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亞當．奧特（Adam Alter），譯者：廖建容。

先從愛賭博的鴿子開始說起：

1971 年，心理學家賽勒（Michael Zeiler）在實驗室裡和三隻白康鴿面面相覷。

白康鴿比一般的灰色家鴿更小，愛吃東西，學習能力很強。在當時，許多心理學家想知道動物對不同形式的回饋會做出什麼反應。大多數的研究是以灰鴿和老鼠為對象，因為這些動物比人類更有耐心，構造也沒那麼複雜。然而，賽勒的研究具有崇高的目的，像是：較低等動物的行為能幫助政府知道，如何鼓勵慈善行為與抑制犯罪嗎？創業家能啟發超時工作的輪班工作者，為工作找到新的意義嗎？家長能學會如何教養出完美的孩子嗎？

白康鴿（White Carneau pigeon）比一般的灰色家鴿更小，愛吃東西，學習能力很強，圖／by P!g3on1@wikipedia commons。

在改變世界之前，賽勒必須找出獎勵的最佳方法。其中一個方法是，對每個達到期望的行為都給予獎勵，就像工廠作業員每組裝好一個產品就得到獎勵一樣。另一個方法是，以無法預期的模式對每個達到期望的行為給與獎勵，這種方法會創造一種未知性，鼓勵人們去買樂透彩券。賽勒的鴿子是在實驗室養大的，所以牠們非常清楚自己該怎麼做。每隻鴿子搖搖晃晃走到一個小按鈕前面，不斷啄這個按鈕，希望能得到一盤鴿子飼料。這些鴿子很餓，所以飼料吃起來簡直就是珍饈美饌。賽勒在某些實驗中讓鴿子每次啄按鈕都得到飼料，在其他實驗中讓鴿子只能偶爾得到飼料。鴿子啄按鈕的動作有時候會徒勞無功，按鈕只會顯示紅燈，除了挫折感之外一無所獲。

賽勒證明了一項關於正回饋的重要事實：少往往意謂著多。圖／by Ksu_FF@pixabay。

我剛知道賽勒的研究時，我預期每次給與獎勵的效果會最好。如果按鈕無法預測食物的出現，鴿子應該就會喪失啄按鈕的動機，就像工廠作業員組裝好產品後，你有時給他們獎勵，有時不給，結果使他們的工作動力下降一樣。

但實際情況完全不是如此，這些鴿子就像長了羽毛的小賭徒，當獎勵機率為 50% 至 70% 時，牠們啄按鈕的情況最為頻繁；當賽勒把獎勵機率降為 10% 時，心灰意冷的鴿子就不再啄按鈕了。當獎勵無法預期時，鴿子啄按鈕的次數多了一倍；事實上，牠們大腦釋放的多巴胺，遠比獎勵可預期的時候還要多。賽勒證明了一項關於正回饋的重要事實：少往往意謂著多。不一致的回饋結果創造的未知性，深深吸引著賽勒的鴿子，如同人類被博奕的不確定性吸引一樣。

一起墜入狂賭之淵吧！source：ガンガンJOKER「賭ケグルイ」⑦巻CM 截圖

如果你我是鴿子，那什麼是我們的飼料？

賽勒發表研究結果的三十七年後，臉書的網頁開發團隊向數億用戶測試一個類似的回饋實驗。臉書有能力透過前所未見的規模進行人類實驗。它當時已經有二億用戶，這個數字在接下來的三年會翻為三倍。在這個實驗中，臉書推出了一個看似簡單的新功能：「按讚」按鈕。任何用過臉書的人都知道這個按鈕的作用，你不再納悶別人對你張貼的照片與更新狀態有什麼想法，因為他們按下那個大拇指向上的圖示時，你就會得到即時的回饋。臉書後來又推出了其他的回饋按鈕，讓你能使用多種情緒表達意見。

source：pixabay

按讚按鈕大大改變了臉書用戶的使用心態。

早期你只能被動追蹤朋友的生活動態，現在，無法預測的回饋機制使你們的溝通互動性大幅提高，同樣的機制也曾經激勵了賽勒的鴿子。用戶每次分享照片、網頁連結或更新狀態時都像在賭博，沒有人按讚的貼文不僅令你感到難過，而且更是一種公開的負面評價：可能是你線上的朋友太少，不然就是更糟的情況，表示你線上的朋友對這則貼文沒什麼感覺。就和鴿子一樣，當獎勵不確定時，我們就更想尋求回饋。臉書是第一個推出按讚功能的主流社交網絡，現在，其他的社群平台也有類似的功能了。你可以對推特、Instagram、Google+、LinkedIn 與 YouTube 的貼文、照片或影片按讚或轉發。

按讚的動作後來逐漸成為禮節的辯論主題。不對朋友的貼文按讚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假如你三不五時按個讚，那是否代表你默默否定了其他沒被按讚的貼文？按讚現在已經成為一種基本的社交支持了，相當於在現實生活中，朋友說了個笑話，你要當場哈哈大笑一樣。

按讚的動作似乎變得非常有價值，它無聲無息的成為了能主宰我們文化的數位毒品。

本文摘自泛科學2017年10月選書：《欲罷不能：科技如何讓我們上癮？滑個不停的手指是否還有藥醫！》，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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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亞當．奧特（Adam Alter），譯者：廖建容。

編按：我們都曾看過像是下面這支影片當中小寶寶對螢幕陪伴產生的奇妙反應：他們用熟練的手勢滑動 iPad 螢幕，儘管當他眼前的物體變成了一本雜誌時，他仍然用操控 iPad 的方式操作雜誌。這個世代的孩子們從出生就用這樣的方式在理解世界，如果我們無法阻止這樣的趨勢，又該如何面對如此的改變呢？

這個小寶寶屬於世上第一個用這種方式理解世界的世代，這個世代的孩子認為自己對周遭的視覺環境擁有無限的掌控權，也覺得只要隨手用指頭一滑，就能用新奇的事物取代眼前無趣的體驗。這段影片的標題下得很好：「雜誌是沒有作用的 iPad。」有人在影片下方留言：「可以請你說明一下，為何要讓一歲大的小孩玩 iPad 嗎？」

被 iPad 帶大的孩子們？

iPad 可以讓帶小孩的工作變得輕鬆很多。愛看影片或玩遊戲的孩子可以透過 iPad 得到無窮無盡的樂趣，它成了工作過量與休息不夠的父母最大的福音。但是 iPad 也會對孩子造成不良影響，且這些影響即使長大後也難以消除。

網癮戒除中心「重新開始」（reSTART）執行主任希拉蕊凱許（Hilarie Cash）對這個議題有非常堅定的看法：她並不是主張禁慾，但她親眼見證了過度使用螢幕裝置造成的後果。她說：「兩歲以前的孩子不應該接觸螢幕。」她認為幼兒接觸的互動應該是直接、具有社交性、親身體驗並有實體的。

人生的最初兩年會決定孩子與世界互動的方式，凱許建議父母將孩子使用螢幕裝置的時間限制在 2 小時以內，連青少年也不例外。但她也承認：「要做到並不容易，但這一點非常重要。孩子需要充足的睡眠與運動量，還有與家人相處及運用想像力的時間。」當孩子沉迷於螢幕裡的世界，這些事就不會發生。

國小學生在學校使用 iPad，圖／ by PROBrad@flickr。

杜絕螢幕誘惑好難，到底我該怎麼教小孩？

美國兒科學會（AAP）認為「幼兒的大腦在人生的最初幾年會迅速發展，幼兒學習成長的最好方式是透過與人互動，而不是與螢幕互動。父母應該避免讓兩歲以前的幼兒接觸電視與其他娛樂科技產品。」這個看法可能是正確的，但我們的周遭到處是螢幕，要杜絕螢幕的使用真的很困難。

一個名叫「零至三歲」的組織對螢幕使用的態度比美國兒科學會溫和一些，因為他們體認到一個事實：幼兒接觸螢幕的情況再所難免。「零至三歲」認為只要父母從旁協助，孩童能與螢幕產生有益的互動，這種互動有三大特點。

幼兒學習成長的最好方式是透過與人互動，而不是與螢幕互動，圖／ by 禁书 网@flickr。

第一，父母應該鼓勵孩子將螢幕上看到的東西，與自己在現實世界的體驗連結起來。

如果某個應用程式遊戲是讓孩子把積木按照顏色分類，父母可以帶著孩子將家中要洗的衣物按照顏色分類。假如孩子玩了以積木和球為主題的電玩遊戲，應該也要花一點時間玩真正的積木和球。孩子的任何體驗都不該只存在於虛擬世界，因為虛擬世界只是在模擬真實世界而已。

這種從螢幕世界過渡到現實世界的方法稱做「學習遷移」，它能提升學習成效的原因有兩個：要求孩子重複練習自己學到的東西，同時鼓勵孩子舉一反三。

父母使小孩從螢幕的世界轉移到現實生活中，圖／by 禁书 网@flickr。

第二，主動參與更勝被動觀賞。

比起讓孩子被動吸收內容的電視節目，能讓孩子採取行動、記憶、做決定以及與父母溝通的應用程式遊戲更勝一籌。「芝麻街」這類步調較慢的電視節目，會鼓勵孩子參與和投入故事情節，所以它會比「海綿寶寶」這類節奏快速的節目更適合幼兒，畢竟「海綿寶寶」是為了五歲以上的兒童製作的。

在一項研究中，四歲兒童在觀賞「海綿寶寶」九分鐘後，呈現難以記住新資訊的情況，而且會拒絕後來出現在他們眼前的誘惑物。因此，父母不該長時間打開電視，讓電視的聲音成為家裡的背景聲音，而是要把看電視的時間獨立出來，與其他活動分開。

相較於步調較快的「海綿寶寶」，「芝麻街」更適合五歲以下的幼兒觀賞，圖／by LoggaWiggler@pixabay。

第三，讓幼兒接觸螢幕時，父母應該聚焦於內容，而非科技功能。

例如，讓孩子透過螢幕裝置看故事時，應該要讓孩子有機會說說他們覺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該他們指出各個人物角色，換頁的速度不能太快，以免科技功能讓孩子覺得應接不暇。父母要讓螢幕閱讀體驗盡可能接近看真實故事書的體驗。

本文摘自泛科學2017年10月選書《欲罷不能：科技如何讓我們上癮？滑個不停的手指是否還有藥醫！》，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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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莊節一｜美國加州大學毒理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精神醫學博士，現為精神科專科醫師，興趣是研究和學習新知。

英國首相邱吉爾雖然有著出色的成就與堅強的意志力，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其實他患有憂鬱症。他曾說：

「心中的抑鬱就像隻黑狗，一有機會就抓住我不放。」

雖然這位赫赫有名的領袖願意承認自己的精神疾病，但是很多憂鬱症的男性比起女性是更不願意接受專業幫助的，因為我們的社會和所受的教育都期許著男性能夠勇敢強壯，正所謂男兒有淚不輕彈。也因如此，讓很多憂鬱症的男性患者錯失了治療的良機，非常可惜。所以，性別議題在精神醫學中是不容忽視的存在。

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說：「心中的抑鬱就像隻黑狗，一有機會就抓住我不放。圖／By Chiemsee2016 @Pixabay

性別為什麼特別重要？

性別議題非常複雜多元，包含社會、文化、教育、生理和心理等層面，幾乎只要提起性別，就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其中甚至是歧視。然而，我們仍然有必要把這個困難的議題帶入精神醫學研究，主要是基於以下兩個理由：

1. 增加對精神疾病的瞭解
2. 改變治療模式

一、目前精神醫學的研究雖然蓬勃發展，但是精神疾病比起一般的生理疾病來說，仍然缺乏生物標記（Biomarker），不能像偵測血糖診斷糖尿病一樣地去發現精神疾病。也就是說，正常人和精神病人在生理方面可能找不到非常明顯的代表性差異。然而，單單依賴醫師的臨床心理判斷有時又會太主觀，不同醫師的看法常常會有差異。

既然直接去研究正常人和精神病人的差異得不到滿意的結果，那麼我們可以考慮換個研究的方式。舉例來說，某些精神疾病比較容易出現在男性（如自閉症）或女性（如憂鬱症），理解造成此差別的原因有助於增進對疾病本身的認識。

憂鬱症在女性身上發生的機會是男性的 2 倍之多，研究後發現女生的腦部有某個特質造成憂鬱症的機會遠遠高於男生，那麼就可以因此推論這個特質對憂鬱症非常重要，重要到可以產生得病率高達 2 倍的差異。

