻又讓討論公事變得很沒效率呢？

這個現象，其實是心理學家所稱的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這個現象最早被提出來，是因為美國紐約皇后鎮發生了一起殺人事件，1964年3月13日，Kitty Genovese女士在紐約皇后鎮被當街謀殺，根據《紐約時報》報導，這名女士被謀殺時，有38名住戶目擊，卻未見任何人出手救援或報警，導致她當街被殺死。

這件事情震驚了全美國，當然也包含了心理學界。John Darley 和Bibb Latané這兩位心理學家，對於這件事情很感興趣，於是就作了一些實驗來研究這件事情，並且將它命名為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他們首先作了一個實驗來測試受試者是否會注意到這些突發狀況：他將受試者分成三組：單獨一人組、和漠視外界的兩陌生人（實驗者的同謀）共處一室組、三個彼此不認識的受試者共處一室組，並要他們填寫問卷，等待實驗開始。

在他們填問卷時，受試者會操弄一陣煙霧飄入房內，結果發現，單獨一人的那組，有75%會離開實驗室，告訴實驗者有煙霧飄入房內；和漠視外界的兩個陌生人共處一室的那組，10個受試者只有1個離開房間回報狀況，其他九受試者則是繼續填問卷，直到煙霧充滿房內；在三個彼此不認識的受試者共處一室那組，八組受試者（24人）當中，只有一組有一個人在煙霧尚未使房內出現讓人不愉悅的臭味的前四分鐘內回報，在整個實驗程序裡，也只有三個人回報這件事而已。

John Darley 和Bibb Latané認為，這是因為當有其他人在場的時候，我們面對緊急狀況時，會傾向於認為其他人可能會為這件事情作出回應，因此分散掉了每個人自認為所應該負起的責任，這樣的心理歷程就是所謂的分散責任（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1]。

John Darley 和Bibb Latané也告訴了我們，為什麼我們在用Facebook、Line等群組詢問大家意見時，許多人都不會有所回應，因為每個人心中總是想著：「有其他人會想到辦法啦！」、「我很隨和，別人決定就好。」，因而造成了這種三個和尚沒水喝的窘境。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1964那件案子案發後43年，真相才真的大白，原來那起案子的內容是報社杜撰的，其實在那期間，有人打電話給警察局報案，但是警察認為這沒什麼大不了而吃案了；另外，那位女性並未被當街殺死，而是在送醫之後才宣告不治[2]。

故事說到這裡還沒有結束。這樣的研究結果並沒有辦法回答說，為什麼在那些氣爆案發生的緊急狀況時，總有許多人和小叮噹一樣伸出援手。一群心理學家在2006年做了一個實驗來探討這件事情，他們認為過去的研究雖然自稱是緊急狀況，但是那些實驗情況並不那麼危險、暴力。他們認為，如果是在一個很容易覺察到事態危險的情境裡，或是在冷漠旁觀時會造成很巨大的代價時，人們會傾向於伸出援手的。研究的結果支持了他們的假設：在低危險的情況下，單獨一個人在場會比一群人在場更容易出手幫忙，但是在高危險的情況下，這兩組都會傾向於不再冷眼旁觀，出手救援受害者了[3]。

也許，柯P的Line團隊之所以如此有效率，就是因為他們是在柯P如此鐵面無私的市長底下工作，如果不出聲回話，將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吧！

source：摘自臉書

所以，如果你希望下次問大家意見時，不要再得到大家的冷眼旁觀，不如一個一個人問吧！一個一個詢問意見，就如同創造了一個沒有旁觀者的情境，沒有其他人可以分散責任，自然就比較會說出自己的意見啦！或是讓這件事情變得很危及，如果沒有處裡好就會招來極大的代價，這樣的情況下，群組討論才會變得更有效率！

參考資料：

1. Darley, J. M. & Latané,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 377–383.doi:10.1037/h0025589.
2. 摘錄自科學人2008年第77期7月號。
3. Fischer, P.; Greitemeyer, T.; Pollozek, F.; Frey, D. (2006).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Are bystanders more responsive in dangerous emergen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2): 26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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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時候在美國心理學會的大會上，就看到這部電影的宣傳攤位，當時就很想看這部討論心理學的電影，無奈等到近三個月後才如願。電影宣傳中看到以情緒角色來做宣傳，再加上我的前老闆 Lisa Feldman Barrett 也在媒體上發表文章評論這電影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都讓我以為這部電影是要談論情緒是怎麼一回事，看了之後才恍然大悟，這根本是假情緒之名探討更深層的「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啊！

性格的形成

從電影的角度出發，性格的形成，就是因為經驗，特別是一些「核心經驗」的累積，造就了不同的性格島。腦中的思緒列車會經過這些島嶼、長期記憶區等，把這些東西帶到大腦管控室，進而影響我們的行為表現。如果大腦管控室不知道該怎麼作，我們就會腦中一片空白。

電影中關於性格形成的描述，大方向是對的，但核心經驗不應該像電影中描繪的只是單一的事件，而是很多類似事件的累積，會形成了一種信念。這些信念會影響我們的心智運作，也會受到後續事件的影響而有所轉變，可能會變的更堅定，也可能會變得更脆弱。但若單一事件是非常震撼的，也很有可能就會因此影響了人的信念，而且非常難扭轉。

記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大概是電影中嚴重的錯誤之一，因為人的記憶根本不是把單一事件完整的儲存，然後完整的提取。我喜歡用的比喻是這樣的，若把要記得的事情當作一本書，我們記憶運作的方式就是把這本書拆開來，然後分門別類放在長期記憶區；日後要回想這件事情時，就從長期記憶去把這些片段拼湊成一本書，想當然爾，記憶肯定和原本的事件有所出入，但這就是我們記憶運作的機制。

至於訊息是否真的被遺忘、隨風消逝，還是有爭議的。如同上一段提到的，我們記憶不是針對單一事件完整保存，所以要完全遺忘某一個元素，其實非常的困難，根本不可能！當然近來陸續有研究者嘗試抹去記憶，在動物身上也得到頗正面的結果。但我們要做到像電影《王牌冤家》那樣記憶消除技術，可能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至於潛意識的描繪，很顯然是受到佛洛伊德的影響，唯一要抱怨的就是，潛意識不一定只有我們害怕的事物，也會有我們很渴望但不符合社會規範的事物啊！

不過影片中「憂憂」把快樂記憶變難過，倒是一個相對正確的描繪，因為同一個事件，確實會因為人們詮釋的角度，而有了全盤不同的情緒感受。

source：BagoGames

那情緒又是怎麼一回事？

讓我前老闆抓狂的就是電影中對於情緒的描繪，除了參考我前老闆的文章之外，也可以看看我幾年前寫的東西。簡單來說，情緒不應該是壁壘分明的幾個簡單概念，但我們從小到大卻一直被教育情緒就是那樣，所以人們很難接受情緒不是壁壘分明概念這件事情。

講難聽一點，情緒類別可能只是為了方便溝通的一些用語，而不是我們真正的感受。各位可以想像一下，當沒有「冏」這個詞彙的時候，難道你就不會有那種有點尷尬的感受嗎？

那情緒究竟是甚麼？其實情緒就是心智運作最基本的元素之一，電影中的所有記憶都被標記了一個情緒，某種程度來說算是略正確的描繪，因為情緒就是那樣無所不在。當情緒沒有辦法運作的時候，我們基本上跟早期的機器人沒有甚麼太大的差別，只是執行力比較遜一點。電影最後的片段強化了情緒在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很貼切且真實的呈現。

撇開將情緒類別化的錯誤，影片中對於情緒影響的呈現是很具參考價值的：

1. 人們在悲傷情緒下，比較能夠作邏輯性的思考
2. 每種情緒都有其優缺點，妥善運用，就能夠有最好的成效
3. 人或許不能只有快樂，情緒是整套販售的，有欠缺人生就會有缺陷

除了上述討論的部分之外，電影也針對抽象思考、夢境、創造力做了很精彩的呈現，也讓電影的情節得以順利發展。若要說這電影帶出了甚麼訊息，大概就是：

1. 我們該去擁抱自己的情緒，因為不論是快樂、難過，都有其功用及必要性
2. 要認真過每一分鐘，因為每個事件都會對於我們自己、他人造成影響
3. 要多給自己的信念一些發揮的空間，若只是持續被誘發，那人生有點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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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lles_Chen

即使在互聯網如此普及的今天，電話依然是一種不可替代的溝通方式。通過電話，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交流感情、溝通事務，它傳遞訊息的效率也比簡訊、郵件更高。然而，如此方便的電話在不少人眼中卻成了麻煩的來源。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自己害怕聽到電​​話鈴聲，在需要撥出電話時也總是感到緊張、不知所措。如果能發簡訊、郵件，他們也一定不會選擇打電話和人交流。在社交網絡上，「害怕打電話」的話題也總能引起大量網友的揮淚共鳴，相關的段子、漫畫也層出不窮。「電話恐懼」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能和人面對面無障礙交流的人也會害怕打電話呢？

警報！警報！這不是演習！圖片來自：college humor

「電話恐懼」是一種病嗎？

人們創造了「電話恐懼症」（telephone apprehension/telephone phobia）這個詞來描述對接打電話的焦慮，還總結了以下幾點常見「症狀」：

• 手機常年靜音，雖然知道不好，但隱約覺得能躲就躲；
• 聽到手機鈴聲就像聽到報警器，突然出現的鈴聲會使自己迅速變得心慌和焦慮；
• 不願意接電話，也不願意主動打電話，看到未接來電也不想回電話；
• 使用簡訊、郵件等文字方式交流時焦慮症狀幾乎消失，甚至與人面談的情況都好過電話中交流。
• 其他症狀如：在電話中持續高度緊張，話少，對電話交流中的沉默感到恐懼。

不過，「電話恐懼症」本身並不是一個受到公認的概念，也不能說對打電話感到焦慮的人就一定是患上了心理疾病。

那麼，它有沒有可能與某些心理問題有關呢？在說到這方面話題時，一個經常會被提起的概念是「社交焦慮」。網路上不少文章表示，不敢打電話就是社交焦慮的症狀表現之一，這種說法又是否正確呢？

社交焦慮症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中正式的診斷疾病之一，它在一些方面的表現確實和「電話恐懼」有相似之處，不過它們卻又不能劃上等號。

判斷一個人是否患上了社交焦慮症，標準主要有以下幾項^[1]：

• 對一種或多種社交場合產生明顯的焦慮感，因為在這些社交場合中個體會暴露在他人的審視下，如與他人互動（如談話、與陌生人會面），被觀察（如吃飯、飲酒時），以及在他人面前展示（如演講）；
• 個體害怕其會展示出自己焦慮的狀態，並因此遭到他人消極的評價；
• 各種社交場合均能激起個體的恐懼感或是焦慮感；
• 個體選擇迴避各種社交場合，而在身處其中時會感到強烈的恐懼感或焦慮感；
• 所產生的恐懼感和焦慮感遠遠大於該社交場合的實際威脅；
• 恐懼感、焦慮感、或對社交場合的迴避至少持續6個月以上；
• 這種恐懼、焦慮、或迴避對個體的社會功能、職業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等造成顯著的困擾或損害；
• 以上症狀並不是由於物質濫用或是身體狀況等生理影響所造成；
• 以上症狀並不能用其他疾病更好的解釋（如：驚恐障礙、軀體變形障礙、自閉症）
• 即使有其他身體狀況（如：帕金森、肥胖等）存在，以上症狀也屬於獨立存在或強度超過其身體狀況所能導致的範圍。

從這裡可以看出，社交焦慮患者對於各種形式的社交場合都會產生恐懼、焦慮、或逃避的反應，而害怕打電話的人很多並不會對其他社交場合產生明顯的恐懼。另一方面，「電話恐懼症」和社交焦慮症在害怕打電話的程度上也有差異，真正會被認為病態的社交焦慮對生活和工作有嚴重的影響，患者可能因此而不得不退學、辭職或者關閉手機，而自稱「電話恐懼」的人們大部分還是可以克服緊張完成交談的。由此可見，社交焦慮患者確實可以表現出對打電話的恐懼，而反過來從害怕打電話和社交恐懼則沒有必然的聯繫。如果你只是接打電話的時候有些緊張，其他方面的交流都沒有障礙的話，完全不必把這種情況當作疾病看待。

打電話為啥讓人緊張？

撇清了「社交焦慮」這個大帽子，我們再來重新審視一下「電話恐懼」這個現象。交流的方式有那麼多，為何偏偏是電話讓我們產生了不適呢？

相比簡訊、郵件、線上聊天工具，電話是一個即時性較強的交流方式。使用簡訊或郵件進行文字交流時，你來我往之間存在時間間隔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利用這個時間，人們就可以重新檢查自己的回應，以確保正確地傳達自己的意思。而電話交流需要雙方及時回應對方剛結束的話語，在這短暫的過程中，人們需要快速加工對方傳遞的信息，確定自己的態度，組織成適當的語言，並用適當的口吻說出來。如果沒能及時完成回應，就會形成尷尬的「沉默階段」^[2]，而對沉默以及沉默可能造成後果的恐懼是我們害怕電話交流的原因之一。

面對面的交流同樣需要較快速的反應，但它卻沒有電話那麼可怕，這又是怎麼回事呢？我們都知道，人與人交流的過程中加工的信息絕對不只有語言這一部分。對方說話的神態，動作等信息也被我們看在眼裡並進行加工。在面對面交流的過程中，人們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線索（social cue），作為自己接下來言行的參考^[3]。但在電話交流中，面部表情、動作等社會線索全部被屏蔽，人們只能通過聲音及語言來決定自己的接下來的表達，因此人們對「說錯話」的擔憂可能也會隨之增加。

此外，與其他社交方式相比，人們可能也更不容易學習到有關接打電話的經驗。孩子們從小就會觀察身邊的人，並通過模仿他們來習得社會行為^[4]。對於面對面的人際交流，這種學習方式行之有效，但對電話交流卻沒有那麼順利。畢竟，我們在想要學習的時候也很少有機會能聽到別人電話中雙方的聲音。因此，在電話交流中，人們認為自己更有可能失敗，從而對電話交流產生恐懼^[2]。曾經研究過「電話恐懼」的菲爾丁博士（Dr. Fielding）也指出，「電話恐懼」很有可能與曾經的一兩次失敗經歷有關^[5]。

由此可見，相比文字或面對面的方式，電話可以說是對社交技能要求更高的一種場合，因此我們對它產生更多焦慮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

害怕電話怎麼辦？

人們對電話交流的憂慮和恐懼，很大程度上是源於這樣一種認識：通話過程中如果沒有迅速準確地回應就意味著失敗，沉默是非常尷尬的，它會把事情搞砸。而事實上，這種想法並不合理，用它來要求自己也是沒有必要的。