二、其實不只是得病率的差異，憂鬱症在男性和女性的疾病表現上也是明顯不同，例如男性的憂鬱症時期是比較持久的，而女性的憂鬱症時期則是比較斷斷續續，而且男生在患了憂鬱症後自殺機會比女生高，且併用毒品的可能性也較高。既然疾病的表現差異如此之大，那麼我們是否也該考慮用不同的方式去治療男性和女性呢？這是一個開放性的問題，我想不同的專家會有不同的看法。然而，目前的臨床治療則完全沒有考慮性別的差別。

男生在患了憂鬱症後自殺機會比女生高，然而目前的臨床治療完全沒有考慮性別的差別。圖／By ArtWithTammy @Pixabay

憂鬱的大腦，男女大不同

由於個人的研究主題是憂鬱症，以下就以憂鬱症做說明，但也可以應用在其他精神疾病上。

我們讓一群憂鬱症和正常的青少年進行核磁共振檢查，儀器裡的螢幕會顯現文字，並且請他們看到某些特定的文字要按下手中的按鈕，例如看到高興的文字（如 happy）要按按鈕。此實驗的構想是假設看到情緒性的字眼，憂鬱症的病人腦部活化的區域會與正常人不同，因而找出憂鬱症對腦部的影響。

這項結果顯示在特定的腦區——緣上回（Supramarginal gyrus）中，憂鬱症的女性比正常女性更活化，但是憂鬱症的男性卻是比正常男生更不活化，也就是說憂鬱症對男生和女生的影響是不同的，而且受試者皆為青少年，代表著這個差異在青少年就很明顯了。

憂鬱症對男生和女生的影響是不同的，憂鬱症女性的緣上回會更活化，而憂鬱症男性的緣上回卻更不活化。圖／By Gray, vectorized by Mysid, colourd by was_a_bee., Public Domain, wikipedia commons

依照前面的兩個想法，可以推論在緣上回區域似乎在憂鬱症的產生上有著顯著地位，同時在青少年時期就發現憂鬱症對男女性的影響有著顯著的不同。因此，可能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可以考慮對憂鬱症的男生和女生施行不同的治療方式。

我的這項研究結果發表後，有幸得到國內外媒體的報導，但是我也注意到網路出現了反對的聲音，有國外網友留言表示特別把憂鬱症患者區分為男性和女性，是對男生的一種歧視，好像男性患者會特別嚴重，必須特別處理，如此一來便會讓男性患者更不願意尋求專業幫助。不過對於這項問題，我認為未來勢必要加強社會對疾病的正確認識，讓大家知道這種區分是為了更有效率的治療，並不是要歧視任何一個性別。

區分性別應是為了更有效率的治療，而非要歧視任何一種性別。圖／By rebcenter-moscow @Pixabay

歷經憂鬱症，男女的差異不一樣了

除了上述的發現，在這個實驗中，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緣上回裡，正常青少年本來就存在著性別差異：正常男性的活化程度高於正常女性。但是，就像之前所述，憂鬱症的女性比正常女性更活化，而憂鬱症的男性卻是比正常男性更不活化。而再經過憂鬱症這層影響後，男女性的性別差異則變小了。

憂鬱症對於男性的腦部活化影響較大，那麼是否能推論憂鬱症讓男性在緣上回的活化變得比較像女生呢？這是不是一種女性化的現象呢？當然目前的研究結果不足以証實這個假說，且這個說法想必會造成很大的輿論，得到憂鬱症已經很不開心，如果又得背負著女性化的標簽，必定是更為痛苦的。

但是，單純在學術研究的討論上，我認為這項議題還是有討論的必要性，因為此現象並不僅僅存在於憂鬱症，也存在於其他的精神疾病，如自閉症。男性得到自閉症的機會遠遠大於女性，研究顯示自閉症的女性大腦會有較類似男性的表現，甚而有所謂自閉症的「極端男性化大腦理論」。那麼其他的精神疾病會不會也有這種現象呢？未來或許可以多就此議題進行探討。

自閉症有所謂「極端男性化大腦理論」，那麼，其他的精神疾病會不會也有這種現象呢？圖／By HolgersFotografie @Pixabay

在一些生物中可以發現所謂性別轉換的現象，也就是受到環境壓力的影響，男性可以變成女性，如小丑魚。那麼在人類，未來也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嗎？例如現在大家普遍壓力偏大，精神疾患的盛行率偏高，這項研究的發現會不會正預告著這件事情的發生呢？當然，以現有的證據來看，此想法還只是偏科幻小說的臆想。

我們還能做得更多

現今，大部分的研究沒有特別考慮性別議題，例如憂鬱症的研究常常是以女性受試者為主（當然這是因為病患以女性居多），然而這樣或許對男性病患有失公平， 因為或許能接受不同或更合適的治療方式。因此，期望未來的研究能更加正視性別議題對疾病的影響。不過，性別議題是非常敏感和非常具爭議性的，因此，相關的科學研究也必須一併考慮對社會的影響。

本文選自《科學月刊》2017 年 10 月號

什麼？！你還不知道《科學月刊》，我們 47 歲囉！

入不惑之年還是可以當個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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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宮玄｜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兼任《科學月刊》副總編輯。

早年對於學術界的印象，可能是一個較沒有壓力的環境，然而近 20 年來已經改變。雖然跟部分業界相比，壓力或許仍然較小，但年輕教授猝死的新聞還是時有所聞。

研究壓力下，博士班學生參與學校教授所主持的計劃，壓力合理推斷也會升高。臺灣在民國 90 年有 1501 名新科博士，民國 97 年增加到 3589 位博士，已遠超過兩倍，民國 101 年有 4241 位新科博士，已是民國 90 年博士數目的 2.8 倍，其中 55% 的博士領域屬於理工科。

近 20 年博士生數目大增，學術界也不再是沒有壓力的環境。圖／科學月刊

博士生啊博士生，你開心嗎？

近幾年來，博士數目雖然下降，應該仍遠高於民國 90 年的數目。博士班學生的心理健康，也漸漸受到注意。2017 年在 Research Policy 有一篇論文，比利時團隊發表他們研究比利時博士班學生的心理健康，結果顯示 32% 的博士班學生有風險導致精神異常，特別是憂鬱症。

該團隊利用研究常用的 GHQ-12（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12），以 12 個問題了解比利時佛萊明區（Flanders）的 3659 位博士班學生的狀況，包括社會及自然科學領域，另外有 1700 位左右的對照組。GHQ-12 的指數中包括：是否能夠專心正在做的事、擔心某事導致睡眠不足、是否覺得自己工作中扮演有用的角色、是否能下決定、是否一直感覺有壓力、是否感覺無法克服困難、是否能享受每天的活動、是否能面對問題、是否感到不開心或沮喪、是否失去自信心、是否覺得自己是沒價值的人、是否覺得生活還算開心。

你是否覺得生活還算開心？圖／By Greyerbaby @Pixabay

嗯！以上洋洋灑灑 12 項，你中了幾項？超過 4 項嗎？先不用緊張，這只是代表「有風險」而已，GHQ-12 是適合大量研究用的簡單問題，心理狀況還是要求助專業人員協助判斷。該團隊研究顯示，32% 的博士班學生有超過 4 項症狀，其中「感覺長期在壓力下」、「感到不快樂」、「無法克服困難」與「無法享受每天的活動」為最多數。

覺得心裡不舒服？說出口吧！

不過該論文提到，大約只有千分之二的人會在心理健康出現問題尋求協助，主要考量求助或公開自己需要求助，可能被污名，並對於未來生涯有不良的影響。雖然筆者不否認以上的可能性，但心理健康很重要。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經驗，訴苦時，有些人回應特別舒服，但某些人的回應就特別難受。能有一位高度同理心的對象傾訴很不錯，但不多。心理諮詢師之專業，在於其能平和的引導人認識自己。許多大專院校有免費心理諮詢服務，心理專業的該論文作者呼籲：

「如果你正為某事困擾，即使你認為這可能是暫時的，尋求專業協助，或是你個人週遭的協助很重要。」

如果難受的話，尋求協助吧！圖／By leovalente @Pixabay

論文中進一步討論研究限制：

1. 是大學環境造成博士生的心理健康出問題嗎？還是想唸博士的人，心理健康傾向會出問題？此研究沒辦法提供因果關係。但遭遇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生會傾向對環境有負面評價。
2. 本研究僅大量研究比利時佛萊明大區的博士班學生的狀況，所以有「是否適用其他區域」的問題。譬如歐洲普遍將博士班學生視為勞工保障，受聘於大學才能攻讀博士學位，財務壓力不會是主要因素。美國學生很多學生因學費輟學，臺灣其實也不少學生背學貸。
3. GHQ-12 中達標 4 項以上，只是一項機率指標。

心理健康為何如此重要？

博士生的心理健康重要性何在？除了關心他人，比利時團隊嘗試提出其他動機。

1. 博士班學生的學位論文內容，是組成科學研究產出的重要部分，而博士生的心理健康會影響科學研究品質。
2. 博士生多半也是研究大團隊的組成份子，其心理健康不佳會導致「營運成本」增加。筆者認為，以上是講給學術界決策者聽的，所以重視博士班學生的心理健康不只是做善事。
3. 博士生心理健康不佳，不但會使其離開博士研究，同時也離開需有高研發能力的業界。

論文研究者表示，博士班學生不開心，很多與指導教授或研究計劃領導人（PI, principal investigator）有關。往正面想，PI 的態度也可大大降低博士班學生走向精神異常的風險。當人們對於未來有清楚認知時，可幫助避免走向精神異常。

當人們對於未來有清楚認知時，可幫助避免走向精神異常。圖／By StockSnap @Pixabay

PI 可幫助博士班學生找到自己唸博士的目的，作者建議 PI 與學生透明溝通，一同參與研究決策，及充分提供畢業後學術及非學術的資訊，提供正確的期待與認知。沒有人會要求 PI 能診斷一個人是否心理健康出問題，但 PI 應該要關心團隊成員，並該知道如何幫助，協助尋求專業。

找到方向，不怕迷惘

筆者建議想攻讀博士學位的人多想想，唸博士的意義為何？這個問題，只能求諸每個人自己去尋找。現今趨勢很明顯，只有少數的博士能以學術研究為職業生涯。筆者於理工領域拿到博士，試著拋磚引玉，不一定適用所有領域。現今科技進展太快，即使博士論文題目很貼近業界需求，也可能一下就過時。

該思考的方向是：「什麼是帶得走的能力？」從做一個題目開始，實習如何去做、如何解決問題、如何與人溝通、如何尋求靈感，到完成工作如何去演講、組織寫文章等。廣泛接觸某個領域後，有新想法如何去實踐。說起來很抽象，所以要有個題目慢慢去磨練，進而去創造題目、落實想法。培養出帶得走的能力，才能有更寬廣的選擇。

本文選自《科學月刊》2017 年 10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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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惑之年還是可以當個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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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Pixabay

你曾經看過靈異節目嗎？我以前看過許多。生長在傳統的家庭中，常會聽到各種宗教故事和去到廟宇拜拜，雖然對這些未知事物有著尊敬或害怕，但心裡卻總想著「真有鬼神存在嗎？」甚至看到電影影集中有人被附身，或隔壁鄰居全身開始發抖，口中唸唸有詞的時候，更是驚訝地覺得：「他是中邪了嗎？」

「我」之內的「非我」

從心理學的觀點，中邪的對象是在主觀意識中失去對自我的控制。

卡爾‧榮格（Carl Jung）認為，心靈中壓抑某部分的自我、以及失去與文化環境的連結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1﹞。尤其持續某種特定儀式、苦行般的生活、對鬼神的諸多想像，這些都可能和異常的舉動有所關聯。

但不是說這樣不好，很多時候，若要取得相當程度的抒發與慰藉，少數僅有的方式就是參雜神靈的元素，個體才能在當中得到救贖。與宗教相遇的經驗，正好把自我不敢面對的處境或情感問題表現出來，也得以發洩與釋放平日累積的苦。

而中邪指的是，另一個人格的心理機制霸佔了自我的王位，陷主體於特定的偏執行為，目的是想讓這個被壓抑的人格獲取主導權，使心靈的能量重新分配。像是與魔鬼交易，被壓迫到某種程度再也受不了了，寧願交出自己的靈魂，也要換得某種程度的自由。

圖／Pixabay

早期的人類幻想中，魔鬼僅存在於人類的想像空間，沒有任何有形的物體。

然而，從十四世紀左右，宗教社會反轉了這種想法，開始認為魔鬼是有形的，且能製造實體與幻象﹝2﹞。但魔鬼是怎麼從無形走到有形的？很多時候，它是靠群眾的想像，在集體意識中共同接產誕生的。它象徵光明的另一端，不只是主流文化的分支，可能是相反方向的潮流，而這群人只能尋求其它方法替自己找尋慰藉，甚至推翻主流力量，以保護自己不受「正常人」攻擊。