我們可以通過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的方式來改變這種認識，從而減輕對電話的恐懼^[3]，這個過程也稱認知重建（cognitive restructuring）。拿電話中的「沉默」舉個例子，沉默是否給對話帶來了實際傷害？對方有沒有因為沈默而停止過通話？產生沉默的其他原因有可能是什麼？通話中暫時的尷尬真的會傷害雙方的關係嗎？在思考完這些問題之後，我們可以尋找其他解釋的可能性來替代原來的看法。如「沉默好像是日常對話中必然出現的一部分，沒人能一直說話，況且我們有時也需要時間仔細思考剛才雙方說過的話，這樣反而更有利於提高我們對話的效率。即使沉默是因為沒有話題，這也很正常。沉默和尷尬都沒有對通話產生什麼本質上的傷害。」

而在行為方面，系統脫敏法（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也可以幫助我們逐步緩解對打電話的恐懼。例如從接聽親密朋友的電話到撥打相對較不熟悉朋友的電話，這樣逐步階梯式的練習可以提高自己對電話交流的適應程度。我們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逐步提高自己的社交技巧，嘗試在電話交流過後給自己一個小小的獎勵，或是在打電話前事先準備一下談話內容，這些都可以使「電話恐懼」的狀況得到改善。

所以，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對電話恐懼的狀況，可以嘗試挑戰自己對電話的看法，並進行系統的練習。而如果對電話的焦慮太過嚴重、無法控制，還需要向專業人士尋求幫助。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電話恐懼」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我們只要坦然接受它就好，不需要太過擔心。

本文轉載自果殼網

參考資料：

1.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 Marshall, JR （1995）.  Social phobia: From shyness to stage fright. Basic Books.
3. http://socialanxietydisorder.about.com/bio/Arlin-Cuncic-29790.htm
4. Sigelman, C., & Rider, E. （2013）. Life-span human development（8th ed.）. Cengage Learning.
5. Davis, Yvette. （2008）. Please don’t call us ‘seniors': Senior Activity Center likely to get a new name as boomers arrive.（RETIREMENT）. Wenatchee Business Journal, 22（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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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之聲：宣戰時刻》The King’s Speech／導演：湯姆．霍珀Tom Hooper

文／悠揚

電影《王者之聲》刻畫了英王喬治六世口吃的經歷，這位歷史上臨危受命卻最終被人讚譽為「勇者無敵」的國王，借此片再次讓觀眾回到了那個充滿榮耀的時代。影片中，「達西先生」柯林．佛斯精湛的演技，令他沒有爭議地登上2011年奧斯卡的影帝席位。

此外，本片也讓人們開始關注口吃這一常見卻又讓人困擾不已的身體話題。

發表演講對政治人物來說本是家常便飯，這似乎是他們生來的使命和理應擅長的事情——但對喬治六來說，這卻是場充滿艱辛的旅程。為了即位以來最重要的「王者的演講」，6 個月來，他每天都要進行「魔鬼訓練」。當他身著禮服走向演講席，身邊陪伴的是他的妻子，還有他的語言導師羅格（Lionel Logue）。

電影《王者之聲》中，男主角進行語言訓練之場景。source：IMDB

童年心理陰影並非口吃成因

口吃在人群中並不鮮見。美國約有300萬口吃患者，平均100人就有 1 人口吃。美國言語聽覺研究聯合會的專家鮑爾（Mark Power）認為，口吃的成因是受不同基因調控的，因此，口吃人群中也存在家族遺傳特性。

也有一部分的人因為成年之後心理方面的創傷或頭部受傷而發生口吃。2007年發表在《神經語言學》（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 ）上的一篇論文就記載了文獻當中出現的由成年期心理創傷造成的口吃病例，其中的誘因包括了工作過度勞累、自殺未遂、離婚、失業等，但是，每一個個案都有獨特性，而且心理創傷也並不一定會導致口吃的症狀。因此，這類由心理問題導致的口吃也還待進一步的研究。不過，研究人員在文中對成年後口吃和發展性口吃的症狀進行了比較，發現成年後的口吃在言語困難上更傾向於片語成塊的不連續，而發展性口吃患者則更多地出現重複詞語的口誤。在大腦結構的異常方面，兩者沒有太大區別。

《王者之聲》中描述，喬治六世因童年壓抑、被糾正左利手等經歷導致口吃。而在現實生活中，童年的心理陰影並不能完全成為口吃的原因。倘若果真如此，那估計很多人都要變成口吃者了——誰小時候沒受過一點挫折呢？

伊利諾伊大學著名的口吃專家雅依利（Ehud Yairi）認為， 兒童的口吃也並不太會成為他們的心理負擔。小孩子開始口吃時，由於年齡太小，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口吃，所以很少因此感到焦慮。只有成熟後，才會因為口吃造成的負面作用開始焦慮和自卑。另一說法認為，有些孩子學說話時，因為不斷重複某些詞或聲音被父母指責，就開始口吃。雅依利認為，這也不大可能是兒童口吃的原因。兒童期的口吃多和兒童大腦語言區域的發育不完全有關，多數兒童長大後都能恢復。

人們普遍認為，口吃是心理問題，因為焦慮或緊張導致結巴，一如電影中羞澀的喬治六世。但科學家發現了某些基因和口吃的關聯，說明口吃是由於基因變異，影響了大腦對聲帶肌肉的控制能力。美國國家失聰暨其他溝通障礙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n Deafnes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的研究員德雷納博士（Dennis Drayna）主持的研究發現，口吃者普遍存在 GNPTAB、GNPTG 和 NAGPA 三種基因上的變異。

這些基因多與負責控制聲帶肌肉的大腦區域發育有關，異常的基因突變會造成細胞死亡，導致言語機制的「故障」，最後導致口吃症狀。由於這類生理性失調常發生在孩子開始學說話的階段，因此，常讓人誤將口吃和能力差或智商低畫上等號。

這些基因同時還與兩種嚴重的新陳代謝疾病——黏脂質症 II 型和黏脂質症 III 型息息相關，它們會造成細胞內糖類和脂肪體聚積，導致骨骼發育異常和嚴重學習障礙。其中，黏脂質症 II 型患者會失去說話能力。科學家認為，口吃並不是一種社交功能障礙，而是實實在在的生理疾病。這項發表於美國科學促進會的最新研究顛覆了傳統認知，有助於為藥物治療和基因療法鋪路，最終治癒口吃。

「重塑」大腦言語能力

為了更好地讓人們擺脫口吃的困擾，科學家們從神經機制和訓練方法兩方面進行了探索。

電影中，治療師讓喬治六世戴上耳機大聲放古典音樂，同時錄下他讀莎士比亞的聲音。在喬治六世看來，這是個相當荒謬的治療方法，一氣之下選擇放棄。但當他無意間翻出那盤黑膠唱片時，卻驚訝地發現，聽不到自己說話聲音情況下的朗讀流暢無比，完全沒有平時的結結巴巴。

電影中的這一治療手段和神經學家對口吃的發現有不謀而合之處。在近十年對口吃患者的神經學研究中，人們發現，口吃者與語言相關的大腦活動有著與常人不同的模式。得克薩斯健康中心的神經學家皮特．福克斯（Peter T. Fox）等人1996年就在《自然》雜誌撰文指出，通過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手段能夠發現口吃患者在言語過程中，左半球聽覺皮層的反應較常人更弱，這可能反映出他們在言語過程中對聽覺資訊的自我監控有誤。2009年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的韓裔科學家張秀恩（Soo Eun Chang）領導的一項對口吃患者的 fMRI 研究再次證明，口吃患者不僅在言語階段，在對語言的知覺階段，大腦的言語部分功能也不如正常人活躍。電影中治療師的這一手段在現實生活中也有類似的應用：透過改變對口吃者言語的回饋時間、頻率等資訊，校正口吃患者大腦聽覺回饋的不足，也能夠減緩口吃的症狀。

除了針對聽覺回饋的校正，科學家們還對以下問題感興趣： 為何有些兒童可以從口吃中恢復，而有些則不可以？張秀恩教授就著力於進行「發展性口吃」在兒童和成人間的比較。在2008年發表在《神經成像學》（Neuroimage）上的一篇文章中，她利用磁共振彌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方法掃描了口吃兒童的大腦，發現了持續口吃的兒童和口吃康復兒童的大腦灰質體積、大腦白質纖維和連接通路呈現出不同的模式。相對於正常兒童來說，兩組口吃兒童都出現了語言區域灰質成分的減少。而持續口吃兒童在弓狀纖維束（arcuate fasciculus）處的大腦連接則比其他兒童更弱——弓狀纖維束是連接大腦中兩個重要的語言功能區威尼卡區（Wernicke’s area）和布洛卡區（Broca’s area）的神經纖維束，威尼卡區負責語言理解，而布洛卡區負責「說話」，所以弓狀纖維束起到把「想說的」傳遞為「說出來」的重要功能。張秀恩認為，那些成年後口吃消退的兒童，其大腦與言語有關的腦區經過重新塑造變得與常人一樣，而沒有恢復正常的人，其大腦中仍保留著獨特的神經結構。

此外，張秀恩和她的同事還對成年口吃患者的大腦結構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成年口吃患者的主要癥結也在於弓狀纖維束處的大腦連接。成年口吃患者的大腦右半球無論在言語過程中的活躍程度，還是結構的纖維連接方面都比一般人要強。這個結果卻是口吃的兒童所沒有的。張秀恩認為，右半球的活動增強可能是大腦可塑性的一種體現，為了補償左腦語言能力的減弱，口吃患者在成長過程中鍛煉出了更加「強大」的右腦以便執行正常的語言功能。

言語訓練需日復一日

口吃的治療不是一朝一夕就可達成的。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傳播學系教授庫克（Paul Cooke）本人就是一個口吃者。他從五、六歲時就有口吃的症狀，現在他用自我控制的方法儘量減少口吃的出現。「我到現在仍然承認我是一個口吃患者，但我也是一個能成功控制它的人。」庫克說。現代治療口吃的方法和影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怪異訓練方法基本吻合：放鬆訓練，深呼吸，唱歌，音樂治療和舌頭靈活性訓練。這些言語治療多多少少能有效果，也是治療口吃的必經過程，但它們絕不是「萬靈藥」。想從口吃中恢復，需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訓練和檢查。

事實上，有很多人都像喬治六世一樣，曾經或一直在經受口吃的磨煉，如我們所熟知的演員瑪麗蓮．夢露、蔣雯麗等。

電影中，喬治六世從治療師那裡回來，給女兒們講了個童話故事：「從前有兩位小公主：伊莉莎白和瑪格麗特，她們的爸爸被邪惡的巫婆詛咒變成了企鵝。這讓他痛苦萬分，因為他是那樣喜歡抱著他的女兒們，卻因為兩隻短翅無法做到。回家的路途遙遠，為了及時趕到，他一頭鑽進水裡，終於成功地回到宮殿。

兩位公主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吻，他終於變成了——你們猜是什麼？」故事到這兒，所有人都會脫口而出：「王子！」但這位「企鵝公爵」給出的答案是：「他變成了一隻短尾巴的信天翁，因為這下他有了很大的翅膀，可以抱著他的兩個小公主了！」這個故事就像是在講這個電影本身，以及所有關注口吃的人們：雖然很難脫胎換骨成為童話中的王子，但國王完成了他第一場流利的演講， 演化成不完美、卻擁有堅強翅膀的「信天翁」。

本文摘自《有一天會成真！科學松鼠的電影科技教室》，華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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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境界》A Beautiful Mind／導演：朗．霍華Ron Howard

文／方弦

對很多人來說，數學家可能是遙不可及的存在。他們醉心於那個由各種抽象符號組成的世界，卻離現實很遠。以他們為題材的影視作品少之又少，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曾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電影《美麗境界》。

《美麗境界》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翰．奈許的經歷為素材，講述了一位患上精神分什博士與精神分裂症抗爭的過程。那麼，他屬於數學家的一面，又是如何呢？

「這人是個天才。」

這就是奈許的碩士導師給他寫的推薦信，只有一句話的推薦信。

電影《美麗境界》中的數學天才約翰‧奈許其實真有其人。source：IMDB

約翰．奈許的確是個天才。中學時代，在父母的支援下，他就開始在附近的大學旁聽高等數學的課程了。爾後，他得到了卡耐基技術學院（今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獎學金，攻讀數學。僅僅用了三年時間， 他就完成了碩士學位。在他尋找攻讀博士的學校時，哈佛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都向他伸出了橄欖枝。

普林斯頓提供的獎學金比較多，奈許認為這表明普林斯頓更看重他的才能。儘管哈佛大學的學術實力也很強，但「士為知己者死」，奈許還是選擇了普林斯頓。

電影中，奈許被刻畫成一個靦腆的天才，但現實中，剛進入普林斯頓的奈許，其實驕傲好勝：他不愛上課不愛看書，相對於跟隨前人的步伐，他更喜歡自己在數學的世界探索；吹著巴赫曲子的口哨，他可以獨自做上一整夜數學，不知疲倦。

但普林斯頓並不是只有他一位數學天才。系主任萊夫謝茨（Solomon Lefschetz），奈許的導師塔克（A. W. Tucker），都是當時各自領域的巨擘。而在與奈許同輩的學生中，也有像蓋爾（David Gale）、沙普利（Lloyd S. Shapley）這樣日後的數學家， 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還有當時的本科生米爾諾（John Milnor）， 日後的菲爾茨獎獲得者。

這些天才湊在一起，總愛分個高下，而像國際象棋和圍棋之類的智力對抗遊戲恐怕最對他們的胃口了，有事沒事總有人在公共休息室裡一局一局地下棋。電影中的奈許不擅下棋，但現實中的奈許其實算得上一位下棋高手——事實上，奈許當時研究的博弈論，正是一門以各種博弈為研究對象的應用數學分支。

當時的博弈論仍然處於起步階段，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是當時該領域的帶頭人，他對「零和賽局」作出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所謂零和賽局，即是所有對局者收益的綜合為零，一方獲益必然意味著另一方損失。然而，現實生活中的博弈沒有這麼簡單，雙贏和兩敗俱傷的情況常有發生。就以當時美蘇冷戰為例，如果單純將對方的損失看作己方的收益的話，雙方的最優策略都是先發制人給對方最大的打擊，這當然很不現實。由於這種局限性，儘管對零和賽局的研究非常深入，但其應用價值不算太大。