魔鬼是種隱喻，指稱被附身後，一個人做了平常不會去做的事情。如同心靈與外在世界也總是用隱喻的方式聯繫：圖像、動作、符號、夢境﹝3﹞。因為隱喻具有轉化的作用，讓外在的自我和內在的自我溝通，平時它們沒有時間，現代人太過於忙碌、或是逃避，所以內在自我只能透過某些關鍵時刻，例如感知某些文字、聲音、影像，讓外在自我知道該調整平衡了。

榮格認為中邪的隱喻就是，內在自我被鎮壓到無法負荷，於是殺出一條血路，霸道地坐上外在自我的王位。此時，一個人可能產生許多精神症狀，像是焦慮、憂鬱、甚至思覺失調。榮格學派的心理分析師奎格‧史蒂芬森即認為：

「心理治療的目的是要讓病人『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用最尋常的話來講，這指的是病人應重新操練自律習慣；用最深奧的話來講，它的意象讓我們看到自我有能力且有威嚴的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2﹞

中邪是一種精神疾病嗎？

從宗教儀式到精神醫學，心靈的治癒持續進行著。我們內心可能同時出現好幾個聲音相互拉扯，叫你這麼做或那麼做，到最後你聽從了其中一個，結果沾沾自喜或絕望沮喪。所謂「中邪」的程度可以從輕到重，範圍也從神鬼怪奇到日常現象都算。比如吵架時，你打了對方一巴掌，之後你可能會說：「我那時到底做了什麼？」旁人可能會說：「這不像是他會做的事情。」在這之中，你確定只有「一個」「你」在意識當中？

每個人心中都會有所謂的情結（complex），這是某些過去事件尚未解開，或是被壓抑的情緒內凝成塊。而中邪可能是一種內在情結累積到一定程度後爆發的現象。因為具有情感意義的內在情結與外在理性的自我無法相容，它匯集到一定能量後，就變成了「中邪」。

圖／publicdomainpictures

但當一個人出現我們無法理解的行為時，無論稱作中邪、情結或精神疾病，它所共同指稱的都是：

一個人正經歷一種無法掌控自我的狀態。而我們能做的是，理解其中的意義與緣由，讓行為回到他的意識圈中。

因為情結為具有自主性和與外在自我對立的意識。自我只是多種意識中的一種；作為與個人身分有關的知覺，自我會經歷到不是與它互補、就是與它對立的自主情結﹝4﹞。當自我意識不強大或不具彈性時，一個人就會經歷到內在莫名製造的壓迫感，容易感到空洞或心煩意亂。

另一種情況是，若使用各種藉口以推延自我實現時，壓抑了心中某種渴望，原本人格中的面向被硬生生扒了下來，逼迫自己戴上另一個人格面具，戴久了遲早不認得自己是誰，但被藏起來的你還是想重回意識中，因為心理需求是一個人在滿足生理需求之後的下一個階段，若沒有被執行，它就會以各種樣貌來影響你做為假面的存在，這也可能導致精神官能症的產生。

自我注定從最初的完整性中變得破碎，這是生命的正常現象，經歷過創傷、分離等經驗後，每個人都會有的正常反應。但當個人在當下拒絕接受痛苦，也無能承擔這種理所當然的痛苦時，它就會從自我的完整性中被分裂出去，導致後續各種解離或人格衝突。

而分裂出去的人格碎片可能恰好在某種情況，悄悄的在無意識中共謀成為一個平行的第二自我。

第二自我使用的語言和原本不同，與周遭環境也不同，他的語言行為更能代表我們內在被壓抑的期待，這個第二自我正在努力實現它。因為原先的自我再也無法有效地自我實現，或有意義地追尋生活。因此需要透過另一個人格，也就是魔鬼的權力意志，才有勇氣成為「真正的」自己。

但這始終會帶來困擾，畢竟是兩個「自我」相互競爭，它們互不認識，不論自己或旁人也都害怕他做出不恰當的舉動，因此先將原先的自我從彼岸拉回來，並帶著兩個自我相互認識，合作取出具有意義和希望的成分，轉化為新的自我，則是心理治療的關鍵。

重新取回自我的掌控力

圖／Pxhere

隨著科技進步，古代的宗教問題，到了現代，經常變成了精神醫學的問題。但這未必代表人類心靈的進步，只是換了一種似是而非的處理方式。在心理治療的途中，若真能協助個案解除痛苦的，經常不是對「症」下「藥」，而是讓個案「重新理解」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論驅魔或治病最先發生的都是命名，接著指認位置或原因，一旦邪靈或疾病的名字被說出，被未知所苦的個人就會逐漸從失去意識、或被隔離的狀態中獲得解脫，重新回到自我的身心系統裡。因為自我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掌控力，至少知道它是「什麼」。

同樣的，我們不曉得「什麼」在無意識中影響自己，只能任憑它默默地影響我們的情緒、思考與行為，等到某刻你發覺不太對勁時，才去重新指認，並了解它的生成，嘗試與它共處，甚至成為自身一種獨特的認同。

一個能夠將病徵外化的人，才有機會理解事情的發生，經常是「自我」所需承擔的。尤其，我們若能把病徵看作是一個角色時，我們會用最專注和深刻的態度去回應它，而非只是理性的紙上談兵，後者也是常使心理治療較無療效的原因。

圖／BY Toomore Chiang@flickr

在心理治療、諮商當中，以角色化的方法讓自己不再與這些無意識融為一體，而是讓它們與意識建立關係，這是消除未知力量的方法﹝5﹞。也就是說，心理師會將個案無意識中的內容拉出來讓個案一一探討、對話與互動。

大多時候，他們都是自我內在可使用的力量，只是被扭曲、斥責、用在不對的地方，因此它們躲到心靈陰暗的角落。即便外在自我不願、或不能承認它們的正當性，它們還是會以無意識的方式呈現出來，但這也剛好讓我們有了重新認識它們的機會。

因為當一個人能正視它的時候，它就不再是個虛無飄渺的脆弱經驗，而是能真實地感受那些力量如何影響自己，讓你開始有意識地區辨與選擇。

換句話說，無論今天的宗教狂熱、附身、中邪等現象，它是不是個假象，是不是特定的操弄，重要的是，在每個參與者的主觀內隱知覺中，倘若想要它是真的，它是能夠治癒心中那道疤痕，填補內在空洞已久的缺口，而且不用我們負起責任，那麼──只需要相信，它就會成真。就像當有一天你相信的神靈降於凡間，又給予你的渴望，就算是假的我們也會說服自己它是真的。

因此，在諮商晤談當中，也許會問道：

「假如這些特殊經驗或精神狀態對你有好處或壞處的話，可能會是什麼？」

畢竟在試圖了解及回答中邪或疾病現象是否正常時，我們必須至少重新評估，在個案所處的文化內，一個自己最渴望的生活狀態是如何？什麼時候才有可能達成？什麼才是完整的人生？最終都是想了解，如何透過未被滿足的期望的驅力，將原本被視作虛幻的魂靈，變成穩固的心理潛能，最終獲得自我實現的力量。

從人格碎裂，到拾起拼回

圖／Pixabay

受苦者之所以尋求協助，一方面是因他們的奇特經歷造成痛苦，另一方面，卻達成了被壓抑的部分能夠出現的目的，這種矛盾也形成另一種痛苦，不知該聽從哪邊，也在想法與行為上產生異常。

這個被壓抑的欲望升起，除了個人內在能量的蓄積，也有可能是外在事件的鏡映而勾起﹝6﹞。他會把外在人事物視為欲望的範本，不自覺地模仿並表現出來，如此可以將源頭歸於外在，毫無意識地排除了自我的責任，彷彿做了什麼都不會追溯到自己的身上。

但一個心理健康的個體，他是始終都能維持清楚的意識，他明白每一個欲望的來源，每一個心理動機的模仿對象，他為它們取名並再現它們（比如瞭解並模仿另一個人的幽默感）。「穩定的固有意識」和「不變的再現方式」讓這現象納入人格特質中的一部分，你不能再稱他為中邪，他是有意識地模仿，他是有意識地內化嚮往的心理特質，在不失去自我的情況下往「整合」的方向前進，這是一個心理功能良好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對榮格的分析心理學而言，「外在自我」只具有相對功能性，它只是我們最常戴的一個人格面具。因為內在有許多情結，也有許多被分裂出去的「自我」，一個完整的人，他能認回眾多的自我碎片，最終朝向更完整的自性（Self）前行。

人生旅途中，我們不是一個「自我」霸佔它的王位，不用擔心被心底的一股力量篡權。我們同時是演員與觀看者，同時與他者區隔、又與他者連結，能夠隨時變換位置，戴上或拿下面具。在整合的道路上，這些都是在有意識下的進行。

最終，無論一個人被稱作中邪附身或精神疾病，其實都需要更全面地理解他的心之所向，因為症狀可能是種未被滿足的期待，只是未被整合進人格的一部分。唯有正視它，才能探詢到「自我」（ego）文化脈絡的生成與現況，理解一個人的動機是什麼、他處在什麼情緒狀態下、以及為什麼有著特別的行為。

更多文章，歡迎至臉書專頁：標註自由-莊博安諮商心理師

 參考資料

1. Yunt, J. D. (2001). Jung’s contribution to an ecologic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41(2), 96-121.
2. 奎格‧史蒂芬森。(2017)。附身：榮格的比較心靈解剖學。心靈工坊。
3. Birth, K. (2006). The immanent past: Culture and psyche at the juncture of memory and history. Ethos, 34(2), 169-191.
4. Brooke, R. (2015). Jung and phenomenology. Routledge.
5. 卡爾‧榮格。(2014)。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張老師文化。
6. Oughourlian, J. M. (1991). The Puppet of Desire: The Psychology of Hysteria, Possession, and Hypnosi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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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跟賭博有關係?! 圖/ hamikus @pixabay

如果有人在一個句子裡同時提到鱷魚跟賭博時，你一定會想：「什麼？鱷魚跟賭博有什麼關係！？」這兩件事感覺根本八竿子打不著呀！但是登登登愣，就有研究人員把這兩者兜在了一塊，並且證明了兩者的關係：有賭博問題的人在抱過鱷魚後，再加上情緒是非負面的，投注將會提高；如果情緒是負面的，投注則會下降。

這個有趣的研究也得到了2017年的搞笑諾貝爾經濟學獎。（我相信有一部份的原因一定是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講，就讓人覺得很滑稽好笑啊！！）

圖片來源：The 27th First Annual Ig Nobel Prize Ceremony 截圖

• 注意，此篇講述的賭博都發生在電子遊戲機（Electronic Gaming Machine，簡稱EGM）

小字典：

賭博問題是有專有名詞的，叫作Problem Gambling，可能會有下列症狀

• 腦子裏只有賭博
• 不斷嘗試抑制，減少或停止賭博，但都不成功
• 利用賭博作為逃避問題或減輕不安的狀態 （例如: 憂慮和抑鬱）
• 輸錢之後，為了想翻本通常改日便會再賭
• 會向家人，治療師和朋友說謊以掩飾他們賭博問題的嚴重性
• 因賭博而嚴重傷害或失去重要的人際關係、工作、學業

來自：problem gambling網站

一場原始又現代的實驗：在鹹水鱷農場玩吃角子老虎

這個實驗的研究人員是澳洲中央昆士蘭大學的Matthew J Rockloff和Nancy Greer，地點在澳洲昆士蘭州的Koorana 鹹水鱷農場，招募了62個男性及41個女性，都是從來農場玩的遊客中招募來的。

實驗中遊客分為兩群，一群是在抱鱷魚前賭博，一群是在抱過鱷魚後賭博。受試者在賭博前會拿到20美元，並在研究人員的鼓勵下拿這個錢進行賭博。電子遊戲機最一開始會顯示參賽者有多少錢，讓受試者真的感覺到自己在拿自己的錢賭博。

圖改自/ stockpic@ pixabay 、鱷魚

接著，受試者將會參與在電腦上模擬的電子遊戲，這個遊戲就像是吃角子老虎，有三個卷軸，每個卷軸都有相同的四個水果圖片，每次遊戲結束，卷軸都各自轉到一個圖案，只要三個卷軸同時轉到一樣的圖片就贏了。遊戲被設計成玩到第二、第六、第八、第十三跟第二十次時會中獎（一開始玩一定會覺得機率也太高了吧啊啊啊），但是第二十次後就不可能再贏了（QQ）。玩家每次可以選擇下注25、50或100分美金（約是台幣7塊、14塊跟28塊），贏得的收益將是投注金額的10倍。為了讓這一切很像真的機器，還會有轉轉軸聲跟勝利鐘聲唷。

在賭博結束後，參與者依序完成以下調查：

• 正負向情緒量表（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簡稱PANAS），測量你心情好壞
• 基本人口問卷
• 問題賭博嚴重指數量表（原文Problem Gambling Severity Index，簡稱PGSI），測量你的賭博問題有多嚴重

另外，為了確定鱷魚真的可以導致刺激，激發人的反應，因此研究人員利用皮膚電阻感應裝置（Galvanic Skin Response，簡稱GSR），在受試者開始玩賭博遊戲的前後30秒，貼在受試著的手指上。而正如預測，有抱過鱷魚的人比沒抱過鱷魚的人GSR感應強烈許多。

報告出爐：不要以為你是運氣好！

在實驗報告中，研究人員根據＜問題賭博嚴重指數量表＞，將參與者分為兩類：沒有賭博問題的人（81人，下文以一般賭徒代稱）、有一種或是多於一種賭博問題的人（22 人，下文以問題賭徒代稱）。而這之下才又再分為抱過鱷魚與否。

A組為沒有賭博問題的一般賭徒，分為心情還好跟心情很差，而這兩類下方又分為在賭博前抱鱷魚跟沒有抱過鱷魚的。可以發現以心情還好的人來說，抱過鱷魚的人明顯下注比較少；以心情很差來說，抱過鱷魚的人下注也變少了。 圖/ 原論文(參考資料1)

B組為有賭博問題的問題賭徒，分為心情還好跟心情很差，而這兩類下方又分為在賭博前抱鱷魚跟沒有抱過鱷魚的。可以發現以心情還好的人來說，抱過鱷魚的人明顯下注比較少；以心情很差來說，抱過鱷魚的人下注則明顯增加了。 圖/ 原論文(參考資料1)

以A組沒有賭博問題的人來說，不管受試者的情緒為正面或負面，抱過鱷魚的人都比沒抱過鱷魚的人平均下注的少。

以B組有賭博問題的人來說，下注金額變多或變少取決於情緒。如果負面情緒很強烈的時候，抱過鱷魚的人賭注會變小很多；如果負面情緒不明顯時，抱過鱷魚的人賭注則會增加很多。

那這到底代表什麼呢？這就要談到由S.Schachter 跟 J.E.Singer 在1962年提出的「情緒二因論」（Two Factor Theory of Emotion）。他們認為情緒的產生與兩個因素有關，一個因素是生理反應（如心跳加快、流汗等），一個因素是對生理反應的認知（怎麼去看待生理反應）。整個過程基本上就是，某個刺激先造成生理反應，而人經過對環境、情境的觀察評估，對生理反應有所認知，才決定了情緒。而這個理論也預測，導致生理的反應發生的事件可能會被錯誤歸因於環境中的另外一個事件。啊，聽起來好複雜！沒關係看看下面就懂了～

情緒二因論表示，當某個刺激發生後，我們會產生生理反應，像是流汗或是呼吸急促等，並歸因於某個事件，根據情境產生情緒。 圖/ jeffrey montes @flickr

根據這個理論，Rockloff跟Greer認為抱過鱷魚會影響賭博，因為「抱鱷魚」= 刺激，再加上賭徒賭博時的心情變化，「抱鱷魚」所引發的的生理反應會加強感覺，並被賭徒錯誤歸因於「運氣好壞」，而影響下注。因此如果賭徒賭博時心情越不好，又因生理反應加深了悲觀的感覺，他們就會覺得自己運氣很差，對未來賭博成功不抱希望，而減少下注。相反的，如果賭徒心情很好（或是還好，總之不差XD），生理反應會加深這樣的情緒，讓他們覺得自己好幸運，會越賭越順，那麼下注也會增加。實驗結果也證明了，對於易於冒險的問題賭徒來說，Rockloff 跟Greer的確講對了。

沒有賭博問題的一般賭徒不管心情怎樣都下注減少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本來就比較不會冒險的個性，在抱過鱷魚後，變得比較謹慎，投注都下降了。

不過如果大家仔細看的話，會發現有一個小小的bug，研究人員其實也注意到了，就是大家是在賭博完之後才填正負向情緒量表，因此這個心情有有可能是被賭博的最終結果影響。此外，「受試者將情緒歸因於運氣好壞」是研究人員的猜想，因此也有爭議。

圖片來源： sko1970 @pixabay

那麼⋯這場實驗關我們什麼事？

恭喜你，只要你是逢年過節會賭上一把的人，就跟你有關。趕快看看自己是一般賭徒還是問題賭徒，再跟著以下的指南做吧！

首先，可以發現平均投注金額最高的是「有賭博問題＋有負面情緒＋沒有受到刺激」的人，這表示當一個問題賭徒處於低強度負面情緒時（好拗口喔XD就是輕微焦慮之類的），會賭得更兇，所以如果你是有賭博問題的人，最好不要在心情不好時去賭博。如果你有賭博問題又心情滿好，在賭博前不要做其他會刺激你的事，像是抱鱷魚（？）。剩下的人，就⋯⋯賭博前都趕快去做會刺激生理反應的事吧（咦）！（不要問我為什麼不要乾脆不賭就好了）

抱抱鱷魚，然後一起墜入狂賭之淵吧？source：ガンガンJOKER「賭ケグルイ」⑦巻CM 截圖

參考資料

1. <Never Smile at a Crocodile: Betting on Electronic Gaming Machines is Intensified by Reptile-Induced Arousal> Matthew Rockloff and Nancy Greer @SpringerLink  2010.01.06
2. <Ig Nobel Aside, Our Gambling Research Was No Croc> Matthew Rockloff and Nancy Greer @social science space 2017.09.19

3. <Liquid cats, crocodile bets and didgeridoos win Ig Nobel science prizes> Scott Malone @REUTURS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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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欸，怎麼辦，我到底要怎麼樣才能變得不是焦慮依附者啊？」自從開始寫依附理論的文章之後，偶爾就會接到朋友這樣的問題。

事實上，在我開始寫依附的時候，也曾經想過這樣的問題。畢竟身為一個焦慮依附者並不好受，在關係裡面充滿了不安全感，分手之後又會一直惦記著對方，如果把這些事情跟朋友說，又常常會得到「你根本是自作自受，看開一點」之類的答案，讓人聽了非常生氣。

source：Always Shooting

但是，身為焦慮依附者，真的錯了嗎？真的非得變成安全依附者才是好的嗎？這一篇文章，就讓我們一起從分手後調適的觀點，來談談焦慮依附者如何面對分手後的傷痛。從閱讀這些論文以及讀後的反思，也許能讓我們看見，焦慮依附者的不同面貌。

分開了，然後呢？分手後脫離依附的三階段

焦慮依附者在分手又會一直惦記著對方，圖／by Tumisu@pixabay。

談到分手後調適，不安全依附者，總是在這階段裡充滿了痛苦。John Bowlby 曾在其依附三大著作的第三本《loss》當中，提到了分手後的三個階段［1］：

1.抗議（protest）：
處在這個階段的人，可能會常常淚流滿面，為了分手暗自啜泣，有時候又很討厭這樣的自己，同時又對分手這件事情感到生氣。氣自己，也氣對方，很想繼續信任感情，但發現自己卻做不到。明明很恨對方，但又不爭氣地拿起來手機撥給對方，不停地被轉到語音信箱之後，又暗自裡不斷責罵自己如此愚蠢的行為。

2.絕望與難過（despair and sadness）：
認為要和對方重新回到關係內，似乎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於是對復合或是回到重前的美好感到絕望，開始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在這個階段裡的人，最怕的似乎就是「此生已經決心自己過沒有你，卻又突然聽到你的消息」，而事實上也是如此，第一和第二階段，並不是依序出現的階段，而有可能反覆地經歷這兩個階段。

3.重整（reorganization）與脫離（detachment）：
不再對對方有依附的行為，開始能夠回到一個人的生活，而不再那麼輕易地被對方一點點的消息所左右。

那麼焦慮依附的人，又是如何經歷這些階段的呢？

高焦慮依附者，在分手之後，很有可能長時間耽溺於過去、不斷反覆停留在抗議和絕望難過的階段當中；有時候覺得已經沒希望了，有時候又因為從朋友那邊聽來的一句話，又想開始嘗試要和對方聯繫。對於焦慮依附者而言，要忘掉對方很困難；明明想著要走出來，但不知道為什麼卻又總是走不出來。

面對這樣的痛苦，焦慮依附者有的會透過酒精、藥物濫用來短暫逃離，有的人會失去自我感，彷彿自己不存在世界上、行屍走肉的生活著，焦慮依附者習慣於放大情緒，也因此，在分手之後，他們感受到的壓力，比其他依附類型者都來得更大［2~7］。

焦慮依附者在分手之後，總是會感覺到自己被前任、被回憶、被痛苦給束縛住，他們討厭自己這樣、不斷地責怪自己，卻又無可奈何。圖／作者攝影。

然而，焦慮依附者會耽溺於前任，總是困在情傷當中走不出來，是不是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呢？事實上焦慮依附者自己其實也是千百個不願意。就如同我前面依附系列的幾篇文章當中所提及的，焦慮依附者害怕自己被拋棄、渴望透過親密尋求安全感，也因此，他們總是對分離這件事情念念不忘，不斷地想要重拾與對方的親密，害怕自己一個人的感覺。

如果今天只有我一個人，是不是就代表大家都不愛我了呢？我果然是個不值得被愛的人，但我還是好想要被愛啊。我真的好怕好怕自己一個人，但我又好討厭自己總是這麼依賴別人……

在分手之後，焦慮依附者總是感到莫大的壓力，他們習慣於放大情緒，讓自己更加走不出來，過去的研究總是這麼寫著。然而，若是如此，焦慮依附者又要如何生存下去呢？

焦慮依附者在分手後的生存之道

或許 從痛苦中成長，便是焦慮依附者的座右銘吧？有研究也提到，焦慮依附者不但在分手後很容易讓自己陷入極大的壓力之中，同時也會不斷去咀嚼傷痛、不斷想著前任，卻又同時對於自己克制不了自己思念前任這一點感到憤怒與可悲；焦慮依附者也相對比較容易在分手後和別人約炮，透過肉體上的親密，讓自己有再次被擁抱的感覺。

或許在台灣這種相對比較對性保守的國家，約炮的情況沒有歐美來得頻繁，但焦慮依附者也很容易在分手後經歷許多的籃板球式戀愛（rebound，剛跟前任分手卻馬上找的備胎情人），儘管自己還忘不掉前任，但還是會透過找尋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感，焦慮依附者才會感到比較安心［3］。

但在外人的眼中，這些情況如果戴上了「道德判斷」的眼鏡的話，或許都會遭來許多責備；也因此，許多焦慮依附者總是經歷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痛苦。會覺得自己很髒、覺得自己很隨便，會常常被朋友批評說很糟糕、無縫接軌、一直換男／女朋友、很花心……但是對於焦慮依附者而言，籃板球式的戀愛，卻是讓他們得到安全感很好的方式。

能不能給我一些溫暖，就如同玩偶一般，永遠不會拋棄自己的溫暖。圖／作者攝影

用個譬喻或許會容易理解一些：有一些人，害怕吵鬧的地方，他們到了嘈雜的地方，便會覺得渾身不自在、很痛苦；有一些人，特別無法忍受擁擠的環境，只要搭上早上 8 點通勤時的捷運，他們就會噁心暈眩不自在。而焦慮依附也是如此，這是他們先天的體質，害怕孤單、害怕一個人，儘管談的戀愛或許不長久，但是在一段與一段關係之中，反而讓他們能過得比「一直單身」來得更好。

透過這些，到底能讓焦慮依附者獲得什麼？有研究便指出，雖然焦慮依附者有著較高的分手後壓力、較容易談籃板球式戀愛、較容易不斷咀嚼分手後的痛苦；但是，隨著時間慢慢地遞移，焦慮依附者卻有著一個很奇妙的特點：「他們在分手後的自我成長，比低焦慮依附的人來得高出許多。」而且隨著分手時間越久，這樣的情況越能顯現出來［8］。

在分手後混亂的歷程裡，隨著長時間的消化，他們漸漸地學到了如何改變自己的缺點，如何找到自己生活中的興趣，而不再只是依賴著對方，開始發現自己比自己想像中來得還更有力量。

這聽起來或許很弔詭，明明看似要不斷重新依賴著對方，得透過不斷談短暫的戀愛來生存下去，又為什麼能長出這些力量呢？這或許得回到依附本身的概念：依附，是為了讓我們在面對挫折時，有一個足以依靠的伴，在關係穩定時，能夠探索自我的興趣，探索未知的社會。雖然焦慮依附者，此時此刻依賴的，或許不是天長地久的那個伴，但是有了這些陪伴，讓他們更有力量去找尋自我。