於是，當奈許在1950年發表對「非合作賽局」的研究時，博弈學界眼前為之一亮。他證明，即使放棄了「所有對局者收益總和為零」的假定（簡稱零和假定），對於每個博弈，仍然存在一個「均衡點」。在均衡點處，對於每位對局者來說，更改自己的策略不會帶來任何好處；也就是說，每位對局者的策略都是當前的最佳策略。這樣的均衡點後來被稱為「奈許均衡」。如果所有對局者都是理性的話，最後博弈的結果一定落在某個均衡點上。這就是均衡點重要性之所在：如果知道一個博弈的均衡點，就相當於知道了博弈的結局。又因為去掉了零和假定，奈許均衡的應用範圍遠比零和博弈廣泛。

以此為題材，在導師塔克的指導下，奈許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可是，此時奈許的研究興趣早已轉向更純粹的數學領域。甚至在他完成博士論文之前，他已經開始對代數幾何——一個高度抽象的數學領域——產生了興趣，並作出了一些開拓性的研究。

與博弈論不同，儘管代數幾何在今天已經成為數學主流， 在實際生活中它並沒有太多的應用。在數學家的眼中，通常代數幾何被分類為「純粹數學」，而博弈論則是「應用數學」中的一員。雖然數學在眾多領域中有著重要應用，但可能令局外人驚訝的是，近代的數學家並不特別看重應用，而更關注數學本身的智力美感。英國數學家哈代在他的《一個數學家的辯白》中就曾寫道：「用實踐的標準來衡量，我的數學生涯的價值是零；而在數學之外，我的一生無論如何都是平凡的。」像奈許這樣有才華的數學家，如果像在電影中那樣只關注博弈論的話，實在難以想像。而奈許轉向代數幾何的一個原因，也正是因為擔心關於博弈論的研究可能不會被數學系作為畢業論文接受。

奈許轉向代數幾何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更容易明白。奈許均衡超越了馮．諾依曼的零和賽局研究，而因為馮．諾依曼當時也在普林斯頓，所以應該會出席奈許的論文答辯。奈許認為這樣的狀態可能對他不利。實際上，奈許曾與馮．諾依曼討論他的奈許均衡理論，但馮．諾依曼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興趣。「不過是另一個不動點定理。」這就是他的評價。所以奈許認為馮．諾依曼並沒有意識到奈許均衡的重要性，很可能為他的論文答辯帶來麻煩。

儘管數學家研究的是最純粹的理論，他們有時也不得不面對那錯綜複雜的現實。

幸而奈許的博士論文答辯仍算順利，從入學開始，僅僅花了一年半的時間，他就獲得了普林斯頓的數學博士學位。這無論在什麼時代都稱得上高速度。也由於他的這篇論文，當時美國冷戰智庫蘭德公司在他畢業後旋即將他招至麾下，因為他們認為奈許對非合作賽局的研究可能會在冷戰中發揮作用。在蘭德公司工作一年後，在1951年，他又回到了學術界，任職於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這時，他才將在普林斯頓對代數幾何的研究寫成論文《實代數流形》發表。

從1951年到1959年春天，奈許在麻省理工學院任職的這幾年可以說是他在數學研究上最有價值的幾年。他解決了黎曼流形在歐幾里得空間中的等距嵌入問題，這個問題與廣義相對論有著有趣的聯繫，屬於微分幾何——另一個高度抽象的純數學領域——的範疇。這個問題跟很多純數學問題一樣，由於艱深，從未被大眾所瞭解，但在當時算是相當重要的進展。這也是奈許在純數學上最大的貢獻。

1956年，奈許開始研究一個有關偏微分方程的問題。這時， 他那種不愛看論文而獨自研究的個性讓他吃到了一些苦頭。他並不知道，當時比薩大學的德喬治（E. de Giorgi）也在研究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定的進展。實際上，他跟德喬治各自獨立解決了這個問題。雖然奈許的解答更為精彩，然而是德喬治首先解決了這個問題。這種由於自己的無知而被他人捷足先登的經歷，也許給奈許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創傷。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這段時間，奈許遇到了艾莉西亞，兩人在1957年結婚了。1959年的春天，艾莉西亞懷孕了。這時的奈許三十出頭，在學術界有了一定的地位，還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美好。

誰又想到僅僅幾個月後，奈許便墮入精神分裂症的深淵呢？

奈許與妻子艾莉西亞 source：New York Times

據奈許所言，他在艾莉西亞懷孕的頭幾個月開始出現妄想的思維，並不像電影描述的那樣是在進入普林斯頓伊始就出現了幻視。最初發現這點的可能是他的數學系同事。當時奈許聲稱有了一個新想法，有希望解決黎曼猜想。黎曼猜想是解析數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問題，無論誰解決了這個問題，都會得到數學界無上的榮耀。然而，當他的同事與他討論這個新想法時，卻發現他的想法過於瘋狂經不起推敲。爾後，奈許作了一個關於他的新想法的報告，但這個報告已經失去了思維的光澤。他的同事開始覺得，其中必定出了什麼問題。

更多的妄想症狀陸續出現。奈許開始認為他是某個重要政治人物，有一個祕密團體在追殺他，這是典型的被害妄想症狀。情況不斷惡化，最後在 1959 年 4 月，艾莉西亞不得不將奈許送進精神病院。

為什麼當時事業有成家庭幸福的奈許會突然患上精神分裂症呢？是不是沒有做好妻子懷孕的心理準備導致的？「數學是年輕人的遊戲」，是不是因為害怕自己的數學才能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枯竭？是不是與德喬治競爭的經歷給他帶來了壓力？還是父母的遺傳所致？我們難以給出一個準確的回答，因為我們對精神分裂症仍然所知甚少。但有一點可以確信的是，在精神疾病面前， 即使是那些擁有最理性的心靈、研究最抽象的理論的數學家，也與普通人一樣脆弱。

奈許被困在自己的妄想之中。他開始出現幻聽（但沒有過像電影中的幻視）。入院治療，出院後辭職逃往歐洲，被遣返美國治療，離婚，胰島素休克療法，更多的藥物治療，出院。在1970 年後他再也沒有入院治療過，寄居在前妻家中。這十年間，他出現過幾個月的短暫清醒時期。在這段時期，奈許做出了一些有意義的研究。但很快，他又陷入了妄想之中，而他的名字，也逐漸被數學界所遺忘。

但他的理論沒有被遺忘。在他與精神分裂症纏鬥之時，來自經濟學界、博弈學界的學者們，在奈許均衡的基礎上，發展出各自的理論，並將其應用到實踐中，從股票市場到拍賣交易。他的理論以另一種方式記錄著他的存在。

晚年的奈許 source：wikimedia

經過漫長的歲月後，奇跡發生了。奈許的精神分裂症像冰雪消融那樣，一點一滴地緩解了。他開始理性地拒絕那些妄想，不再出現幻聽，逐漸開始正常的生活和研究，甚至還學會如何使用電腦。在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他開始利用電子郵件與別的數學家交流，這些數學家認出了奈許，而且發現他的數學思維恢復， 又開始進行有意義的數學研究了。正是這些數學家讓大家知道， 奈許從精神分裂症的深淵回來了。

部分由於這些數學家的努力，奈許開始重新被學術界承認。遲來的榮譽接踵而至，其中分量最重的莫過於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原因正是奈許均衡。有了這個諾貝爾獎，他又能以學者的身份重新拾起科學研究。儘管不再年輕，他仍希望能像過去那樣，獲得有價值的成果。他與艾莉西亞也在2001年再婚。

儘管失去了數十年的寶貴歲月，對於現在的奈許來說，能平靜地生活和研究，也許就是最大的幸福。

不得不說，有時候現實比電影更意味深長。《美麗境界》只是奈許生平中一個不真實的寫照，奈許本人的經歷卻更為動人。

編註：約翰‧奈許和妻子艾莉西亞於今年〈2015〉五月不幸因為車禍離世，享年86歲，但他們的故事和貢獻就會一直流傳下去。R.I.P.

本文摘自《有一天會成真！科學松鼠的電影科技教室》，華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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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其他動物的互動關係，最早是掠食者與獵物；約一萬四千年前，人類與犬科動物的同伴關係逐漸形成（或者你比較傾向於視為役使的關係，如同較晚被馴化的牛馬）；畜牧起源於約一萬年前，也許當時就已經有了像《銀之匙》那樣「細心照顧培養感情再大口吃掉」的複雜情緒；隨著文明演進，動物成了人類的信仰，被賦予許多不同的文化意涵；漸漸地出於食用、役用目的之外的圈養和毫無實用價值的「寵物」出現了；科技的發展產生了實驗動物的需求。

奇妙的是，如今人類已經幾乎掌握所有動物的生殺大權，我們與動物的關係竟然沒有簡化成主人與奴隸，反而有人跳出來大聲疾呼要關注動物福利甚至賦予牠們與人相同的權利，這些主張又與上述的利用關係產生對話與衝突，產生棘手的灰色地帶，於是人與動物關係學（Anthrozoology）應運而生，哈爾‧賀札格（Hal Herzog）的《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德難題》，正是一本人與動物關係的百科全書。

這本書出版後，常在許多與動物有關的爭議中被提及，不過可別被中譯書名誤導，以為作者會告訴你如何在這些爭議中做出正確決定。雖然書中提及不少顛覆一般認知的最新研究，例如統計數據並不支持虐待動物者很可能成為暴力犯的推論，以及除非是在動保人士和虐待動物者的極端案例中，否則男女對待／看待動物的態度並不像我們所想的差異那麼大等等，不過一旦牽涉到像是為何鬥雞違法，工業化雞肉業卻合法、動物版的電車難題，人類動物互動學家只能告訴你：「就某一方面來說，X是對的，但從另一方面來看，Y才是對的。」賀札格真正想探詢的是，為什麼關於動物，要知道怎麼想才是對的是如此困難（這正是原文書名的副標）。

就如這篇文章所指出的，「人是否『應該』把狗當成食物」是一個道德問題，事實上不只吃狗肉，人與動物的關係中本就充滿了道德難題，也因此探討人類的道德判斷機制，成了這本書的重要核心。賀札格在研究中發現，與康德的看法相反，我們的道德決策其實更多是奠基於感性而非理性，但這是否表示，反對吃狗肉或善待動物的倡議者一定只是感情用事呢？賀札格引述心理學家強納生．海德特（Jonathan Haidt）的看法：雖然人在下道德決策的第一階段，非邏輯的直覺系統通常佔有主導地位，但接著我們就會以深思熟慮的態度，有意識地為自己的決策賦予合乎邏輯的理由。這些理由才是公共討論中應該被關注的重點。

除了感情用事，「道德的一致性」也是動物相關爭議中經常出現的批判。愛某些動物卻吃某些動物、用牠們做實驗是合理的嗎？但誠如作者所言，如果我們拒絕在物種之間劃出某些界線，結果便是「你會身在一個白蟻有權吃掉你屋子的世界。」既然道德牽涉劃界，就注定會是不一致的（總會有某些情況、某些動物被劃在線外），問題在於我們願不願意承認這個不一致？賀札格認為，「就道德價值而言，一致性經常被過分重視。」不論是2013年狂犬病疫情爆發時的米格魯實驗、2014年飯店推出兔肉鍋，或其他善待動物的倡議，總會有人嘲諷倡議者的「不一致」：這些動物比較可愛所以不該死，那OOXX就不可愛嗎，植物也是生命，不然你都不要吃藥啊。其實如果檢視動保團體的理由，往往不是可愛與否。以飯店推出的「野味」鍋為例，動保團體至少就提出了鹿、兔未納入屠宰規範的健康風險，以及若炒作後供過於求可能導致棄養的生態問題（蛇肉羹來自進口的印尼水南蛇），但這些意見往往被淹沒在「偽善」、「雙重標準」的指責中。

賀札格說：「對一個腦容量和心臟都大的物種來說，一不小心就會踏進道德沼澤。哪裡有領土，哪裡就有沼澤。」《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最具啟發性的一點，是在討論了許多困難的議題後，提醒我們道德的複雜性，不能用來合理化道德的麻痺。里茲大學哲學教授Matthew Kieran在他的《媒體倫理與規範》中寫道：

「那些批判他人偽善的人，其言談有時候似乎將這種行為一致性敬為其畢生追求的對象，好像只要將他人的主張打入道德上不值得尊敬之列，自己就可以脫身。如同道德家們有時會說的，這種想法只是最低限度的誠實。但這種誠實恐怕沒有什麼價值。此處批評者的真正目的當然不會是誠實此一德性，其行徑反而是一種不誠實的表現，他們其實是想挑起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鴻溝而非弭平之，他們大聲疾呼的真正目的不在於『你為什麼不信奉目前所做所為』，而是『你自己為什麼不去從事你所信奉的觀念？』

有趣的是，在理論與實踐的不一致間，反抗者的立足點從何而來？答案就是偽善，因此偽善可以說是改革運動的必經歷程，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偽善是為了達到德性所必須付出之不道德的代價。」

我寧願相信，嘲諷動保人士的人並非全然的冷酷，也許他們是因為人與動物關係中必然會有的衝突產生罪惡感，出於一種自我保護的心態，「將他人的主張打入道德上不值得尊敬之列」，如此自己就不需要思考或做出任何改變（即使只是很小的改變）。當然，任何公共討論都必須納入現有知識與實務層面的考量，道德不是全部，但過分強調道德的一致性，也不會產生積極的意義。

《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被評論者比喻為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的《雜食者的兩難》，波倫認為，「會想把所有東西都拿來吃的生物，會特別需要倫理、規則和儀式。我們吃下的東西，以及吃東西的方式，都會決定我們成為怎樣的人。」如同賀札格無法決定，一隻為了研發乳癌藥物而死的老鼠跟被老鼠藥毒死的老鼠相比，是不是死得比較值得，在沒有絕種疑慮或基因汙染的前提下，我也想不到有力的理由說服別人不要在婚禮上放飛蝴蝶，因為我同意為了科研目的將蝴蝶做成標本。然而我們不能停止思考人與動物的關係，不只是因為這事關我們會成為怎樣的人，也因為我們擁有宰制動物的工具及技術，唯有不停止思考，才有減少傷害與破壞的可能。

◎警語：雖然這是一本非常精采的書，但不得不提的是初版一刷校對水準勉強只有40分，據說出版社後來有修正，若想入手可以找二刷以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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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國唸書時，對美國的一些政治現象頗為不解。基本上，美國大部分大學生以及教授都是自由派，對我們這麼自由派來說，保守派錯得即離譜又明顯，他們濫用道德唬弄民眾，損害公共利益偏袒富人，為何還有許多人民寧可自己利益受損也要投票給他們？難道共和黨的支持者都是一群反智的蠢象？同樣的情況，在台灣也適用啊。