焦慮依附者更能在分手後混亂的歷程中學習，圖／by jmesquitaau@pixabay。

焦慮依附者一直換伴侶，並不是不愛對方，而通常是焦慮依附者太過於害怕自己被拋棄，所以才會反反覆覆的鬧情緒，使得對方感到自己難以承受，因而總是選擇離去。當焦慮依附者和你在一起，卻仍然想著前任時，並不是他不愛，而是他們真的忘不了前任，而你讓他感到了安全感，所以他才選擇停留下來。

他們需要的是有人懂他，告訴他「其實我可以接納你，不會輕易地拋棄你。」讓他們感到安心、感到自在，而不是質問他「你真的愛我嗎？愛我幹嘛還要跟我提到前任。」這會讓他們更加自責、更加深信「我果然找不到有人愛我」，在焦慮依附者的眼中，他們總覺得別人都比自己好，他們是脆弱無助的，渴望有一個人來擁抱他們，但又不相信這個人會出現，所以得不斷地透過找尋對象，嘗試找尋茫茫人海中，願意接納自己的那個人。

就像是一個人在缺錢的時候，聽到朋友提到任何有可能獲利的投資方式，都會想去嘗試看看一般，畢竟他們如果不賭一把，根本不可能活下去。焦慮依附者便是如此，即便他們認為找到能夠接納自己的人很困難，但他們如果不去找，就會感受到痛苦、無助、焦躁、憤怒、絕望與混亂，於是即便機率再低，他們都會想嘗試看看，如此而已。

他們需要的是，一個真的能接納他的人。

當你的朋友是焦慮依附者時，他需要的不是你責怪他「為什麼你又一直換伴侶，真的很花心。」在大多時候，他們是被拋棄的一方；他們也不需要你責怪他「為什麼分手這麼久了，還想著對方。」那是因為他們需要，他們需要透過思念、在心理上依附著前任，儘管那樣很痛苦，但卻是他們找尋人生意義的方式。

我們追求的，並不是一個看似盡善盡美的世界，而是一個適合自己生存下去的世界。

• 關於依附，歡迎參考作者的依附理論系列。

延伸閱讀

1.  Bowlby J (1980)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3: Lo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 Sbarra DA, Emery RE (2005) The emotional sequelae of nonmarital relationship dissolution: Analysis of change and 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over time. Pers Relatsh 12: 213–232.
3.  Davis D, Shaver PR, Vernon ML (2003) Physic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reactions to breaking up: The roles of gender, age, environmental involvement, and attachment style. Pers Soc Psychol Bull 29: 971–884.
4. Marshall TC (2012) Facebook surveillance of former romantic partners: Associations with postbreakup recovery and personal growth. Cyberpsychol Behav Soc Netw 15: 521–526.
5.  Saffrey C, Ehrenberg M (2007) When thinking hurts: Attachment, rumination, and postrelationship adjustment. Pers Relatsh 14: 351–368.
6. Spielmann SS, MacDonald G, Wilson AE (2009) On the rebound: Focusing on someone new helps anxiously attached individuals let go of ex-partners. Pers Soc Psychol Bull 35: 1382–1394.
7. Sprecher S, Felmlee D, Metts S, Fehr B, Vanni D (1998)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istress following romantic relationship dissolution. Pers Relatsh 15: 791–809.
8. Marshall T. C., Bejanyan K., Ferenczi N. (2013). Attachment styles and personal growth following romantic breakup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distress, rumination, and tendency to rebound. PLoS ONE, 8, e7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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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銘倫：臨床心理師
  心理人，心理師，亦有護理師執照。認為人世間的快樂、煩憂皆來自於人我之間，因此創辦一個心理成長資源整合平台BU人我之間，讓人可以找到解決身心靈問題的文章、課程和專家，搞定人我之間，便能安心自在做你自己。未來將開一間屬於大家的心理治療所，結合可能的商業模式，創造台灣的心理救助文化。
  關於：張銘倫臨床心理師的人我之間
  粉專：張銘倫臨床心理師的聊聊心理

source：Ronald McDonald

還記得童年時對小丑的感受嗎？我就記得學齡前做過好多次關於小丑的噩夢。1984 年，台灣第一家麥當勞開幕，那個紅髮、白臉、充滿誇張情緒表現的「麥當勞叔叔」，與標榜歡樂、溫馨又光明的麥當勞品牌精神，總讓我覺得充滿違和感。我當時還小，沒看過什麼關於「暗黑小丑」的電影，所以儘管有些文章和報導指出，「小丑恐懼症」與電影透露出來的次文化訊息有關，但如果連當時年紀小的我都會恐懼，應該有其先天造就懼怕的因素。 

小丑恐懼症（Fear of clowns）又俗稱叫做「Coulrophobia」，在最新第五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當中，並無此診斷名稱，但如果對特定事物的害怕程度到達診斷標準，還是可以標註在「其他」的項目當中來確立診斷。

source：IMDb

發展心理學家，羅伯特.范茨（Robert  Fantz）在 1961 年發表一系列的研究，他讓六個月內的嬰兒看三種蛋形刺激，第一種蛋形刺激是人臉，第二種是五官特徵被打散的非人臉，第三種則是臉型寬端有黑色塊，黑色塊面積與前兩種刺激的黑色部份面積相同（確保不是黑色過多或過少而吸引嬰兒的注視）的控制刺激，結果發現嬰兒注視人臉刺激的時間最長，所以他認為嬰兒先天就對和諧的人臉有偏好。

嬰兒對三種臉型刺激的注視時間，圖／by Julia C Berryman@發展心理學導論。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約瑟夫·杜文（Joseph Durwin）表示，孩子們會對一個熟悉的身體卻有著陌生臉龐的人體很有反應。「恐怖谷」理論說人會對擬真的機器人感到警戒或恐懼。去個人化理論（Deindividuation）則認為，孩童解讀不出小丑的真正意圖，很容易感到被威脅。

小丑很恐怖……那小丑醫生呢？

電影《心靈點滴》 （Patch Adams）劇照。source：IMDb

在國外「小丑醫生」常在小兒科病房參與孩童的疾病復原，協助病童降低住院時的壓力、焦慮與無助，許多研究提及小丑醫生的益處，卻鮮少提到小丑醫生對孩童情緒的影響，Meiri N 和他的同事想了解兒科病房的病童恐懼小丑的盛行率（註釋），有 1160 名病童或其家屬完成問卷，當小孩出現哭泣、焦慮不安或逃避的反應，會被視為是恐懼小丑的反應，結果發現 14 名孩童恐懼小丑，佔 1.2%，大部份為女生，佔 85.7%。此研究結果登在 2017 年 2 月份的歐洲小兒醫學期刊。

而在 2017 年 5 月，同一份期刊刊出一份評論，Lennard T. van Venrooij指出他們 2017 年 2 月的研究，其實就有 28% 的小兒科醫生自覺害怕小丑，或覺得小丑醫生令他們感到不舒服，所以，連醫生都害怕了，更何況是病童？而且 Meiri N 的研究中，將小丑恐懼症定義為「對小丑的非理性恐懼」。害怕無害的東西才可稱作「非理性」，但明明 2016 年開始，歐美有多起小丑嚇人或攻擊人的新聞，危及社會安全，「對小丑的非理性恐懼」這樣的定義，加重對有這類恐懼的人的污名化，更無法表達出這方面的焦慮和恐懼，令研究有低估盛行率的可能，也讓這類個案不願尋求協助或治療。

在電影《腦筋急轉彎》裡面，正面臨搬家和轉學壓力的女主角，半夜被一個詭異的胖小丑擾亂清夢。飾演電影「牠」的小丑男星比爾史柯斯嘉也曾說過：「小丑是有缺陷的表現，牠是一種比小丑更糟糕更可怕的東西。我探索了很多，去找到牠的那種不協調和荒謬感。」小丑的內外不一致、衝動唐突、不可預測性，大概提供恐怖片很好的養份，也讓每個擁有童年幽暗一角的人們，引爆恐懼的業力。

source：Youtube影片截圖

註釋

• 盛行率 Prevalence Rate：表示某個時間點（或期間），患某病的所有病例數佔全人口數的比例，稱為點盛行率（或期盛行率）。可表示為　盛行率＝其時間點（或期間）所有現存病例數／同時期平均人口數　盛行率在探討醫療保健工作的負荷上，特別是慢性病的防治上相當重要，可作為計劃人力和設備的根據。

參考資料

• 發展心理學導論
•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 DSM-5）
• Why Clowns Still Give Us The Creeps
• Meiri N, Schnapp Z, Ankri Itay A, Nahmias I, Raviv A, Sagi O, Hamad Saied M, Konopnicki M, Pillar G (2017) Fear of clowns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prospective experience. Eur J Pediatr 176(2):269–272. doi:10.1007/s00431-016-2826-3
• Van Venrooij LT, Barnhoorn PC (2017) Hospital clowning: a paediatrician’s view. Eur J Pediatr 176(2):191–197. doi:10.1007/s00431-016-2821-8
• van Venrooij, L.T. & Barnhoorn, P.C. Eur J Pediatr (2017) Coulrophobia: how irrational is fear of clowns?176: 677. 
• 去個性化
• 《牠》到底想幹嘛？ 5 個看完電影會想知道的劇情與角色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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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教學醫院任職的關係，我們日常的工作之一，就是訓練新進人員或研究所的實習生。每每看到學生在危急狀況之下，反應不夠靈敏、測驗施測錯誤、工具準備失當、無法適當的應對進退、錯失關鍵時刻，不禁會覺得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圖／flickr

我們都知道在壓力之下，人都容易失常；只是真正的專業人士失誤率比較少，比較不容易出現顯而易見的錯誤。在高強度的壓力之下，每個人的腎上腺素都會快速分泌，讓我們處於備戰狀態。但是不要忘了，雖然我們反應速度變快、力量也會變強，但是伴隨而來最強大的負面效應是我們可能會變呆滯，或者判斷錯誤。

學生們經常詢問我們到底怎麼辦到的、如何反應得宜，我們常常回答的玩笑話是：「沒什麼，我只是不會變呆而已！」醫療人員像許多高壓場域的工作人員一般，都是要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做完該做的事。

圖／Pixabay

在過去森林大火歷史中，曾經出現過一則事件，大大的改變了森林救火的方式。在 1949 年 8 月 5 日，在美國蒙大拿州國家森林領地中當消防隊長的 Wag Dodge（以下簡稱道奇先生），收到通知說森林中出現大片野火，請消防隊盡快過去協助滅火。

當他帶領 16 個消防隊員爬上山頂的時候，才發現野火已經不可收拾，不是這樣少的人力可以處理的。而當時最危急的是，因為風勢的關係，野火正往他們的方向走。所有的人一見到這樣的情景，也只能拔腿往後跑。

但是道奇先生知道人跑得再快也無法跟上野火蔓延的速度，於是他當下做出的決定是先將手上的火柴點燃，將自己腳下的草地先燒過一輪，接著躲在這個已經燒過的地方；因為已經燒過的灰燼較難再度燃燒，縱然野火速度超快，用濕手帕矇住口鼻的道奇先生因此躲過一劫，其餘往後奔逃的 15 名隊員，最後只有在道奇先生附近的兩人生還¹。因此在生命危急時刻，如何讓自己判斷正確、不要變得呆滯變得異常重要。

在戰場之下，軍隊救護人員同樣面臨巨大的壓力。

「所有講究精準的任務，在高度壓力下都會失焦，槍法亦然。一般警察平日打耙的擊中率在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二之間，但若是真實狀況中交火，擊中率就僅剩下百分之十八。」²

在現實戰爭中，動脈大量失血不用兩分鐘，人的心臟就會流失三公升的血液。這是會致命的流失量。在非常嚴酷的緊急創傷狀態，傷勢越嚴重，能穩定傷患的時間就越短。時間越短，後果就越嚴重。壓力越大，就越可能犯錯。

圖／Pixabay

在 2010 年，有一篇系統性回顧研究，討論壓力如何影響外科手術的表現，發現主要的壓力源是腹腔鏡手術、流血、分心、時間壓力、複雜程序、機械故障，這些都會形成負面影響，可能讓表現變差、溝通能力下降、臨場下判斷的能力減弱（註）。這些壓力源與其他高壓場域都是類似的，像是分心、時間壓力、複雜程序、機械故障等等，每一個高壓環境都可能出現，在這些地方工作，就是幾乎天天要面對這些讓人毛髮直豎的事。

要解決上述困境，最好的方法只有兩個，一為壓力預防（stress inoculation），另一為反覆練習。我們帶領新手也是如此：在真實的個案之下，反覆練習。練習久了，自然可以將相關技巧純熟到完全自動化。也就是即使面對的個案們不願意配合，不停地插話、搶東西、看旁邊、站起來、踢椅子、踢桌子、玩衣服、扭動身體、跪坐在椅子上、突然大聲唱歌或發出怪聲音，在此巨大壓力之下，還是可以完成任務。

當一個臨場的醫療人員，就是要能談笑風生。就算是面臨艱難的情境，還是可以做到最低要求，把巨大壓力（stressed）化成甜點（desserts），吃得一乾二淨！（Stressed is just desserts if you can reverse，把 Stressed 倒過來拼，就是desserts。這是一種譬喻，不是真的要去大吃特吃。不過你看大家體重越來越重，就知道壓力有多大了。）

註解

• 這裡與《不為人知的敵人》中所述略有不同。在書中第 110 頁，這裡有一個翻譯問題，原始論文是說回顧了 22 篇文章，之後做成系統性研究回顧。但翻譯誤翻成「二十二項手術室壓力危機下效應研究」。其實並不是「項」，而是「篇」。歸納到最後只有六項壓力源而已，意思不太一樣。我把正確的文獻資料附在下面。（ㄝ，我沒有要找出版社麻煩，大方承認錯誤就好。）

參考資料

1. Mann Gulch Fire. (2017, June 24).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17, fr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nn Gulch Fire
2. 廖世得（譯）（2017）。不為人知的敵人：科學家如何面對戰爭中的另類殺手（Mary Roach）。新北：八旗文化。
3. Arora S, Sevdalis N, Nestel D, Woloshynowych M, Darzi A, and Kneebone R. The impact of stress on surgical performanc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urgery. 2010 Mar;147(3):318-30,e1-6. doi: 10.1016/j.surg.2009.10.007. Epub 2009 Dec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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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性別碗粿

y編按：談到多元性別和跨性別，你心裡馬上想到的是什麼？多元成家？同性戀？偽娘？靈魂裝錯身體？還是秀吉的性別就是秀吉的秀吉？如果是生理男性、喜歡女性、沒有變性、社會性別角色為女性、也是全天候女裝的變裝者的話，這樣跨來又跨去到底該該怎麼「歸類」呢？還是其實不該去試圖「歸類」呢？就讓我們一起從這篇文章開始，來從頭認識多元性別和跨性別吧！

最近上檔了一部筆者覺得很讚的台灣電影《阿莉芙》不知道各位是否也看過了呢？對於裡面諸多不同的性別角色，是否眼花撩亂呢？女同性戀的佩貞，怎麼會愛上男兒身的阿莉芙？正哲明明喜歡變裝，難道不是 Gay 嗎？竟然還有女友？搞得頭腦好亂啊啊啊啊～

台灣電影阿莉芙，圖／IMDb。

別擔心！我們一一說分明，讓你看了以後不但會長高、人也變壯、自信心都回到身邊，每次考試都考一百分呢！（誤）

在聊跨性別前，先讓我們搞清楚：性別是什麼？

性別難道就是「秀吉的性別就是秀吉」這麼簡單嗎？source：《笨蛋，測驗，召喚獸》動畫官網宣傳圖。

要談性別多元，就必須先了解什麼是性別。「什麼？性別就是性別呀，有男有女，如同『秀吉的性別就是秀吉』那麼簡單！」我們或許會如此納悶。然而，有別於中文的「性別」一詞日常用法，英文裡談到性別時，至少包括以下兩種不同意涵：

• 性（sex）：指的是跟生理／身體相關的性別，或稱生理性別；包括生理上的女性、生理上的男性，或是生理性別曖昧的陰陽人（雙性人）等等。
• 性別（gender）：指的是我們在社會上表現出的性別身份，或稱社會性別。例如，長髮、溫柔等傳統想像裡的女人樣貌，就是一種社會面向上的性別。

社會面向上的性別？這是什麼意思呢？真是越聽越糊塗了。舉例來說，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裡，可能有遇過一些女生，她們不但不賢淑、不打扮、一點都沒有「女人的樣子」、甚至可能「man」得要命。這裡所謂「女人的樣子」、「man」，就是社會性別——因為那是社會文化下的性別角色，跟生理性別沒有絕對的關係。只不過，傳統的性別框架裡，「生理面向的性別」與「社會面向的性別」是掛勾在一起的：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樣子」、女人就要有「女人的樣子」；這讓許多無法達到要求的人痛苦不已啊（翻桌）。

實際上，即使同樣生而為女性／男性，哪可能只有一種典型的女人／男人的樣子呢？

生理男性不見得就必須表現出典型的男性形象。圖為變裝皇后 Olivia Jones 在漢堡克里斯多福大街紀念日遊行。圖／by Martina Nolte@wikipedia commons。

那跨性別又是什麼碗糕？

現在我們了解 sex 和 gender 兩個詞彙代表的意義了。但是跨性別（TransGender）又是什麼呢？在英文裡， trans 作為字根，代表著跨越的意思。所以從英文來看，跨性別原來是擅長跨越社會性別的朋友呢～

跨性別的標誌。source：Wikimedia

與此相對的，也有跨越生理性別的朋友：變性者（TransSexual）其認同的性別和出生時的生理性別不一致，並可能透過醫療等外力去改變身體，以符合自身的性別認同。只不過，基於現實考量，並不是所有人都會接受手術或改造自己的身體。

因著上述脈絡，跨性別一詞於二十世紀六零年代被發明出來。早期，它被拿來作為變性者的對照，指的是不想改變生理性別，只在社會性別上做跨越的人。舉例來說，就推廣跨性別一詞貢獻卓著的跨性別運動先驅維吉尼亞．普林斯（Virginia Prince），便以跨性別自稱——她是生理男性、喜歡女性，沒有要變性，卻以女性的社會性別角色生活；同時，她也是變裝者（CrossDresser），全天候著女裝。變裝者（又譯扮裝者）指的是，穿著被社會歸類為異性服飾的人。

可能因為跨性別一詞新奇有趣又好玩（誤），隨著時間演變，其涵蓋範圍逐漸擴大。到了 1992 年，第一屆「跨性別法律與就業政策國際研討會」正式將前述的變性者和變裝者也納入跨性別的定義裡。時至今日，跨性別已成為語彙的大傘，底下包括許多不同次族群：不論是內在的性別認同，或者外在的性別表現（像是社會性別、性別裝扮等等），只要跟男女二分的主流社會期望不同，均可被涵蓋在跨性別底下。［1］

跨性別大傘，圖片來源［2］。

「什麼？我一直以為跨性別就是靈魂裝錯身體，想要變性的人耶？」或許有人會這麼問。可能因為相對來說變性者的曝光度較高、在跨性別運動中比較凸顯，所以容易造成這樣的誤解。實際上，跨性別的內涵可是更豐富、更多元喔～有興趣的朋友亦可參考美國心理學會對跨性別的介紹［3］，裡面討論了許多跨性別的次族群。

關於性別跨越的歷史與文化

可以猜得到，在性別重置手術（Sex Reassignment Surgery，俗稱變性手術）以及相關醫學技術問市前，人們無法想像變更性別是怎麼回事。所以在電影《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中所描述的年代之前，其實並沒有變性的概念。

但是在跨性別這一詞彙被發明前，難道就沒有跨性別嗎？跨越性別的概念跟變性一樣都是近代的產物嗎？這個答案是否定的。

羅提凡．保羅（Lotte Van de Pol）和魯道夫．戴克（Rudolf Dekker）在 1989 年的研究中，發現光十七、十八世紀的荷蘭，就有一百多起女性偽裝成男性的案例——這還只是有留下文字紀錄的。其中一個事件是這樣的：十八世紀，瑪莉亞．安特衛普（Maria van Antwerpen）偽裝成男性從軍，還跟一位不知其生理性別的女性結婚；後來在 1769 年被法庭以「改變姓名與身份之下流嚴重詐欺」、「嘲弄婚姻的神聖性和人類法則」定罪。安特衛普在審判中表示自己「並不像其他女性，因此最好作男性打扮」、即使自己擁有「女性的外表」，但內在本質是個男人。

一群在孟加拉國的閹人（Hijras），圖／by USAID@wikipedia commons。

社會性別的跨越不但早就有之，在許多文化裡，男女也不是唯二的性別選項。在印度，閹人（Hijras）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屬於男女之外的第三性。以往，他們被認為擁有特殊的祝福或詛咒能力，在重要節慶載歌載舞，賺取報酬。然而，在近代英國殖民統治之後，或多或少因為基督教文化影響，閹人的地位每況愈下，位於社會的最底層。

北美原住民中，存在雙靈（Two-Spirit）的概念——簡而言之，同時擁有兩種性別靈魂的人。他們的服飾往往融合了男女兩性的服飾特徵，並被視為擁有特殊的藝術和精神特質，能夠成為兩性間的調停者。薇妮莎．貝爾德（Vanessa Baird）在著作《性別多樣化》（The No-Nonsense Guide to Sexual Diversity）一書中，這麼提及北美原住民裡扮演傳統男性角色的女性：「在育空（Yukon）地區，拒絕婚姻和生育子女的女性，常常作男性裝扮並參與狩獵行動。蘇族（Sioux）的女性也是如此，她們成為戰士並且和女人結婚。在加拿大的卡斯卡族（Kaska）印第安家庭中，父母會將其中之一個女兒撫育為戰士，而她則會和其他女人發生性行為。」

北美原住民中，存在雙靈（Two-Spirit）的概念，圖／by Lorenzo Tlacaelel@fickr。

不只北美原住民，台灣原住民也有著自己的性別體系。交通大學的林文玲老師，曾仔細探討現代居住在部落、生理性別為男性的原住民「姊妹」：「這些『姊妹』朋友生活在屏東縣的原住民鄉鎮，族群身分大多為排灣族或魯凱族，職業屬性多為勞工、農牧業或美髮、零售業。當她們以族語交談時常互稱彼此為『a-dju』，這些『a-dju』漢譯為『姊妹』，在性別氣質的表現上有著較為女性化的傾向，衣著、打扮與言談舉行較一般男性更為中性或陰柔（但，也有看起來很 man 的姊妹）。這些朋友大多沒有變換性別的打算。」［4］

必須注意的是，上述例子大都擁有特定文化與歷史脈絡，不見得適用現代西方的「跨性別」角度去解讀；但無疑地，社會性別的跨越由來已久，許多文化對性別的看法也自成一格，不是只有男女兩種選擇。這些例子跟我們認知的跨性別一樣，都呈現出人類社會裡，男女兩性框架之外的豐富多元樣貌。

同性戀與跨性別的差異為何？

另一方面，這些跳脫男女二元規範的個體，在跨性別概念尚未發展並獨立出來之前，往往與同性戀被歸在一起。知名女性主義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她的女性主義經典名著《第二性》的女同性戀章節裡，便這麼描述女同性戀薩洛塔：「她和父親一起長途旅行時總是一副男性裝扮。她熱衷於運動、飲酒，還逛妓院。……她說：『我對女性服飾有一種說不出的反感。』……她愛上了一個年輕的教師，在一次隆重的婚禮中和她成了婚，這個女孩子和全家都認為她是一個男人。她的岳父有一次偶然發現她有個彷彿在勃起的東西（可能是假陰莖）。她也刮鬍子，不過這是個形式問題。……她不時用塞滿棉絮的長褲當作陰莖。」

在《第二性》的年代，並沒有跨性別族群的概念；於是乎，如果跨性別剛好喜歡生理上的同性，被歸類為同性戀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在現代，兩者的差異已被討論許多，跨性別者也並不總是喜歡生理上的同性；換言之，與薩洛塔類似狀況的跨性別者，仍然有可能喜歡男性，同時也想成為男性——社會性別、性別認同和性傾向並無絕對關係。不過，需要強調的是，跨性別和同性戀的分界，並非總是清楚的：在個人層次，很多時候可能是曖昧模糊的，端看當事人的自我認定。例如，有些由女跨男的跨性別者，年輕時會認為自己是陽剛女同性戀，後來經過摸索，才發現自己更適合當個跨性別者。

性別光譜與 LGBT

到目前為止，我們談論了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別認同和性傾向。這四者都屬於性別的不同向度，並無絕對的連帶關係。傳統性別刻板印象認為，生理性別男性的人，表現得一定像個男人、認同自己是男性、喜歡女性；反之亦然——但從生活經驗我們卻知道性別特質並非總是如此截然二分。

美國性學專家金賽（Alfred Charles Kinsey）博士便不用二分法界定人類的性傾向，改而制定所謂的金賽量表，將人的性取向從零到六分成不同程度。零是完全的異性戀、六是完全的同性戀，零到六中間則是異性戀和同性戀傾向均有。到了現今，金賽量表的概念更被擴充到其他不同性別向度。

真實社會裡，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擁有不同的性別特質；每個人都可以在上述不同的性別向度中，找到自己適合的位置，不見得要位於光譜的兩個極端。台北市曾出版的認識同志手冊中，便曾提及類似的概念。