直到讀了這本好書《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才找到問題的部分答案。我曾說過，一本好書可以改變你我的世界觀，讓事物的有了新面貌。《好人總是自以為是》就是這樣一本好書，尤其是在政治紛紛擾擾的台灣，也來得非常是時候。

讀了《好人總是自以為是》，覺得非常划算，因為《好人總是自以為是》分三大部分，內容份量基本上也大概是三本書的！可是卻比讀三本書的收獲還多！

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在正向心理學的大本營賓州大學獲到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研究冷門的道德心理學。他在維吉尼亞大學任教16年之久，現在在紐約大學的史登商學院擔任倫理領導學教授。他在《好人總是自以為是》第一部分要說服大家，許多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顯示，我們的許多道德判斷，是直覺先來，策略推理後到的。

在哈佛政治哲學家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通識課程「正義」（Justice）和《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中，他提出電車問題的好幾個版本，雖然結果是一樣的，同樣是讓一個人死亡來換取五個人的生還，可是有些作法就是怪怪的，我們很多人可以接受變換軌道撞死一人好過撞死五人，卻無法接受從天橋上推一個胖子下去擋車，講白了就是認定後者是錯的。至於為何是錯的，哈佛的學生或聰明人當然可以拗出一堆理由。其他怪怪的感覺的還有，如果家裡的貓狗意外死亡，把牠們吃了有問題嗎？和超市買回來的雞做愛呢？和親兄妹在避孕的情況下呢？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在第一章，先要來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道德何來？是我們先天就具備的？就像三字經說那樣「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先天論）？還是後天學來的（經驗論）？或是理性建構出來的（理性論）？雖然在他進入道德心理學領域時，理性論是主流，但是他卻用許多研究來告訴我們，理性論有很大的問題。

他指出，美國是一個個人主義以上的社會，尤其是在知識份子界，許許多多心理學研究來自怪異（WEIRD）的一群人，他們是西方（Western）、受教育（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和民主（democratic）的一群人，主要就是心理學研究愛用的大學生。對於「怪異」的人，道德版圖很明確，就是不傷害他人。可是強納森．海德特曾到印度作過研究，他受到很大的文化衝擊，大到根本就是另一個世界，道德的版圖也差異很大，涵蓋的範圍也很不同。他後來也閱讀大量的民族誌，研究其他文化。

他提出柏拉圖（Πλάτων，約公元前427－前347）、哲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和休姆（David Hume，1711－1776）的主張，柏拉圖認為理性是主人，哲斐遜認為理性和感性是平等共治的，休姆認為理性是熱情的僕人。他提出許多研究證據顯示休姆可能才是對的。他把心智比喻作象和騎象人，重提他之前的書《象與騎象人》的主張，指出心智好比騎象人（控制式歷程）騎在大象（自動化歷程）上。騎象人逐步演化為服侍大象。我們的道德判斷有強烈的直覺，例如電車問題，有些作法就是錯的，例如把天橋上的胖子推下去擋車，理由是事後努力建構的。因為騎象人是服侍大象的，所以他指出，想要在道德和政治議題上說服別人，要先和大象對話。他舉出大量的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研究來說明，為何是直覺先來，策略推理後到。

我想，當我們不小心讀到不對盤的言論（還真要不小心，在這個年代，大家都只讀與自己意識形態相符的媒體了XD 臉書上一不投機，刪除加封鎖也不算不常見 :p），怒火攻心要幹爆對方，是大家或多或少有的經驗吧。我自己招了，有次讀了篇文章以為作者詆毀民主，一怒之下罵了很多，才被教訓我太超譯人家意思了，他只是恨鐵不成鋼。還有，因為被教了訓或糾了正，反而愈來愈堅持己見的狀況也很常見，所以理性屈服熱情其實並不令人陌生。可是說理性是熱情的僕人，這論點會叫許多知識份子失望吧，什麼東西啊，搞半天原來理性的論述是玩假的？大家搞熱血沸騰的幹架對罵就好？非也，理性雖然是熱情的僕人，但理性也會反過頭指點熱情。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的第二部，強納森．海德特具體詳盡地說明有哪些直覺，以及直覺源自何處，他描繪出道德空間地圖，來說明為何保守派政客雖然較不受知識份子愛戴，卻受到民眾歡迎，以及為何自由派政客常常選輸。他指出，對很多人來說，道德不光是傷害和公平而已，這對「怪異」的人，例如我這個自由派來說是很新鮮的。他指出，保守派有更寬廣的道德版圖，他們的還有社會倫理觀和神聖倫理觀。

他把道德比喻作味覺，還說休姆和孟子也英雄所見略同。他指出義務論也好，效益論也好都是單一受體型的道德觀。還指出提出效益論的邊沁是個亞斯伯格症患者，難怪柯P就是個效益論者XD 他認為休姆的多元論、感性論和自然論更大有可為。他提出的正義之心的味覺受體有五種：關懷、公平、忠誠、權威、聖潔。自由派主要仰賴關懷和公平，而保守派則五種俱全，因此保守派的政見能刺激更多味覺。他的研究能解釋為何民主黨常被共和黨打敗。後來他又增加了一項原則－－自由，解釋了為何自由意志派（Libertarianism）會和保守派在政治上為伍，雖然他們對社會議題如墮胎、同性戀等看法相左。

強納森．海德特基本上是個自由派，也堅定地支持民主黨，我在美國時也如此。他解釋了為何美國農民和勞工階級會選擇投票給共和黨，雖然乍看之下違反自己的經濟利益，可是如果是站在道德基本原則理論的角度，他們可能是投給自己的道德利益，因為共和黨擅長利用道德味覺哄騙民眾。

在《好人總是自以為是》第三部，強納森．海德特比較展開他的論述，證據不如前兩部強，有些純粹是推測，或者有趣的觀察。他用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1809－1882）的天擇理論討論我們為何有強烈的團體感。當炮口一致對外時，最能夠萬眾一心，這點政客深知，所以美國在小布希這混蛋的誤導下，打了兩場不義的戰爭，就因為911恐怖攻擊，中東死傷更慘重。在911恐攻後，美國人似乎更團結了，但也更盲目，尤其是入侵伊拉克時，就連法國的不配合，美國都有人主張把自由女神像退回給法國，還有把薯條（French fries）改名。《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提到天擇是在個體層次還是群體層次的問題，這頗學術。基本上，我還是仍為群擇的證據真的頗弱，不過這是演化生物學上的問題，在此不展開討論。

原本自由派對團體歸屬感是頗不屑的，我以前的筆電的螢幕保護程式會播放好看的風景照，有一些是美國鄉下的景色，其中幾張的小木屋上有美國國旗，我實驗室有位自由派老美看到，就幹譙中西部保守的愛國主義。是的，自由派是普世主義者，並不認為美國有特別偉大。自由派尤其是對宗教很不屑，每當提到保守派的宗教主張，以及南方的聖經帶，我的美國自由派朋友（呃，基本上我也只有自由派的美國朋友XD），臉中很明顯露出不屑甚至是噁心的表情，有些還會飆髒話。

美國許多自由派學者對宗教極為不客氣地攻擊（針對一神教尤其是基督宗教，他們大多不認為佛教是宗教，而是哲學），像史丹佛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有本書《道德風景：穿越幸福峰巒與苦難幽谷，用科學找尋人類幸福的線索》（The Moral Landscape： How Science Can Determine Human Value），簡單來說就是主張演化就能解釋我們人類對意義和幸福的追求，宗教閃邊去吧！不過強納森．海德特這位自由派學者，卻主張人類有雙重性，認為快樂也來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團體歸屬感。他認為宗教可以促進團結，抑制不良行為，所以在演化上是有利的。

道德凝聚人心，但也使人目盲，《好人總是自以為是》的中文書名有點自以為是，英文書名「The Righteous Mind」之義是「正義之心」。台灣也有不少自稱正義之士的傢伙，成天在網路上捉人家痛腳，號召鄉民集團霸凌，以正義之名，行撈名氣流量之實。尤其是談死刑的問題，我這篇〈關於死刑，給朱學恒的話……〉本來試圖用理性的方法討論死刑存廢，卻有大量網友假正義之名詛咒我全家也成為受害者。不過這樣的「正義之心」的層次之低，是連支持死刑的美國保守派都不屑的。

美國近年的一個政治危機是，美國兩黨之間的惡鬥是愈演愈烈，這十幾年來愈來愈少聽說兩黨共同合作解決國家重大問題，反而愈來愈常聽到，某黨或某政治人物出糗而危及國家，另一黨反而幸災樂禍，甚至公然慶賀；美國也成了一個愈來愈分裂的國家，自由派佔多數的州郡就聚集愈來愈多自由派，反之亦然。因此在美國大選時，許多州郡都沒啥造勢活動，初選反而還比較熱鬧。像我們加州的許多城市，很明顯都是自由派的地盤，自由派不必造勢了，保守派造了勢也無路用，使得愈來愈多人民對政治冷感。因此，最後他要同時為保守派和自由派發聲，希望兩邊人馬能互相瞭解，雖然這顯然很難。至少，他能給他的自由派同儕一些忠告吧，別把保守派都想成是蠢象了。

儘管《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可是我仍覺得《好人總是自以為是》並沒有回答到美國政治的所有問題，當然他也不可能。強納森．海德特的論點，很多知識份子也不照單全收，他對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道德母體研究也招來許多辱罵，兩邊不討好。我自己也認為，即使強納森．海德特的論點是對的，也僅說明了保守派政客吃得比較開，因為他們的選民口味比較豐富，卻不代表他們的做法和想法是對的，通往地獄的路為善意所鋪，那也只是被萬惡的共和黨利用，以道德之名行損人利己之實！而且強納森．海德特指保守派因為道德味覺受體較多，讓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容易理解對方的道德判斷和考量，可是我在美國看到的都是反過來的啊，保守派心胸較狹窄，較不屑多元觀點，反而是自由派心胸寬闊包容多元，像民主黨基本上是烏合之眾，就是一群不保守的人組成的，整體共同利益較不明顯，不像共和黨團結一致地撈取利益。

這本《好人總是自以為是》，真的非常值得所有關心台灣未來的公民一讀，雖然強納森．海德特提到的主要是美國的狀況，可是台灣卻也政黨惡鬥很久了，讀了這本書，才知道台灣政客有多可惡，因為人家保守派至少還有可取之處，就是道德味覺受體較多，也還有一些智慧，雖然讓表裡不一的虛偽共和黨人擅長利用這點。相較之下，台灣政客恐怕只有銅臭味和權力受體吧？大馬的政客也差不多如此。要不然就是道德團體搞汙名化，打擊同性戀、變性人等等弱勢等等。

在紛紛擾擾的時代，我們都該靜心看看《好人總是自以為是》到底說了什麼，再來看看我們周遭發生的一切，好好思辨一下。

本文原刊登於The Sky of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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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逢中元普渡，很多人會想到目連入地獄救母的故事，小時候長輩常常在這個時候「機會教育」，告訴我們如果不當個乖寶寶死後會被丟到火湖裡燒、挖眼睛、被迫爬針山等等….嚇得我晚上不敢睡覺。

相信也有很多人都有翻閱過廟裡面贈閱的《因果圖鑒》或是收到傳教士的《末日近了》文宣的經驗，那類廣為發送的宗教勸世手冊最常使用的手法就是插入精美又驚悚的地獄插圖，利用恐懼訴求勸人悔改向善，但這種「超自然的威脅」真的能促進社會安定，抑制反社會行為嗎？

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Azim Shariff 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的Mijke Rhemtulla兩位心理學家2012年六月在 《科學公共圖書館》（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journal ）發表的一篇論文支持了地獄有助於社會安定的看法。

在這個研究中，他們分析了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1981年到2007年共67個國家的調查資料發現，人民傾向相信地獄的國家犯罪率明顯相較於傾向不信地獄的國家還低。[1]

相信好好神明的學生容易作弊？

這篇論文引用了Shariff之前的研究，指出相信「好好神明」的學生比起相信「嚴厲神明」的學生更容易在考試中作弊。[2]

這項刊登在2011年《國際宗教與心理學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的論文由Azim Shariff 本人和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Ara Norenzayan兩位心理學家主導。

首先，他們招募了61位包含不同宗教背景（包括無神論和懷疑論）的大學生，請他們填寫關於對神的觀點的問卷（Views of God scale），此問卷包含寬恕、慈愛、溫柔等正面描述，以及嚴厲、憤怒、令人懼怕等負面描述，填卷者依照自己對於神的看法，給予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的數字。

接著，研究者讓他們接受「作弊測試」。

這些受試者被要求進行20題的測驗，測驗開始之前，研究人員假裝跟他們說電腦軟體出了一點問題，如果他們在題目出現之後不馬上按空白鍵，答案就會自己跑出來，所以務必要在看到題目之後按下空白鍵。

但事實上這個ＢＵＧ是研究者故意設計來評估受試者的「誠實程度」的，因為如果你明明知道不按空白鍵答案就會自己出來，你還不按，就是作弊了！

研究結果發現，無論受試者的宗教信仰為何，在前一項問卷中對神的觀點傾向負面的受試者作弊的比例低於對神的觀點傾向正面的人。因此他們推論「相信嚴厲的超自然懲罰」的人在行為上比較傾向順從社會道德規範。

犯罪率與地獄信仰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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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樣的推論，Shariff和 Rhemtulla擴大研究的規模，從國家犯罪率的角度進行研究。

他們援引了聯合國統計司（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1981-2007年間26年67個國家共143,197個樣本的資料，這些受試者包含了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日本神道教等各宗教信徒，在聯合國統計司的調查中，受訪者被口頭詢問是否相信天堂、地獄、神等問題。

接著他們從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事處（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取得各國十種罪行（綁架、毒品交易、謀殺、偷竊…等等）的犯罪率，並分析各種信仰形式和犯罪率的關係。

分析結果除了發現傾向相信地獄的國家犯罪率較低之外，相信天堂不但無法降低犯罪率，還與較高的犯罪率有關。更有趣的是，把各個國家相信天堂的百分比減掉各個國家相信地獄的百分比，再進行分析，會發現「相信天國-相信地獄後的百分比」與犯罪率有明顯的正相關，即一個國家人民百分比越偏向相信地獄，犯罪率越低，人民信仰百分比越偏向相信天堂，則犯罪率越高。

將各國「相信天國的百分比」減掉「相信地獄的百分比」後，各國的「相信天堂-相信地獄百分比」與犯罪率有正相關。

「現階段，我們只能猜測天國與地獄信仰和犯罪率之間的機制，不過不相信『死後可能會被懲罰』的人覺得自己可以胡作非為是很有可能的，因為對他們來說少了超自然的嚇止作用。」Azim F. Shariff在《科學日報》（Science Daily）的新聞稿中提出了可能的解釋。