台北市認識同志手冊中曾經出現的圖表。此表將性別特質畫分成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性別氣質和性傾向四個面向；當然，也可以有不同的畫法，或者加入更多類別與社會議題。圖片來源。

上述諸多性別面向，各自延伸出不同的議題。生理性別非典型的男和女，是陰陽人／雙性人議題；性別認同、社會性別或性別裝扮不符合生理性別，是跨性別議題；性傾向不是異性戀，則是同性戀／雙性戀議題。其中，同、雙性戀和跨性別常被放在一起討論，合稱 LGBT（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雙性戀；Transgender：跨性別），有時亦加入陰陽人／雙性人（Intersex）成為 LGBTI。

就台灣的用語習慣，「同志」一詞原常用來指稱同性戀者；然而近年來，隨著同性戀之外的性少數主體現身，「同志」也會作為性少數族群、或LGBT社群的統稱，依文字或語境脈絡而定。例如，每年在台北舉辦的「台灣同志遊行」，英文名稱便為 TAIWAN LGBT Pride。

生理性別不是只有男女那麼簡單。《科學人》雜誌英文版（Scientific American）在 2017 年 9 月的文章裡，討論生理性別的多樣性光譜，並整理成如上示意圖（資料來源）。同樣內容則發表於《科學人》台灣中文版 2017 年 10 月號。

性別觀念的演進

科學發展日新月異，如果我們同意，對世界的認知隨時會因為新知識的產生而改變；那麼，我們便沒有理由認為，對性別的理解亙古不變，不會隨著研究的進展而更新。

舉例來說，十八世紀的科學家，當發現男性的大腦平均較女性的大腦更重時，認為這是男性比女性聰明的證據——但現在我們已不這麼想。又如，著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在 1935 年針對部落的研究發現，生理性別和性別氣質、社會性別並沒有絕對的關係；即使生理結構都是男性／女性，在美國、紐幾內亞或其他地方，表現出來的性別角色可以非常不同——社會文化參與了性別角色的塑造。

同、雙性戀和跨性別常被放在一起討論，合稱 LGBT（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雙性戀；Transgender：跨性別），圖／by Maiconfz@pixabay。

以往，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性別氣質、性傾向等掛勾在一起，組成性別刻板印象套餐；一旦生理性別決定了，你的其他性別特質就必須照刻板印象走，否則會受到社會的異樣眼光或打壓。現在，我們愈來愈認知到，每個人的性別特徵都有所不同，性別差異是光譜式的，而非傳統二元式的；社會性別的跨越也是跨時代、跨文化的現象。

電影《阿莉芙》裡的每個角色，在性別光譜上都有自己的位置——而且他們也無法用傳統二元的性別觀來描述。會變裝的正哲，當然可能是異性戀；身為女同性戀的佩貞，也不見得只能喜歡生理上的女性——心理女性的阿莉芙可是嬌媚極了！當傳統二元性別理論無法好好解釋真實世界，我們就知道該有更新更好的理論了！

source：阿莉芙ALIFU, THE PRINCE/SS 粉絲頁

最後，必須要強調：社會裡的整體性別樣貌，雖受文化影響，卻並不表示在個人層次，我們可以透過外力、或違反當事人意願的方式，去改變其性別表現。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容我們下次再談吧。

備註：

1. 這邊基本上參考的是美國心理學會的定義。又，一個人是否為跨性別必須依當事人認定，而非外人決定。
2. 陰陽人／雙性人（intersex）雖也偶被納入跨性別大傘之下，但因陰陽人／雙性人運動的活躍，加上其議題的獨特性，所以近來其常獨立於跨性別之外，另成一個族群。
3. 雖有中文版本，但該中文版本翻譯實在不佳，容易造成誤解。故僅放上原文連結。
4. 請參考論文《部落「姊妹」做性別：交織在勞動生產與社會連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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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彭士桓
畢業於臺灣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目前服役中。熱愛科學與文學，希望能將科學利用文字與大眾連結。

帶孩童去看牙醫一直是父母們相當苦惱的課題，兒童不安、哭鬧與抓狂，導致無法配合牙醫，這讓播放優雅音樂的診所瞬間成為吵雜混亂的夢魘。為了要讓孩童情緒穩定，不少兒童牙醫診所都設立了遊戲室，故事書與眾多布偶充斥在七彩繽紛的空間。此外，牙醫師為了讓小朋友盡量配合檢查，經常給予小禮物，也就是所謂的「正增強操作制約」（positive reinforcement）。除了老套又低成本的貼紙外，給予怎樣的小禮物，這些寶貝們才會乖乖聽話呢？

兒童通常對看牙醫感到恐懼，圖／by renatalferro@pixabay。

這有趣的小問題，位於英國威爾斯波思牙醫診所的 James Coxon 與倫敦國王學院進行了相關的實驗，並發表在 BDJ 期刊上［1］。52 位兒童參與了這次「看牙醫，選禮物」的實驗，依據年齡分為三組：4-5 歲、6-7 歲以及 8 歲，並詢問他們看完牙醫後最想得到的獎賞（十種不同的小禮物，皆不超過 2.5 歐元（約新台幣88元），平均為 1.53 歐元（約為新台幣54元））。除了孩子外，照顧者也被要求猜測小孩所選擇的禮物。那就讓我們來看看實驗的結果吧！

4-5 歲的實驗組，33% 選了吹泡泡玩具、24% 選公主徽章、19% 選恐龍紙飛機。

6-7 歲的實驗組，46% 選了螢光筆、18% 選恐龍蛋（泡水會孵出恐龍模型）、18% 選外星人彈弓。

8 歲的實驗組，36% 選了復仇者聯盟的模型、21% 選了恐龍蛋。

沒有任何一位小朋友想要貼紙！！！

全部受試者中，只有 18 位照顧者成功預測自己小孩想要的禮物，而年紀越大的孩童組別，其照顧者越顯著地無法預測兒童想要的禮物（P=0.003）。

玩具總動員另一成員..恐龍^^，圖／by 辰&騰@flickr。

研究者提到，由於孩童們並沒有特別喜愛某一種禮物，因此應該要給予廣泛的選擇，並且是新穎的玩具。或許有些人會覺得給予這麼多禮物會使牙醫診所多出比較多的額外支出，但這些供選擇的玩具都是低價的，而且比起浪費更多寶貴的看診時間及治療花費，這絕對是划算的交易！

為何無法預測年紀稍長的兒童他們所喜愛的禮物呢？作者的假設是照顧者與孩童的相處時間減少，無法暸解他們喜歡及不喜歡什麼。作者最後提出正增強操控制約如何增進兒童與牙醫的治療，以及給予獎賞的時機點等，都還需要更多實驗加以研究。

除了看牙醫以外，兒童從小到大皆需要定期施打疫苗，也讓身為家長的我們感到頭大，「只要乖乖，等下我們就去買禮物！」這樣的正增強操控制約似乎是比較常見的做法，畢竟打針本身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也無法再以威脅（負增強操控制約）方式恐嚇兒童進行，這樣只會造成更大的心理恐懼。那倒底該怎麼做呢？

兒童的心理我們真的了解嗎？圖／by 禁书 网@flickr。

我認為除了給小禮物外，給予孩童心理上的支持，並且養成固定週期在同一家醫院診所與同一位醫生進行檢查，適時地轉移他們注意力，然後切記不要嚇小朋友，如此一來便有機會讓孩童不再懼怕看醫生！

給大家的忠告：

To 醫生：請不要再給孩童貼紙了！多買一些有趣跟上時代的小物吧！給兒童們更多的選擇。

To 父母（照顧者）：請多多陪伴孩童，他們一下就長大了，再也不會害怕看醫生，請多多了解他們的喜好吧！

To 兒童：希望你們可以喜歡並且好好善待父母送你們最珍貴的禮物——一副健康的牙齒！

source：wikimedia

參考資料

1.  Coxon, J., Hosey, M. T. & Newton, J. T. What reward does a child prefer for behaving well at the dentist? 3, 170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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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內性侵的心理創傷研究

「為什麼說謊？」「這種爸爸真是禽獸不如！」「你吃這些藥就會好」⋯⋯這些是家內性侵受害者常聽到的話，卻也是將之推向孤立邊境的話。本文濃縮自不同受害者的生命篇章，中研院民族所的彭仁郁副研究員，透過臨床田野訪談與精神分析，希望幫助理解受害者內心的真實黑洞。

受到本土臨床心理學家——余德慧老師的啟蒙，自臺大心理系畢業後，彭仁郁先在「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接觸到人類學與社會學，後至「法國巴黎狄德羅大學臨床人文學院」，學習更全面地關照受苦之人的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學知識，圖／by 張語辰。

家內性侵：讓空氣凝結的話題

「九零年代初期，我在臨床實習時，原以為醫院是安全的環境，可以和心理學專業的同儕、學長姐討論家內性侵的議題，但說出口的當下空氣卻凝結⋯⋯」彭仁郁回想。無論是大眾或專業工作者，面對「家內性侵」或稱「亂倫暴力」的議題，在毫無準備之下，往往不知如何反應才適當。

彭仁郁提到，我們會想像家內性侵的受害者一定會有某種樣貌，以至於當他們訴說創傷經驗時，我們會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把他們當成脆弱的易碎品來對待。

這樣小心是好的，但過度先入為主去預設樣貌，反而會和家內性侵受害者錯身而過，不見得是他們希望得到的肯認。

時間回溯到高中時期，住在宿舍的彭仁郁和室友熟了之後，幾名同學無意間聊起了被性騷擾的經驗，當大家一個一個分享，才發現「原來這不是只有我在面對」。但對於十多歲的孩子，通常覺得要躲起來處理，因為很多加害者就是自己家裡的長輩、或鄰居。

為什麼家內性侵受害者「不說出口」，這需要從幾個面向來理解：家庭的保護者和加害者常是同一人、受害者的心理創傷、主流臨床精神醫學診斷的限制、與社會對事件妖魔化的壓力。

心理創傷：曾發生的，彷彿沒發生過

曾在醫院急診室、社福機構等單位服務，彭仁郁發現在這些場域和家內性侵受害者接觸時間過短，彼此只能停留在醫病關係，大多互動為開立心理創傷證明、或創傷急性效應舒緩等流程，無法深入了解受害者的生命真實樣貌。

因此，彭仁郁在法國與台灣期間，主動進入家內性侵受害者自組的救助協會，也透過研究計畫與受害者們深入訪談，在臨床人文學、心理學、精神分析的先備知識下，聆聽受害者的生命經驗，並協助梳理受害者難以言說的心理創傷。

家內性侵受害者，常表現這些狀態：發生過的彷彿沒發生過、覺得我不存在這個世上，圖／from iStock。

與童年受虐或性侵的受害者們訪談時，彭仁郁發現許多受害者不太敢使用「意象」的語言，彷彿一但開始想像，就會召喚真實的受害場景，當時的恐懼會活生生地侵襲感官。大多數人可以明確區分夢與現實，但對於曾受到家內性侵創傷者而言，在幻覺與真實之間，出現了模糊地帶。

「有可能是經常在家經歷性侵暴力，讓受害者自動觸發解離狀態，這是一種自我保護：我要假裝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彷彿是場夢。」彭仁郁說明，這像是腦海中存在一個橡皮擦。「爸爸進到我的房間⋯⋯爸爸壓在我身上⋯⋯」但後來爸爸對自己做了什麼，許多受害者會想不起來。

有位受害者花了五年的時間，才有辦法說出「我難過」這三個字。因為在這之前，爸爸打他不准哭，一哭打得更厲害。身體明明在痛，又要假裝痛不存在。持續處於撕扯狀態。

精神分析也會用「感官爆炸的後延效應」來解釋這個「症狀」或創傷狀態。當家內性侵受害者受到毆打、性侵、辱罵，心靈的自我防禦機制會在當下阻斷記憶這些片刻，但身體卻會記得這些痛覺，並延宕至未來。成年後，受害者一旦感到精神壓力，這些身體痛覺會立刻回來，因此許多受害者在訪談時回憶起過往，會不自覺伸手阻擋臉部、表情恐懼，甚至觸發歇斯底里的狀態。

長期下來，受害者的「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界線漸漸變得不那麼明確，曾發生過的事件連自己都不敢確定發生過（即「負向幻覺」），然而，一旦試著拼湊腦海的圖像，將它化為語言文字，就會感覺此時此刻正身處充滿痛楚的場景。

正因為受害者無法說清楚這些創傷經驗，進入診間時常被簡化地診斷為重鬱症、恐慌症、思覺失調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等疾病，並給予藥物消除症狀，例如抗憂鬱劑、抗焦慮劑，卻忽略受苦的核心。