但他同時也表示這次的研究只是證明了地獄信仰與犯罪率之間有「相關性」，是否是地獄信仰造成犯罪率下降還需要更多後續的研究才能下結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的研究者Robert J. Barro 和 Rachel M. McCleary的研究發現在已開發國家中，相信地獄比例大於相信天堂比例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較高，Shariff和 Rhemtulla在這項研究的數據支持了該研究的論點，暗示了地獄信仰可能的另一個潛在好處。[3]

相信地獄的人比較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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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原來地獄信仰好處多多，不但能增進社會安定、還能促進經濟發展？

各位家長請先緩緩，在你們企圖用地獄恐嚇小朋友害他們晚上睡不著覺之前不妨先思考幾個問題。

首先，如Azim F. Shariff所說，他的研究只能證明地獄信仰與犯罪率和國內生產總值有相關性，而「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

再者，雖然精心設計的「作弊實驗」似乎間接暗示了地獄與犯罪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此研究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鑑於社會系統中存在諸多相互關聯的作用因素，即使有實驗過程，我們還是不能百分之百確定該研究理論能不能應用在日常決策。（參考：社會科學靠譜嗎？）

而且，就算地獄信仰真的能促進社會安定、增加國內生產總值，根據Shariff和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Lara Aknin在2014年發表的另一則研究，相信地獄的代價可能是降低你自身的快樂和生活滿意度。[4]

快樂程度與地獄信仰的相關性和因果關係

該研究援引了2005–2009年蓋洛普世界民調（Gallup World Poll）155個國家共455,104個樣本的資料，受試者會被口頭詢問「這幾天你總體來說有多快樂」、「昨天你是否有笑」等問題，以評估受試者的生活滿意度和快樂程度。

接著再與聯合國統計司（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的宗教價值觀數據進行分析，分析結果發現一個國家的國民相信天堂的百分比減掉相信地獄的百分比與快樂程度呈現正相關，即一個國家越傾向相信天堂（越傾向不相信地獄），人民就越快樂，越傾向相信地獄，就越不快樂。

將各國「相信天國的百分比」減掉「相信地獄的百分比」後，各國的「相信天堂-相信地獄百分比」與快樂程度有正相關

但統計上的數據分析只能證明地獄信仰與快樂程度的相關性，並不能用以支持「地獄導致較低快樂程度」的假設。（例如有可能生活比較悲慘的人傾向相信地獄，而非相信地獄導致低快樂程度）

為了進一步確立兩者間的因果關係，他們進一步從「個人」的角度，利用促發效應（priming)研究相同的主題。他們招募了422民受試者，將他們隨機分成三組後請他們寫一段100-200字的短文，主題分別是「天堂」、「地獄」或「昨天你做了哪些事」，然後請他們評估寫完文章後的心情，針對「快樂」、「悲傷」、「罪惡感」、「安全感」、「恐懼」、「羞恥」或「平靜」七種情緒給予1(非常輕微或沒有）到5（非常強烈）的分數。

結果是，寫了天堂相關短文的人心情與寫了「昨天做了哪些事」（控制組）的人無顯著差異，但寫了地獄相關文章的人，無論本身有沒有宗教信仰，都比其他兩組更傾向於比較不快樂。

針對這樣的結果，Shariff作出的解釋大家可想而知：因為地獄是一個負面的概念，所以光是想到地獄就可能對心情造成負面影響。

所以囉～各位家長在教導小孩地獄的觀念時，千萬要記得地獄信仰可能的副作用，就算本著犧牲自身快樂造就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的精神，從小被地獄嚇大的我私心也覺得應該等他們長大一點懂事了再自己決定要不要相信啊ＸＤ

1. Shariff AF, Rhemtulla M (2012) Divergent Effects of Beliefs in Heaven and Hell on National Crime Rates. PLoS ONE 7(6): e39048. doi:10.1371/journal.pone.0039048
2. Shariff, Azim F. and Norenzayan, Ara(2011) ‘Mean Gods Make Good People: Different Views of God Predict Cheating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21: 2, 85 — 96
3. Barro, R. J., & McCleary, R. (2003).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o. w968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4. Shariff AF, Aknin LB (2014) The Emotional Toll of Hell: Cross-N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the Negative Well-Being Effects of Hell Beliefs. PLoS ONE 9(1): e85251. doi:10.1371/journal.pone.0085251
5. Scientists Study How the Threat of Divine Wrath Shapes Human Behavior.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5.2.2]
6. Belief in hell,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data,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crime.ScienceDaily.[201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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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幣制度」是行為治療中的一項技術，很多家長在家裡都會用這樣的方式來導正孩子的行為，希望小孩的正向行為變多，負向行為變少。但多數家庭實行起來經常遇到困難，也不知如何改善，最後只好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代幣制度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太小的小孩不要使用。書上是說最好是四歲以上，但實際運用上最好六歲以上再說。太小的小孩無法延宕其滿足，現在有好表現就現在給予回饋，不需要等到三天、五天後才給。太慢給予，小孩已經忘記為什麼有這個回饋了，這樣子硬要說要強化他什麼正向行為是不可能的事。比較小的小孩如果真要這樣玩，最好不要搞得太複雜，先從單一好行為開始，可更換的東西也要盡量簡單明白。如果不盡量淺白的話，最後玩不下去的通常是大人。

假如真要執行代幣制度，最好先通盤思考好再開始。因為沒有先定義清楚什麼是好行為，自然在日常生活中就很難很快標定出來。有困難標認出來，當然就會讓小孩有討價還價的空間。接著你們可能就會掉入爭論的無間地獄中，每天都只是在跟小孩爭吵，「這個行為不是」、「這個行為不算」、「這個行為先前沒講」、「之前說的不是這樣的意思」。舉個簡單的例子，家中若有兩個以上的小孩，經常會出現打架行為。如果想要讓這個行為減少，就要說明清楚「整天不要打妹妹」是什麼意思？不小心碰到的算不算？小孩子在走路、拿東西的過程確實有可能因為一不小心而碰到他人，那妹妹也可能因為小小的碰觸，就出現過當的反應。在那個當口，大人若一時不查，可能就會誤會小孩。沒有定義清楚肯定是失敗的根源，孩子在整個過程中只學到如何跟大人爭辯。本來想要消除打妹妹這個壞行為的，卻因而多出一個令大人困擾不已的不當行為。

不管是使用點數、星星或好寶寶貼紙，要清楚知道點數與可更換的東西不要差距太大。如果累積一段時間，還是只能換到一些糖果、餅乾的話，久而久之小孩通常毫無動力可以持續下去。他們慢慢也會知道，這是大人設定的騙局，不是真心想要回饋孩子的（其實這跟最近很多商店的集點活動很像，門檻越來越高，會想去好好集點的人本來就會變少。當所有的可愛角色都輪過一輪的時候，找不到新要素，吸引力自然會下降。回饋縮水了，自然想參與的人就減少很多）。

Photo credit: Miki Yoshihito

大家冷靜下來想想，一天表現很好若只能得到五點，但是獎勵清單上面的好東西，都要五十點（租一片想看的影片）甚至一百點（買一個五十元的玩具）以上，那就是要連續十天或二十天都要天天表現良好。這樣的設定想也知道不可能達成，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到最後一個月下來一次影片都租不到，玩具也買不了。不要忘了，小孩子不像大人，可以很有耐力的儲存點數下去。他們可能撐不到三天，就把全部的點數都拿去換汽水、冰棒、打電腦了。更不用說獎勵清單上面那些兩三百點的東西了，這輩子別想買機器人了（兩百點），也不用想要去夢時代了（三百點）。如果落差很大，怎麼樣都換不到他想要的東西，最後整個制度只有走向崩潰一途。

因此，在整個設計上，正向行為一定要有難易之分，簡單的行為給一到五點，中等困難的給六到十點，非常困難的給25點以上。下面舉一個改寫過的例子（見下表）給大家看，簡單的事情如自己穿衣服、用完餐刷牙、吃早餐等等，就五點以下；比較困難的如倒垃圾、整理床鋪就要十點了；最困難的事情，如說好話、九點上床睡覺、完成回家作業等等，就要給到25點。設定好工作點值後，接下來要考慮的是獎勵物品有哪些。切記切記，獎勵品中一定要包含普通獎勵與特別獎勵，普通獎就是一些比較容易達成的，如飲料350ml（2點）棒棒糖一支（5點）、冰淇淋（10點）等等。特別獎勵就是日常生活不會出現的東西，如租錄影帶（50點）、選擇要吃什麼晚餐（50點）、去電影院看電影（300點）。

那到底要怎麼拿捏特別獎出現的頻率？這是家長常常遇到的困難。其實簡單的算術就可以讓我們知道如何解決。首先，我們要先算算一天都表現普通的話，大約可以得到幾點。若以下表計算的話，大約是20點。我們鼓勵孩子在更換獎品時，大約一半拿來換普通獎品，另外一半先放著等換特別獎。所以要讓租錄影帶五天發生一次是父母可以忍受的頻率的話，那就是將一半的點數乘以5，也就是50點。在實行初期，最好是工作點值提升，特殊獎勵不要設定太長，才有可能讓孩子知道這是可長可久的計畫。

執行的時候也要用簡單明白的方式讓小孩知道自己已經得到點數，通常是好行為發生之後馬上就記下來，每天晚上睡覺前結算一次，讓小孩知道整天的狀況。另外，更換時間點與更換方式也要固定，如每天晚餐後是放鬆時間，就選擇該時段換取獎品。整個制度容許有調整空間，一開始大約兩個星期就要與小孩好好討論一次，調整好行為與獎品之間的關係。等已經穩定實行一段時間之後，再考慮一個月調整一次。

代幣制度成功的關鍵，在於良好的設定與家長的耐心。如果父母的內心一直抱持著否定態度，隨意的計畫，也不按表回饋，很快就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小孩本是「生物人」，慢慢才會進步成「社會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吃飽喝足之後才有可能進一步顧慮到精神層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

表：工作點值與獎勵換算表（適用六到八歲的孩子）

參考資料：
Russell A. Barkley(2002)。過動兒父母完全指導手冊。台北：遠流。
Brems, C. (1993).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Child Psychotherapy. MA: Allyn and
Bacon.

本文轉載自作者林希陶之部落格，謹代表作者個人立場，與工作單位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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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好有聽朋友的建議趕快來讀《匱乏經濟學：為什麼老是在趕deadline？為什麼老是覺得時間和金錢不夠用？》（Scarcity：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這本今人受益良多的行為經濟學好書！因為當我看到這本《匱乏經濟學》的中文書名是，心中不禁OS了一下說，這書名也太廢話了吧，經濟學不就研究人類行為及如何將有限或者稀缺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的社會科學嗎？所以匱乏經濟學不就像是「有機體生物學」一樣重覆了嗎？結果一讀，發現原來我腦補了XD

《匱乏經濟學》作者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森迪爾‧穆蘭納珊（Sendhil Mullainathan）與普林斯頓大學認知心理學家埃爾達‧夏菲爾（Eldar Shafir）聯手提出經濟學的基本命題：在資源有限的時候，人要如何根據需求與供給來做抉擇？他們一位是印度人，另一位是以色列人。和一般研究和管理物資、服務不同的，《匱乏經濟學》指的匱乏，是針對會讓我們的大腦認知出現隧道效應和認知頻寬稅負的匱乏，簡單來說就是當我們覺得食物、朋友、時間和金錢不夠時，我們的行為模式會產生何種變化，《匱乏經濟學》用淺顯易懂的方式，把理論深入淺出地解說，讓我們瞭解匱乏如何以種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影響了我們。

《匱乏經濟學》以輕鬆有趣的方式討論匱乏，可是裡頭的問題卻是很嚴肅的，例如貧困為何讓人難以脫身？組織企業為何陷入四處救火的困境？為錢發愁的人為何較難控制衝動？孤單的人為何不容易交到朋友？《匱乏經濟學》主張，雖然這些問題看似毫不相關，但是在背後都有著同樣的原因：人不斷處於匱乏之中。他們對以上我們習以為常的問題，提出了極為有趣且非常有啟發性的見解，甚實用範圍從個人到企業到政府都適用。

在這個社會，有誰的時間和金錢是夠用的啊？通常是兩者都不夠用，即使是有錢人，時間也不夠用，而時間較寬裕的人，錢卻不夠用，如果有人兩者都夠用，那他/她一定是幸運也是幸福的人吧。

在快節奏的社會，追趕「最後期限」（deadline） 成為現代人生活中的常見場景。從前年輕時，還能夠為許多事情慢慢做準備，可是年紀愈大卻反而愈來愈臨時抱佛腳。我很討厭這種總是在期限前趕進度的感覺，可是卻又常常一個期限交待完後，又趕另一個進度，沒幾件事可以悠閒地慢慢完成。

《匱乏經濟學》指出，「最後期限」能讓人集中精神，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最大量的工作，獲得「專注紅利」，難怪在期限前，我們總能一個小時做平時兩三個小時才能完成的工作，然後精疲力竭。。但是，因為人把心力都集中在眼前的工作 上，忽略了長遠來看更重要的事。匱乏不僅是一種現象與狀況，久而久之，它會改變心理機制，使得人進入「匱乏模式」，而以錯誤的方式回應，陷入惡性循環。

我去美國時，科學界都盛傳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笑話，就是美國宇航總署發射了火星探測船，結果卻沒到達目的地，因為有工程師把公制和美國常用的英制搞混了XD 當時我們都把它當笑話嘲諷美國死守英制，可是讀了《匱乏經濟學》才知道實情原來不簡單，因為當時一群工程師菁英已經為可能的延期而忙得焦頭爛額，沒有人有精力和時間去查證異常的小狀況，結果才釀成笑話。

另外一個發人深省的案例，是美國的一家醫院，外科手術室總是排得滿滿，可是手術一場接一場卻只有延誤的，搞得醫院大量醫護人員不斷加班人仰馬翻地趕手術。結果他們是如何解決問題的呢？排進更多手術把積欠的手術趕快開完嗎？如果是這麼簡單，就甭由《匱乏經濟學》來討論了。他們後來研究出的方法很反直覺，就是把一間手術室先空下來以因應突發的狀況。結果因為有了如此寬鬆的彈性，突發的狀況比較不會影響其他排好的排表，於是反而更能夠順利在預定行程中完成大部分手術，因此皆大歡喜，醫院增加了收入，醫護人員不需時常加班。

還有另一個有趣也很實際的例子是，當我們試圖透過節食而減重時，食物的匱乏反而讓我們腦袋更容易注意食物，除了消耗意志力，我們反而把注意力移到食物，更渴望食物，導致事倍功半、前功盡棄。他們認為，一些減重法例如高蛋白質的阿金減重法（Atkin diet）比較容易成功，不僅是其功效，而是簡單不需要分心在計算卡路里，不會產生認知頻寬稅負，也不需要挨餓而更想吃大餐。

最有趣的是，《匱乏經濟學》指出貧窮原來也有許多後遺症，讓陷入貧窮的人惡性循環，甚至影響到他們的認知能力。他們例用許多實驗一再驗證，甚至只要是暗示，就讓人陷入匱乏的陷阱，影響層面非常廣，從智力到無法按時服藥，還有以債養債，到教養子女的疏忽等等。他們指出，窮人缺的不僅是錢，還有認知頻寬。

因此，一個還有公義的國家，應該努力消彌貧窮，而非一味把窮人當作能力低下不值得關注的一群，尤其是在富裕國家如台灣，也有相對貧窮而窮忙的一大群人。他們陷入貧窮，很有可能只是因為運氣太背，如果國家無法實現社會正義，那麼就只是讓運氣而非努力和能力才決定個人財富，將永久埋沒有潛力且肯努力的一群，阻礙國家社會發展進步。

就像《匱乏經濟學》提出的，匱乏的感受會窄化眼界、扭曲判斷，所以只是管理時間還是不夠的，我們應當有效管理我們的認知頻寬，別把時間表排得太滿，允許一定的彈性和寬鬆是有益的。工作期限是一定會來臨的，我們也該善用有富足的資源的時候以因應匱乏的到來。《匱乏經濟學》的諸多研究對個人發展與公共政策應當極有啟發。例如他們提出當認識到窮人的認知頻寬不足時，應當改變社福系統，提供他們托育幫助、設計良好的金融產品幫助他們存錢而非以債養債、設計簡易負擔較少的短期實用課程等等。

《匱乏經濟學》對台灣社會應該也要有更重大的啟示，台灣勞工的高工時，是世界知名的，企業一向習慣一個人當兩個人用，女生當男生用，男生當畜牲用。台灣對寬鬆的極不重視，從中小學塞滿的作業和補習，就可見一斑。當作業都塞得滿滿的，有多少學生還有時間去嘗試尋找真正的興趣？還有探索自己的人生方向？

即使不談高調的人生、興趣之類的，就功利地來談，《匱乏經濟學》就很明確地指出，把班排得滿滿而缺乏寬鬆，是非常有害的。《匱乏經濟學》用紮實的理論和有趣的實例來說明，寬鬆為何是必須品。台灣近年雖然高工時、高生產力，可是卻陷入窮忙的危機中，因為絕大多數人在上班時，僅能忙著應付眼前的狀況，沒有時間、精力和心力去放眼未來，難怪台灣許多政策僅是為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少長遠的規劃。

《匱乏經濟學》很值得所有企業管理階層一讀，如果不是被漲不動的薪資、超高高工時和趕不完的進度而忙得出現隧道效應和認知頻寬稅負沒法讀書的話XD 不過先別管主管讀不讀了，自己的認知頻寬自己管理，先來讀《匱乏經濟學》吧！

本文原刊登於The Sky of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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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曾在他的《理想國》一書當中，用洞穴的比喻描述人們知識的侷限性；而要突破知識的侷限性，似乎唯有透過科學的進展才能達到。然而，現今我們採用心理學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結果，真能保證它們都是真理嗎？

昨天看到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的一篇文章，裡面引述了Science期刊上的一篇研究論文，該篇論文由270名心理學家共同合作寫成，他們重複了過去心理學經典研究中的其中100個實驗，結果發現，過去那100個實驗當中，有97個達到顯著結果，但是在重複驗證的過程當中，卻只有36個達到顯著。

這當中有許多可能的解釋，例如文中提到的出版偏誤(publication bias)──因為實驗資金分配的關係，科學家們傾向研究新的議題，而非重複驗證過去的實驗；或是科學期刊只想刊出顯著、有趣的研究，而得不到顯著結果的研究，科學期刊往往會忽略它們。除此之外，無法排除混淆變項、實驗過程不夠嚴謹都是有可能的原因；甚至是我們在發表論文的過程中，只會發表有做出成效的研究，但是一個在99%信心水準下達顯著的實驗，只要重複操作100次，期望值上就會有一次是顯著的，因此我們看到的，或許是全世界心理學家做了數千次當中，唯一顯著的那幾十次而已，這可以說是肯證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一種。

然而，本文主要並不是要探討實驗方法的部分，而是提出一些關於研究思考的方向。

昨天在看到這篇文章之後，我把它貼在我的Facebook上，並在下面討論做實驗的意義在哪裡？我一個朋友看到之後，就在下面回說「我做研究覺得很爽就好了啊！」。這一句話乍聽之下似乎很不負責任，但這或許會是另一個關於科學研究，我們可以思考的徑路。

事實上，科學研究真的能夠帶給我們什麼嗎？攤開科學史一看，我們幾乎找不到什麼東西是確定的，其實我們難以想像，中古世紀的人為何會迷信地心說如此荒謬的說法，但是若你是一個中古世紀的人，只有當時的科學儀器，活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其實是無法得知地球並非宇宙中心這個事實的，即使地心說受到質疑，托勒密依然提出了本輪與均輪的說法，企圖解釋行星逆行的這個「異例」。因為我們不知道世界的真實樣貌是什麼，所以有的科學家才會秉持著自己所相信的，企圖修復舊有的理論，而非提出新的理論加以說明。

但是，隨著科學的進展，來到了現今的我們，真能確保我們所知的一切就是事實嗎？就好比中古時代的人，以當時的社會、科學背景，並無從突破當時的知識，現今的我們，同樣難以突破我們所見所聞的一切，只能活在現有的知識背景之下而已，而似乎唯有實驗方法的演進，才能讓我們得到更多的知識，而這可能會是一個永無止盡的過程。更進一步的，如果我們採取嚴格懷疑論的觀點，我們根本無從證成任何的事物，就如同笛卡兒所說的，我們唯一能證成的就是自己存在而已，而這個自己是什麼模樣我們也無從得知，因為一切都有可能是魔鬼所欺騙我們的；只要我們透過感官來觀察這個世界，那麼感官可能會受到的欺騙、幻覺、錯覺，我們就永遠都無從避免，所以也有一種可能性，一種無法被排除的可能性──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對這個世界產生任何的知識。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我同學所說的那一句話：「我做研究覺得很爽就好了啊！」似乎就變得很有道理了。

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科學研究，我們研究的目的、追尋世界真理的目的，背後到底是什麼？社會心理學家喬治·凱利(George Kelly)曾經如此比喻人們探索世界的方式，就好像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個素樸科學家(naive scientists)一般，會對這個世界提出假設、驗證假設、駁斥假設、產生新的假設。尚·皮亞傑（Jean Piaget)也曾如此描述孩子探詢世界的方式──我們會對這個世界產生一些認識，然後把那些知識整理成基模(schema)，當我們碰到和過去基模衝突的事件時，我們會試著去修改舊有的基模，或是創造出一個新的基模，來應變外在世界的變化。這兩位心理學家描述了人們探索世界的方式，而這種方式其實就是科學研究的縮影，只是我們這些素樸科學家做的實驗並沒有那麼精確而已。而人們之所以要如此費盡心思地預測、掌控這個世界，其實就是為了一件事情──「我們在尋找可預測感、可控制感，因為這將帶來安全感。」而我們所追尋的可控制感、可預測感，其實也包含了另一個要素在裡面──我們希望它是越簡單越好的。這也是為什麼哲學理論會有一個「奧坎剃刀原則(Occam’s Razor)」──可以解釋同一事件的諸多理論當中，我們會挑選最精簡、最少假設的理論。即便比較精簡的理論並不一定比較正確，只是在沒有更多證據的情況下，我們通常會這麼做。

其實不只是科學研究，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我們之所以會對許多事情產生畏懼、害怕，正是因為不確定性，在遭受重大創傷的人會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在發生重大刑案之後我們會急著想要判兇手死刑、在分手了之後我們會產生厭男/厭女情節；或是我們害怕突破舒適圈、害怕探索未知的世界、害怕採取其他的選擇──即使那個選擇或許比當前我們的行為更適合面對外在困境，也都是因為我們追求安全感使然。就如同佛洛伊德在《超越快樂原則》當中所提到的一般，人們追求的並不是快樂，而是習慣，因為習慣將帶來安全感。

也許，做科學研究真的就只是為了自己開心而已，我們有可能可以一步步更逼近真理，也有可能什麼都得不到；追求的理論被反駁修改之後，也許科學家們終其一生研究的成果都化為泡沫，就如同行為主義大師史金納(B.F. Skinner)在其年邁時，他的理論已經被批判的體無完膚了，他仍然堅持他的理論，堅持「你只能改變你的行為，不能改變你的想法（You can’t change your mind, you change your behavior）」，因為對他而言，他的研究就是他信奉終生的信仰，它生命的一大部分了。也許，我們永遠也無法走出《洞喻》當中的那個山洞，但也許，我們是否得到了真理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研究科學的歷程，以及科學帶給了人們更多的可預測感與可控制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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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台大月光心理社（代表：沈伯郡、鄭澈）

腦筋急轉彎（Inside Out）是最近當紅的皮克斯動畫片：除了劇情有趣、呈現方式新穎外，當中呈現了很多心理學的概念，讓身為心理所學生的我們覺得深深感動，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衝動想要將看到的知識跟大家分享。本文將會介紹腦筋急轉彎這部電影與心理學有密切關聯的部分，讓大家在享受電影之餘也可以學到些知識。

談談記憶

首先是記憶，這部影片當中對於「記憶」概念的描繪非常的寫實，包含記憶收錄（Encoding）、儲存（Storage）、提取（Retrieval）的整個歷程，是訊息處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s）的一個很經典的模型：阿特金森（Atkinson）與謝扶潤（Shiffrin）在1968年提出的「多重儲存模型（Multi-Store Model）或稱模態模型（Modal Model）」，其架構簡化成下圖所示 。

記憶歷程的大約比擬。

外界的刺激、訊息會進入感官記憶停留數秒，如果此時有被注意到那麼訊息就有機會繼續送往短期記憶，在短期記憶內維持的時間約是30秒，經過足夠的覆誦或重覆後，有機會轉移到長期記憶儲存中；反之，如果有干擾或是沒有足夠的重複那麼就會被遺忘。進入長期記憶這關鍵的步驟，主要也如影片所呈現，發生在「睡眠」的時候，會把記憶鞏固在長期記憶中 （p.s.所以睡眠很重要!!!）。

接著我們來看看外界刺激進入記憶的這個步驟，記憶進行此歷程的時候並不是雜亂無章的隨意進入，而是有其特定的編排、分類規則，彼此有關的訊息往往會被綁在一起，再近一步的送往長期記憶內與該類訊息有關的區域，也就是同一類型的資訊會被放在一起儲存。

以上這情況從在長期記憶區內員工的工作情況我們可以略想像一二。此作法方便日後的檢索與提取更有效率，會在腦中形成一區區的概念模組，稱為基模（Schema）。影片中，長期記憶內那一區區的藍色長櫃就有點這樣的意味。

核心記憶、遺忘與似曾相似

source：《腦筋急轉彎》電影。

再談談影片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設定：核心記憶（Core Memory），電影的呈現方式很有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那幾顆核心記憶都有主角的涉入？那些都是與自己有關的重要記憶。除了原因是他是主角一定要出現以外，還有個值得一提的原因是自我參照效應（Self-Reference Effect）：記憶的時候，如果該事物與自身（Self）有關的話，就會比較容易記得。

此類與自我有關的記憶則稱為自傳式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往往相對於一般事件的記憶更為清楚、深刻，所以我們在電影看到的幾乎所有記憶求內都有主角自身涉入其中，最重要的核心記憶也不例外。這些重要的核心事件記憶更進一步的建立起主角對世界的信念、價值觀、性格等，拼湊起主角內心的世界。

這部分我們再來談談遺忘（Forgetting），那個黑暗的山谷，造成遺忘的可能原因有：記憶強度本身的衰退（Decay），如同電影中，記憶球褪色的情況（從彩色變黑白），再被拋至遺忘的谷底中，有人說這可能跟腦內有關細胞死亡有關，但也有人說這些記憶本身就應該要一直刷新（Refresh），否則其記憶的連結強度就會衰弱。

也有原因說：新進的記憶會來干擾舊的記憶，這是干擾理論（Interference Theory）所提出的論點。時間的流逝固然與遺忘有關，但非造成遺忘的主因。反而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間有許多機會接觸到新的事物，而產生新的記憶，這些新的記憶進而打亂了舊記憶。想成要用此電影呈現的話，可能就是讓原本記憶球被新的記憶球取代其原本的位置。

還有一個原因是：提取記憶失敗（Retrieval Failure），很多時候你會突然想想一件事情卻想不起來，但是過了一會就想起來了，從這情況我們可以知道，該記憶並沒有消退、消失，而是一直都存在你的腦中，只是你無法準確提取！造成這個現象的可能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可能是：當初記憶在輸入時，它並沒有被妥善的編碼儲存。

電影中可能有意無意地也呈現出這意的概念，回想一下電影中，長期記憶保存區內有些記憶球並沒有規則地放上一區區的架子上，這或許就是那些沒被好好編排、存放的記憶，日後要提取這些記憶就會有困難，無法被有效率且有系統的提取，而導致遺忘。另外，情緒在其中「搗亂（跑來跑去亂碰）」這件事，導致記憶球掉落這個損毀記憶也很有意思。

此部分最後，想介紹「似曾相似感（Déjà vu），或稱既視感」，這段是筆者在看電影覺得最有趣的一段，在思想列車上Bing Bong的導覽說到：「那是歸納推理，那是似曾相識，那是語言處理，那是似曾相識，那是批判思考，那是似曾相識。（There’s inductive reasoning, there’s déjà vu, there’s language processing, there’s déjà vu, there’s critical thinking, there’s déjà vu）」這究竟是什麼呢？

這是在說：在現實生活中，在突然遇到某個景象，有種「我好像在哪看過這個場景」的想法，但實際上你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是第一次遇到這個景象。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和完整機制還是一個謎，但它發生的時候你不用太緊張，大部份的人或多或少都會經歷這樣的感覺，且常常發生在15～25歲的年輕人身上。

過去幾年中，研究發現內側顳葉（Mesial Temporal Lobe）是造成這個現象的主因，藉著電極刺激癲癇患者的腦發現：內嗅皮質（Entorhinal Cortex）& 嗅緣皮質（Perirhinal Cortex）可以引發這樣的似曾相似感。這兩結構本身就涉及事件記憶(Episodic Memory)和感覺處理（Sensory Processing）。由於這種似曾相似的現象常常發生在癲癇（Epilepsy）的患者身上（癲癇會有腦內異常放電的情況，過程中可能觸發了這樣的現象），所以也是臨床上常用來評估罹患癲癇可能的一個指標。

情緒及發展部分可參考：

• 好情緒和壞情緒？——腦筋急轉彎：用心理學說故事與知識(2)情緒篇
• 為什麼萊利是小女孩而不是女大生？——腦筋急轉彎：用心理學說故事與知識(3)發展篇

參考資料在發展篇一併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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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台大月光心理社（代表：沈伯郡、鄭澈）

腦筋急轉彎（Inside Out）是最近當紅的皮克斯動畫片：除了劇情有趣、呈現方式新穎外，當中呈現了很多心理學的概念，讓身為心理所學生的我們覺得深深感動，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衝動想要將看到的知識跟大家分享。本文將會介紹腦筋急轉彎這部電影與心理學有密切關聯的部分，讓大家在享受電影之餘也可以學到些知識。

關於記憶可以參考：核心記憶、遺忘與似曾相似——腦筋急轉彎：用心理學說故事與知識(1)記憶篇

情緒可以分類嗎？

第二個部分是情緒，有篇文章：「《腦筋急轉彎》對記憶跟情緒的描繪是錯誤的，但仍具參考價值」認為將五種情緒區分開來看是錯誤的，並且引用巴雷特（Barrett）的理論來說明這件事。此文對電影內情緒分類的批判是不完全正確的，但也有其參考價值。

在心理學界當中，巴雷特所支持的觀點並非被整個學界接受，事實上，在情緒的研究當中，有兩派觀點相互爭執不休，他們的爭持甚至被巴雷特（2007）稱作「情緒大爭論」（The Great Emotions Debate），一派是以巴雷特為首的「情緒向度理論」（Dimensional Theories of Emotion），他曾把情緒排列如下圖所示：

source

在這個圖形當中，越接近的兩種情緒會讓人感覺這兩種情緒「越像」，巴雷特認為情緒「像不像」可以由兩個軸來解釋（就像直角坐標系x-y軸那樣），x軸為「正負向（valance）」、y軸為「激動（arousal）」，因此每一種情緒都有一種座標，例如：厭煩是負向情緒，激動程度不高；興奮是正向情緒、激動程度很高；憤怒是負向情緒、激動程度也很高。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幫每一種情緒去區分這些情緒到底「多正向」與「多激動」，巴雷特認為光是這樣就可以理解所有情緒之間的差別。

然而！另外一派也不是省油的燈，影集《謊言終結者（Lie to me）》的主角心理學家艾克曼（Paul Ekman）則是「情緒間斷理論」（Discrete Theories of Emotion）的大咖，認為所有的情緒是由幾種不同的基本情緒（basic emotion）構成，而這些基本情緒是無法繼續被化約的，他發現六種不同的基本情緒：憤怒（anger）、厭惡（disgust）、恐懼（fear）、快樂（happiness）、悲傷（sadness）與驚訝（surprise）。

向度理論當然反對這種觀點，他們會認為這些基本情緒的標籤是人訂的，而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艾克曼還特地去原始部落研究他們的表情與情緒，他認為如果這些情緒真的是文化之下的產物，那麼原始部落就不會區分這些情緒，然而他發現，就連原始部落裡的人也會區分這六種情緒，這支持了他的觀點，而捅了情緒向度理論一刀（如果有看過Lie to me的人應該會記得男主角有去過原始部落）。

而腦筋急轉彎（Inside Out）的導演曾經特地請教艾克曼關於情緒的部分要如何描繪（from wiki），但由於將恐懼與驚訝做成兩種不同的角色有點困難，索性就把他們合成同一種角色了。

因此，今天要說電影裡面的對「情緒」描繪是錯誤的，或許言之過早了！到底間斷理論或是連續理論到底誰熟對孰非，整個心理學界還在熱議中！

《腦筋急轉彎》宣傳圖。

好情緒和壞情緒？

至於，這麼多情緒的理論到底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關係可大了，我們日常生活中充斥著情緒，腦筋急轉彎整部電影也是要提醒我們這點，我們常常被情緒牽著走，我們會生氣、我們會悲傷、我們會快樂、我們會恐懼、我們會憂鬱，如果能夠更了解這些情緒的本質也許我們就更能夠面對自己的憤怒，也許能夠改善自己對於蟑螂的恐懼、或者是不再感到過度憂鬱。

這部電影所關注的情緒議題不只是情緒倒底是向度的還是間斷的，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面向：「某些情緒到底是好是壞？」

心理學界曾經（或現在依然）有一種「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潮流，認為正向情緒例如「快樂」、「喜悅」是好的情緒；而負向情緒「焦慮」、「恐懼」、「憂傷」是不好的情緒，就像不要讓自己的生命中有壞的膽固醇一樣，我們要讓自己的生活中充滿喜悅與快樂，而不該讓焦慮、恐懼或憂傷佔據自己的生命。

我喜歡把這種心理學稱作「好棒棒心理學」，一切只看到樂觀的一面，一切都要過得很好，就跟電影裡面「樂樂」（joy）的想法一樣：讓一切都只能很快樂。

我想作者原本也同意這樣的價值觀，原本這部電影的腳本是「樂樂」（joy）與「怒怒」（anger）迷路，他想要把這部片變成一部搞笑片，但後來發現這行不通，也開始害怕自己會被炒魷魚。之後有一天，他走回家的時候突然感到很難過，覺得如果自己可能會因此離開自己親密的工作夥伴，結果他恍然大悟，這才發現這種難過的情緒才是親密關係之間最重要的情緒，於是他就把怒怒換掉，讓憂憂（sadness）成為主角。

這個想法可能一時有點難接受，但是如果仔細回想一下自己的生命當中，是那些錦上添花的朋友還是那些雪中送炭的朋友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我難過的時候你在我的旁邊──那麼你就會是我的好朋友。而沒有人喜歡在自己難過的時候，有人一直要你不准哭要強顏歡笑。

在電影當中有一幕深刻地呈現了這樣的衝突：

當小彬彬難過的時候，樂樂一直叫他要振作起來，但是他就不想，這個時候憂憂走到他旁邊，也在說著一些難過的事情，然後小彬彬就哭了，之後突然就好了，

樂樂就問：「妳是怎麼做到的？」         憂憂只是說：「我只是聽他說話而已」

《腦筋急轉彎》劇照。

其實我看到這裡好像也不小心哭了。

回過頭來講，正向心理學似乎將負向情緒汙名化了。因此我比較接受另外一種觀點：不將情緒區分好壞，認為每一種情緒都很重要、有他自己的功能，這種觀點被稱作「情緒的功能主義者」（Functional Theory of the Emotions），快樂有快樂的功能、悲傷也有悲傷的功能，而重點是在應該快樂的時候要快樂，應該悲傷的時候要悲傷，如果在應該哭泣的時候強顏歡笑也不見得是好的。

《腦筋急轉彎》劇照。

記憶與情緒 相輔相成

我們在第一部份談到了記憶，在第二部分談到了情緒，但是請不要以為這兩者是可以完全清楚區分開來的，拉杜（Joseph E. LeDoux）對於恐懼制約（fear conditioning）的研究指出：我們的杏仁核（amygdala）能夠記得「我們要害怕那些事物」，例如：我可能原本不害怕蟑螂，但是後來就學會「害怕蟑螂」這件事情。在這個狀況下，「對蟑螂的記憶」與「對蟑螂的害怕」並不能被分開，因為我們是同時把這兩者學起來的。

這麼說可能會有點抽象，然而各位還記的電影裡面各種不同顏色的球球嗎？每一個球球都有記憶的內容，同時也有不同的顏色，意味著在我們的記憶當中常常伴隨著情緒，因此我們會說某些回憶「是快樂的」，某些回憶「是痛苦的」。

而當憂憂碰到快樂的回憶時會變悲傷，這也是有可能的，一個人在憂鬱狀態的時候，那些曾經會讓他快樂的事情可能都會褪色，而顯得憂傷，我常常喜歡用一句話來描述憂鬱的狀態──「會發現這個世界都變成灰色的」。

《腦筋急轉彎》劇照。

記憶及發展部分可參考：

• 核心記憶、遺忘與似曾相似——腦筋急轉彎：用心理學說故事與知識(1)記憶篇
• 為什麼萊利是小女孩而不是女大生？——腦筋急轉彎：用心理學說故事與知識(3)發展篇

參考資料在發展篇一併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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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台大月光心理社（代表：沈伯郡、鄭澈）

腦筋急轉彎（Inside Out）是最近當紅的皮克斯動畫片：除了劇情有趣、呈現方式新穎外，當中呈現了很多心理學的概念，讓身為心理所學生的我們覺得深深感動，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衝動想要將看到的知識跟大家分享。本文將會介紹腦筋急轉彎這部電影與心理學有密切關聯的部分，讓大家在享受電影之餘也可以學到些知識。

記憶及情緒部分可參考：

• 核心記憶、遺忘與似曾相似——腦筋急轉彎：用心理學說故事與知識(1)記憶篇
• 好情緒和壞情緒？——腦筋急轉彎：用心理學說故事與知識(2)情緒篇

為什麼萊利是小女孩而不是女大生？

另外，為什麼這部電影的主角是十一歲的小女孩，而不會是二十一歲的女大學生？我想這是因為青春期的男女相較於其他年紀會顯得「情緒化」，心理學家史丹利‧霍爾（Stanly Hall）曾經稱青少年期間為「暴雨與壓力的時期」（Storm and Stress Period）足見這個時期在人的生命當中有多麼的特別；然而，青少年的小孩不單單是「情緒化」，這只捕捉到了他們情緒的某個面向。

同時，這個時期的孩子同時也發展出了抽象思考能力，根據皮亞傑（Piaget）的認知發展理論，青少年的孩子正邁入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 stage），他們會展現出將事物抽象化的能力，就像電影裡面的那部會把物體壓縮的機器一樣，把事物變成抽象的線條。也能夠進行假設推理思考（hypothetical-deductive reasoning），例如小女孩不斷地在想「如果沒有搬家的話那該有多好」。這些思考方式的轉變大大地擴展了孩子的視野，小孩開始能夠立場取替（perspective taking）：開始能站在別人的立場上思考事件，也開始能夠跳脫自己觀點的限制，站在更高的角度來看自己（這被稱為：後設認知），也許正因此，青少年的孩子開始困惑「我是誰？」。

《腦筋急轉彎》劇照。

這種對於自我認同的危機被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son）稱作「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一個人面臨到如何定義自己的難題，這是腦筋急轉彎這部電影的另外一個重點，每一個核心記憶（core memory）其實都是小女孩用來定義自己的重要面向，這些核心記憶可能是從小累積起來的重要經驗，或是在青少年遭遇的關鍵事件塑造而成，又「《腦筋急轉彎》對記憶跟情緒的描繪是錯誤的，但仍具參考價值」一文中認為這部電影過度強調了單一事件的重要性，而認為很多時候核心記憶都應該是長期累積的結果。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很多時候一個關鍵的事件就足以造成一個人一生的變化，例如：遭遇親近的人死去、與人交往或是分手的經驗，又或是有些「自主（autonomy）經驗」，這些經驗都只要經歷一次就會對一個人造成重大影響。例如，對小女孩來說「搬家」的經驗、第一次學會打曲棍球的經驗，這種種的經驗都構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核心記憶，這些核心記憶定義了將來的她自己。

很多事情我都會忘記，但我現在還記得那些生命當中的核心記憶，心理學家發現了一種現象稱為閃光燈記憶（flashbulb memory）——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例如：921大地震的時候、手斷掉的時候、第一次……初吻之時。我們通常會對於充滿情緒的事件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有著閃光燈記憶，這也許是這部電影當中「核心記憶」的心理學基礎，還記得當萊莉（Riley）說謊、跟家人吵架的時候誠實島跟家庭島崩壞的情境嗎？這也許就是一種閃光燈記憶——某些事件會深深烙印在自己的心中。

但是身為大人的我們常常都會忘記這些核心記憶或是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對自己的影響有多深，這也許是這部片會讓我們深感共鳴的最主要原因——讓我們想起我們內心深處某些非常在意的事物。

《腦筋急轉彎》劇照。

在面對認同危機時，人們可能會「摧毀」過去已經建立的關係、過去對自我的了解，就像影片中的女孩萊莉，內心舊有的島幾乎都被摧毀了，隨後「重建」了新的自我—— 一座新的家庭島，對家庭新的觀點、感情，並且修復與父母間的關係，人們在這摧毀與重建的過程當中，自我顯得更加的複雜，卻也被整合成一個更完整的個體。這也是為什麼剛開始的控制檯上面只有幾個按鈕，而升級之後能夠能有很多新的功能，這就是因為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會越來越複雜，同樣的情緒也會有越來越多種不同的表達方式。

《腦筋急轉彎》劇照。

夢與幻想

最後一個主題是夢與幻想，佛洛伊德（Freud）認為人在幼兒時期的舉動滿足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成長的過程就是要學習社會規範，屈就於現實，趨於滿足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而這個過程當中原本會讓自己快樂的事物可能會被其他更現實的事物取代，而小時候原有的樂趣可能會消失殆盡，就像萊莉心目中的幻想樂園的崩毀一樣，或者是小時候的玩伴小彬彬最後會被遺忘，人長大之後就會逐漸拋棄自己心目中原有的那些東西，甚至否認那些事物曾經存在。

《腦筋急轉彎》劇照。

至於夢境，會把夢境當作一個「製片廠」符合戴蘭妮（Gayle Delaney）對於夢的理解，她認為在一場夢境之中，自己既是導演又是編劇又是演員， 而每一個夢境的意義自己最清楚，這種對夢的看法與佛洛伊德有些不同，佛洛伊德（晚年）心目中的夢，是當一個人睡著之後，自我對於潛意識的防衛減弱，導致內心中的慾望或是恐懼浮現到意識之中，就像電影裡面恐怖的小丑會突破防衛衝到夢之中一樣，把萊莉嚇醒。

《腦筋急轉彎》劇照。

而現在的主流心理學界不太喜歡佛洛伊德，他們認為夢的功能是藉由重現一些意識經驗來鞏固記憶或增進自己的技能，而不像佛洛伊德（以及一些後起之秀）一樣認為夢的內容有他自己的意義。然而我覺得就算現在的心理學是對的，也不代表夢的內容我對而言沒有意義，因為，在夢之中所要鞏固的記憶又何嘗不是自己覺得重要的記憶呢？

況且，夢當中出現的不只是不帶情感的動作與記憶，夢中同時也具有真實深刻的情緒，例如：我還記得我小時候非常怕黑、害怕自己一個人，所以我現在有時會作一些大家離我而去的夢，我相信這些夢展現了我內心深處的恐懼——是我醒著的時候不太會感受到的，而且，我在這種惡夢初醒的時候還會心有餘悸。我並不會相信這些真實的情感只不過是鞏固記憶的副產品，而是像電影中那恐怖的小丑一般，是我極力排除到意識之外的恐懼，因此，我始終相信著佛洛伊德的那句名言：「夢是通往潛意識的康莊大道。」

Citation：

1. 認知心理學：Reisberg, D. (2005). Cognition: Exploring the science of the mind. New York: W.W. Norton.
2. 發展心理學：Laura E. Berk (2009) Child Development. Pearson/Allyn and Bacon.
3. 《腦筋急轉彎》對記憶跟情緒的描繪是錯誤的，但仍具參考價值
4. J Roseman、Lisa Feldman Barrett、Paul Ekman的情緒理論

Picture from Disney Wiki – Inside Out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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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沒在用腦時，腦內就不會留下任何痕跡，也就是沒學到什麼事情。最近哈佛大學科學家在專業期刊《科學》（Science）上同時發表了四項實驗，提出證據，證明電子媒體對我們的思考和記憶有何等不利的影響。這文章有很棒的篇名：〈Google對記憶的影響：不斷使用資訊對我們思考的影響〉。這篇文章所談的並不是殺手遊戲令人變得暴力，或是使我們的感覺變遲鈍——這兩點大家早已知道。它所探討的主要是我們越來越依賴數位媒體這件事對我們使用心智（以及長期下來對我們心智能力）意味著什麼。由於這些新近研究相當重要，而且是發表在最好的世界性科學期刊上，所以我想在這裡特別加以介紹。有關網際網路、Google或臉書對我們的影響，這方面實在還沒有很多的研究結果。

由美國心理學家史芭若（Betsy Sparrow）及其研究人員所進行的第一個實驗，是讓四十六名大學生回答三十二個問題。半數的問題相當簡單，另外一半則比較不容易回答。問題分成兩組，每組十六道題目，不是先出簡單再出困難的，就是顛倒過來。舉例來講，屬於簡單的問題有：

• 恐龍已經滅絕了嗎？
• 氧是一種金屬嗎？

至於困難問題的例子有：

• 丹麥的面積比哥斯大黎加大嗎？
• 氪的原子序數是二十六嗎？

受試者在答完前十六道題目之後，要進行一項測驗。該測驗有八個和電腦以及網路搜尋有關的單字（Google、雅虎、螢幕、瀏覽器、數據機、鍵盤、網際網路、電腦），以及十六個跟前者不相干的單字（例如桌子、鐵鎚、橡皮擦、鋼琴等等）。這些單字以隨機的順序出現，顏色則是藍或紅色，受試者要盡快說出單字的顏色。

一有不知道的，就會想到Google

這項測驗背後的想法很簡單：當某人在處理若干不能馬上解決的問題而想到網際網路或搜尋引擎Google時，「Google」或「網際網路」的概念就難免在腦海裡活化。這種增強了的活化就會妨礙顏色的辨認。這方面所謂的干擾效應，其結果就是辨認單字顏色的反應時間會增加。至於馬上有答案的簡單問題就不會讓人想到網際網路，更別說是搜尋引擎Google了。於是有關電腦的單字不會被增強活化，干擾效應較小，而辨認顏色的反應時間相對較短。如以下的圖所顯示，這個結果跟科學家所預測的一樣。

圖4.1　當人們不知道什麼事時，就會想到資訊科技（電腦和搜尋引擎）。所以在做完難以解決的題目（黑柱）之後，再來指認例如「Google」、「雅虎」或是「電腦」單字的顏色時，會用到比控制組單字顯然更長的反應時間。至於在答完容易解決的問題（白柱）之後，這種效應就比較不顯著。本圖出自《數位癡呆症：我們如何戕害自己和子女的大腦》。

作者們在評論這項發現時寫道：「看起來，當我們在面對知識缺漏時，似乎會被設定成求助於電腦」。就連在答完簡單問題之後，也會出現電腦相關單字的活化（儘管顯然較少）。作者們把這種現象解釋成，對知識的考問以及處理仍舊會促成例如「電腦」一詞意義的活化。

在第二項實驗當中，受試者會有四十個陳述句，例如：

• 鴕鳥的眼睛比牠的腦還要大。
• 哥倫比亞太空梭在二○○三年二月重回德州時發生爆炸。

受試者必須閱讀這些陳述句並用電腦鍵盤輸入。半數的受試者這時會以為（因為指示是這樣寫的），電腦會儲存這一切（「請確定輸入」）。另一半受試者則以為，電腦會在輸入後再度刪除這些陳述句（「請刪除輸入」）。此外，兩組的每名受試者都被告知要記住這些陳述句。

所以在這項實驗當中，按照四種不同的實驗條件，分成了四組。這可以用以下的圖表加以說明。

圖4.3 由於兩種差別相乘，實驗最後產生四個組別。所以這種實驗方法也稱為二乘二實驗設計。本圖出自《數位癡呆症：我們如何戕害自己和子女的大腦》。

受試者在輸入資料之後會拿到一張紙，並必須在十分鐘之內盡可能寫下剛才記住的陳述句，也就是積極地加以回想。結果顯示，「請記住」的這項指示對後來真正的記住幾乎沒有影響。不過，以為電腦在輸入之後會馬上刪除陳述句的人，記住了大部分句子。至於以為電腦在輸入之後會儲存陳述句的人，會記得的句子相對來講就少了許多。

本文摘自《數位癡呆症：我們如何戕害自己和子女的大腦》，由暖暖書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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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Wolf Gang

同時使用多種媒體對我們會有何影響呢？我們會因為使用多媒體而變得更聰明、更靈巧嗎？近十年來，我們大腦的應變力得到明確的證實：它好比是生理上的硬體，持續跟某種軟體（我們的生活經驗）相適應。所以我們所經歷的事情並非不重要，因為任何心智活動都會在腦內留下痕跡，而這些痕跡會影響大腦未來的功能。

我們大腦所儲存的細節，取決於它們被學習的方式，而一般意義上，也就是分類的知識，則更取決於我們完成工作的方式。所以每名華人學生都把新學年花在熟記、辨認和快速判讀數千個方塊字上。他們可以比我們更快辨識已知的數字，因為他們花了九年，而不是一兩年在辨識數千個、而不是幾十個符號的練習上。而且他們在進行六到十的計數時比較容易，因為他們是用跟處理一到五同樣的腦半球在處理那些數字。

多工處理跟當今心理學和認知神經科學所謂的認知控制有著密切關聯。我們從很小就開始學習控制自己的想法，例如排除不相關的事情，而專注在具體的任務上。所以這關乎一種在人腦中具備且同時習得、而個人多少能夠運用的能力。這顯然可以跟我們的語言能力做比較。語言中樞也是生來就具備的，不過，它們必須得到語言輸入才能發揮其功能。這一點做得還不錯，導致個人之間在掌握語言文字上的差異。

所以，當學會認知控制，且我們控制自己思維的方式由於置身在一個多媒體世界中而發生改變時，那麼多工處理就會對我們控制自己思緒的能力發生影響。這種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人隨著任務而成長，而所要控制的東西越多，控制就越困難。但影響也有可能是負面的，因為當我們不斷同時從事許多事情，就可能會導致對許多且持續的變換，輸入較為膚淺的處理。所以，值得思考的是，我們藉由長期頻繁的多工處理訓練了自己的專注力；或是正好相反，我們因此而養成了注意力障礙。這兩種影響也有可能互相抵銷，使得多工處理失去影響力。怎麼辦才好呢？

控制自己的思緒

為了探究多工作業對心智能力的影響，史丹佛大學的科學家用兩個極端的組別進行了一系列認知測驗。藉由一份專門為此研發出來的問卷，從兩百六十二人之中，產生出十九名在答題得分時顯著高於平均值的人，以及二十二名顯著低於平均值的人。於是，就有了重度媒體多工作業者以及輕度媒體多工作業者，並就這兩個極端組別進行比較。

受試者篩除不重要刺激而不加注意的能力，是藉由一種特別的任務來測試，它先前在若干個別的人身上已經顯示過顯著的差別。大學生們首先會很短暫地看到兩個長方形，他們必須在一秒之內加以記住，然後會被要求把這個記憶中的影像跟另一個顯示兩秒鐘的影像相比較，以便判斷其中一個長方形是否有過些微旋轉。

為了加大任務的困難度，在許多回合當中，螢幕上也會出現別種顏色充當分心物的長方形。這些分心刺激的數目可以是零、二、四或六。研究人員想用這種測驗來得知，這種分心物對成績是否有影響。

圖10.3　在某一回合時，對篩除不重要之物的能力測驗當中出現分心刺激的過程。受試者要回答其中一個深色長方形其方向是否有改變。如果有這種情況，就按「是」的按鍵來回答；如果沒有，就按「否」。本圖出自《數位癡呆症：我們如何戕害自己和子女的大腦》。

受試者的成績會被測量。研究人員測定正確記住旋轉的數目，從中抽出答錯的數目。現在可以預期，不做多工處理的受試者，在重要物之外不經常注意不重要物，在這場測驗中應該會得到較差的成績。也可以做出相反的假設，即，那些一直同時處理多項工作的人，比較不會被不重要刺激所分散注意。

圖10.4　從事許多、較少以及完全不做多工作業的人，在篩除不重要刺激測驗時的成績（依分心刺激的數目劃分）。本圖出自《數位癡呆症：我們如何戕害自己和子女的大腦》。

這張折線圖顯示，情況完全出乎意料：非多工處理者可以很好地完成任務，並不受到有多少額外分心刺激存在的影響。相反地，倒是多工處理者的成績，隨著分心刺激數目的增加而顯著降低。

多工處理者也在另一項測量心智能力的標準測驗當中，顯示較差的成績。這項相當簡單的任務，是要觀看一組字母。這組字母在電腦螢幕上以黑底紅字各顯示○．三秒鐘。在每個字母之間有一次將近五秒鐘的停頓，受試者要記住剛剛才看到的字母。如果一個A後面跟著一個X（且只有在「A-X」的情況下），受試者就得按下「是」的按鍵。至於在其他各種狀況下，也就是A後面跟著非X（A-Y），B後面跟著X（B-X），以及非A後面跟著非X（B-Y），全都要按下「否」的按鍵。在一個加大難度的測驗版本中，在紅字母之間還會出現○．三秒三個其他的白字母，這是應當不受注意的東西。所以測驗再次關係到忽略轉移注意的刺激。

在前述的簡單測驗版本中，在多工處理者和非多工處理者之間並沒有差異。然而在有額外轉移注意刺激的較難版本當中，多工處理者卻顯然需時較久。

圖10.5　非多工處理者和多工處理者兩組在較難測驗中的反應時間平均值。本圖出自《數位癡呆症：我們如何戕害自己和子女的大腦》。

除此之外，還進行了一項有關工作記憶能力的記憶測驗。這一回，受試者還是觀看一組字母，黑底白字，每一字母顯示半秒鐘，字母之間則停頓三秒鐘。這次的任務是，要是字母跟前面的上上個字母（倒退兩個）一樣，或是跟上上上個字母（倒退三個）一樣，就按下「是」按鍵。也就是說，受試者必須在短時間內記住螢幕上的每個字母（這就是工作記憶所主管的事情），並跟先前所看到的某個刺激進行比較。「倒退一個」字母測驗相當簡單：現在所看到的字母是否跟前一個一樣？「倒退兩個」字母測驗較難：剛才所看到的字母是否跟上上個字母一樣？至於「倒退三個」字母測驗最難，大家都會犯錯——問題只在於犯多少錯。

結果再度顯示，相較於非多工處理者，多工處理者在「倒退三個」字母測驗中成績較差。一如所料，兩組受試者在「倒退三個」字母測驗比「倒退兩個」字母測驗成績來得差。可是多工處理者在「倒退三個」字母測驗中答錯成「是」的答案顯著增多。耐人尋味的是，多工處理者這些答錯成「是」的答案，特別取決於，先前在測驗過程中看過的字母顯然還一直留在工作記憶中，而引出一個（錯答）「是」的答案。作者們認為，這一點顯示出，受試者在把不重要內容排除出意識之外方面有困難。

所以這項測驗顯示，多工處理者不僅拙於忽略令人分心的外部刺激，更拙於忽略本身令人分心的記憶內容。

圖10.6　在「倒退兩個」和「倒退三個」字母測驗中，答錯成「是」的答案比例。本圖出自《數位癡呆症：我們如何戕害自己和子女的大腦》。

最後還進行了一項有關在不同任務之間「轉換」的測驗。受試者首先會看到○．二秒的「數字」或「字母」。這表示，他們在接下來的程序中必須注意數字或字母，於是在短暫的停頓後，他們會看到一對數字和字母，例如「2b」或「a3」。接著，就要視任務而定，如果是有關一個偶數，就按下某個按鈕，如果是奇數則按另一個按鈕；或是在看到一個子音字母或母音字母時，按下對應的按鍵。所以受試者必須就數字或字母做分類。

如果在進行測驗時，是重複某項任務（某個數字後頭跟著另一個數字），受試者的反應會比任務轉換時來得快。任務轉換就是，先出現數字後出現字母，或是倒過來，先出現字母後出現數字，而讓受試者加以歸類。就連這種任務的結果也顯示，多工處理者在完成任何交待的任務上有困難：他們在任務轉換時反應時間的遲緩，比非多工處理者這組平均多了一百六十七毫秒。

總括而言，這項研究結果顯示，經常同時使用多種媒體的人，在控制自己的心智方面會出現問題。「多工處理者在無視環境中不重要刺激上有較大困難……，較不擅長忽略自己記憶中較不重要的刺激（「倒退兩個」和「倒退三個」字母測驗），在壓抑不相關的任務（任務轉換）上也比較沒效率。最後這個結果深具意義，讓人開始思考，在多工處理時，任務轉換所扮演的核心地位。」

可能會有人提出異議，說這些結果根本只是顯示出，那些在其他有關心智能力的測驗中，成績也較差的「較愚笨」者才習慣於多工處理。但並不是這種情況，因為有一連串額外的測驗可以證實，這些組別在其他條件下都並沒有任何差異：不管是在校成績、人格測驗或是其他認知測驗方面都沒有差異。

本文摘自《數位癡呆症：我們如何戕害自己和子女的大腦》，由暖暖書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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