全球的心理治療室裡正在發生：創傷主體被餵食大量精神藥物，心理治療被化約成再適應或再教育的矯正術，創傷主體被鼓勵遠離、或遺忘釀成心理創傷的集體社會文化因素。(Sironi 2007; Bracken and Petty 1998)，圖／from iStock。

然而，國際上已有許多醫學人類學和臨床實務研究指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標準化診斷，忽視了創傷主體經歷哪些事件、不同人之間的殊異性，往往造成令心理創傷被精神疾病遮蔽的弔詭。

心理創傷：我，不存在這個世上

另外，家內性侵受害者也經常表示「我不存在這個世上」、「在家人眼裡我什麼都不是」。受害者的自我邊界是溶解的，因為加害者不容許這個邊界存在。彭仁郁與許多受害者訪談發現，家內性侵的加害者——長輩、親戚，常常視受害者為自己的「延伸物」。

受害者在生長歷程中，不斷在原生家庭的加害者眼中尋找自我，卻只看見自己以被物化的工具身分存在。

作為自我認同基礎的「家」，經常由「迫害」——「情感依附」等衝突對立面構成。這樣的狀態從幼童成長至青少年、甚至是進入社會後，難以與他人產生連結，因為「我」本身沒有被賦予存在的權力。

受害者不斷對加害者和依附者的一舉一動察顏觀色，認定自身存在的主要意義就是服務加害者的需求，以至於不被容許有自我界線、沒有「自我之膚（ego skin）」能包圍、涵納自己的情緒，因而也難以命名自身感受。當思想、言行、感受超出被容許的想像界線，會感到錯置的罪惡感，甚至會產生受創的思考邏輯：揭發（告發）＝攻擊加害者＝家的撕裂和毀滅。

「被性侵為什麼不逃？」、「幹嘛不告加害者！」——通常聽到家內性侵受害者的故事，正義的旁人會提出這樣的質疑。，圖／from iStock。

彭仁郁與受訪的創傷主體試著透過隱喻，間接描繪創傷主體的「心靈地景」所呈現存在內心的恐懼與矛盾。

比如，一位受訪者的說法和反應，讓彭仁郁聯想到一個畫面，她把自己內心的畫面跟受訪者分享：「你好像是一隻受傷無助的小動物，生在一個有兇狠野獸的山谷裡。野獸告訴你，牠們是你的父母親，但是動不動就咬你、攻擊你，還要求你被攻擊了不准哭、不准叫、更不准逃走。這個可怕的山谷不是你想像中期待的家，但是你好像沒有辦法離開，為什麼？」

聽到這樣的畫面，受訪者沉默許久後，說道：「因為我對這個山谷的每個角落都很熟悉，雖然有野獸，我知道牠們什麼時候會出現、會在哪裡出現；也知道牠們憤怒的時候，只要把自己丟給牠們吃，牠們滿足了就會安靜下來。如果離開這裡，就算理智上我知道可能別的地方野獸比較少，但是我怎麼知道牠們什麼時候會出現？沒辦法預測，這是更可怕的！而且，我怎麼知道表面上看起來像人的人，會不會在我不注意的時候，突然變成野獸？」

受害者沒有安全感，內在不斷逃亡、非常疲累。

彭仁郁提醒，如果旁人沒有意識到受害者的心理狀態，只要讓受害者感受到一丁點不信任感，就可能會逼迫受害者「說謊」，亦即「我先告訴你發生什麼事，但我同時加上其他沒發生的細節，或移動事情發生的時間順序，好混淆視聽。因為當我察覺到你可以定位我的時候，我就感到不安全」。許多社福機構或檢調單位，在尚未建立信任感、沒有意識到這個心理狀態下，可能會因而對家內性侵受害者前後不一的說詞感到納悶、產生誤解。

當受害者無法言說創傷，請借用你的感受

創傷憶痕的幽微糾結，使得有意識的噤聲、或無意識的失憶，成為家內性侵受害者重要的倖存策略。要如何在訴說與聆聽之間建立信賴，並深入了解受害經歷？

透過臨床田野一次次與不同的家內性侵受害者訪談，彭仁郁深深感受到「心靈地景」這個溝通方式的重要。

大部分的受害者到了面前，從外表看不到創傷，但我們不知道他內在淌著血。他要怎麼帶你進入內在世界？只能用想像的語彙、用圖像化的隱喻。

由於家內性侵受害者說不清楚傷痛、害怕說出口的噩夢成真，在訴說與聆聽之間需要建構一個「過渡空間」，讓創傷主體的想像和表達能在這個「過渡空間」安全馳騁，才可能漸漸修復自我內在，減少疲憊地自我放逐狀態。

在言語建構的「過渡空間」中，彷彿能探見受害者的「心靈地景」。以隱喻的視覺符號、寓言故事，來描繪過往家內性侵受害的景象、長期以來內心的苦楚，圖／by Dardan Mu on Unsplash。

「你沒辦法感受、沒辦法想像，那就讓我成為你的『容器』，將我的心靈潛意識暫時借給你用。你告訴我感覺，我把我聽到的感覺回饋給你，想像我在你經歷的狀態下可能會感覺到什麼。」彭仁郁說明讓受害者心靈地景浮現的方式，但這只是朝向創傷療癒可能的第一步，而不是終點。

聆聽，是持續通往受害者心靈地景的必要途徑。受過臨床訓練的心理人類學家 Katherine P. Ewing（1997）曾強調「忍受沉默」的重要。不斷發問、無法容忍對話間的空隙，會顯現聆聽者的焦慮，也透露著對於蒐集某種特定答案的預設框架。

「當你過度相信你已經知道的，都會阻擋你理解活生生的經歷」，彭仁郁很認真地接著說道，「我不會說我是家內性侵心理創傷的專家，沒有任何人可能是。我只是跟很多受害者一起工作、傾聽他們的見證，漸漸能夠理解內心的複雜程度，和潛藏在的核心創傷。」

外界的獵奇與正義，也是受害者的痛源

家內性侵的「暴力性質」極容易被隱匿，因為家庭的「保護者」和「加害者」經常是同一人，且家庭的失序狀態，卻是伴隨受害者成長的生活秩序，圖／by Annie Theby on Unsplash。

心理創傷的形成，不只取決於家內性侵的暴力程度，更取決於受害者在這些殘酷生命背景中，如何想像自己存在的樣貌、如何與社會他人連結。因此，心理創傷療癒不應只是給予藥物、消除症狀，而是協助讓受害者能成為一個主體，感覺到自己存在這個世上，並找到修補人際關係網絡的接點。

對於創傷主體而言，每次與他人接觸，都會經歷一次確認自身存在樣態的試煉：「對方看見的是什麼樣的我？」、「對方會接納這樣的我嗎？」

若創傷主體能明確知道自己被安放在他人心中一個位置，令這個值得他人凝視、眷顧的「我」是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修復自我放逐狀態」與「修補斷裂的社會連結」是同步的。

然而，真實情況並不是這麼容易。媒體常用獵奇的「狼父、禽獸」標題來妖魔化家內性侵事件，但媒體正義中的狼父，正是受害者從小依存的爸爸。

「我的爸爸在一天 24 小時之內，他可能照顧了我 23 小時，卻也加害我 1 小時。你們罵我的爸爸是禽獸，但我卻是他的小孩，在這種情況底下，我要怎麼告訴你曾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彭仁郁以受害者的視角點出，情境永遠是複雜的。

當受害者已經是孤立的狀態，外界要盡可能建立一個支持的網絡，就算是大眾覺得沒什麼的妖魔化標題，也可能把受害者推得更遠，圖／by Rawpixel。

一句話在受害者聽來，可以鼓勵他、或使之更消沉，取決於受害者的心理狀態、與發話者和受害者的關係。儘管與許多家內性侵受害者長期工作，彭仁郁仍認為，沒有任何安慰的話語或標準流程，是可以預先準備好，因為每位受害者都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另外，許多剛踏入這個領域的臨床工作者，會背負著過大的自我壓力，認為要完全承擔受害者的心理創傷。「但這就像有人溺水了，你卻也一起溺水，幫不了任何人」彭仁郁比喻。

我給自己的提醒是；我一隻腳在創傷情境裡，為了和受害者站在一起；但一隻腳站在外面，為了穩住我們兩個人，不會一起被創傷淹沒。

依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104 年統計資料，家內性侵受害者以 12~18 歲最多（佔 36％），6~11歲次之（佔 26％）。考量可能有許多通報黑數，彭仁郁參考國外調查與臺灣《蒲公英飛揚計畫》的數據推估：「若國高中或大學班級，班上有 30 人的話，可能約有 2～3 人曾經歷過家內性騷擾或性侵，受害者男女都會有。」這些數據的重要性是，讓受害者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被孤立的，而能透過適當的協助面對心理創傷。

「因為我們都假設家內性侵只會發生在別人家，自己家永遠不會發生。」這句話彷彿一面被拳頭揮破的鏡子，照映著家內性侵受害者求援碰壁的現實。

參考資料

1. 彭仁郁的個人網頁。
2. 彭仁郁，2014，〈臨床田野：遇見異己者、把「人」找回來〉，劉斐玟、朱瑞玲編，《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頁69-110，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3. 彭仁郁，2012，〈失序的「家」：亂倫性侵倖存者的家庭經驗〉，共 18 頁，發表於「什麼是家？」「現代家庭」後的個人化、心理化、多樣化趨勢學術研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07－03～2012－07－05。

本著作由研之有物製作，以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 授權條款釋出。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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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我與你、我們與世界

幾年前，我聽說傑羅姆．凱根（哈佛的榮譽教授，也是著名的兒童心理學家）告訴達賴喇嘛，世界上每有一個酷行，就會有數百個小小的善行與連結。

他的結論是：「相對於壞心，仁厚或許才是我們人類的真實本質。」

能夠在和他人共處時感到安全，可能是心理健康唯一重要的要素。安全的連結是活得有意義又滿足的基礎。全球各地有許多關於災後反應的研究顯示，社會支持是最強大的保護因子，使人不被壓力和創傷擊垮。然而身邊有人，並不代表有社會支持，關鍵在相互性：

真正被身旁的人聽到與看見，感覺自己被放在某個人的腦中和心上。

我們需要感受到由內而生的安全感，肉體才能冷靜下來、痊癒和成長。任何醫師都無法開出友誼和愛的處方，這些是既複雜又不易獲得的能力。如果一個宴會上全都是陌生人，你不需創傷就會覺得不自在、甚至恐慌，但創傷會讓你覺得跟全世界格格不入。

很多受創者發現自己無法長期跟身邊的人同步，有些則能在一些團體中得到慰藉，向有類似背景或經驗的人重述自己的戰場經歷、遭受的強暴或酷刑。圖／Pixabay

很多受創者發現自己無法長期跟身邊的人同步，有些則能在一些團體中得到慰藉，向有類似背景或經驗的人重述自己的戰場經歷、遭受的強暴或酷刑。把焦點放在共同的創傷與受害史，有助於減輕受創者強烈的孤立感，但這通常要付出代價，即否認他們的個別差異─成員必須服從共同規範，才能成為團體的一員。

將自己隔離在範圍狹隘的受害者團體中有其後果，輕則視他人為無關緊要，重則認定別人都很危險，最後造成更深的疏離。幫派、激進的政治團體和邪教組織或許能提供慰藉，但幾乎無法幫助一個人發展出充分擁抱人生所需的心理彈性，也因此無法協助成員從自己的創傷中解脫。

健全的人既能接受個別差異，也能認可他人的人性。

過去二十年來，人們已普遍認同，如果成年人和兒童過於膽怯或自我封閉，無法從人類身上得到慰藉，那麼，跟其他哺乳類動物建立關係可能會有幫助。狗、馬甚至海豚可以提供單純的陪伴，同時也提供必要的安全感。狗和馬現在尤其被廣泛用來治療某些類型的創傷疾患。

如果成年人和兒童過於膽怯或自我封閉，無法從人類身上得到慰藉，那麼，跟其他哺乳類動物建立關係可能會有幫助。圖／Pixabay

安全感的三個層次

發生創傷後，人們會以截然不同的神經系統來體驗世界，對危險與安全的感知都已改變。

伯格斯創造了「神經覺」一詞來描述人類評估周遭環境危險或安全的能力。若要試圖幫助神經覺受損的人，最大的挑戰是找到方法去重新設定他們的生理機能，阻止他們的生存機制攻擊自己，意思就是幫助他們以適當的方式回應危險，更重要的是，恢復他們感受安全、放鬆和真實互惠關係的能力。

我曾經深入訪談並治療六名空難倖存者，有兩人表示自己在意外發生時失去了意識，雖然身體沒有受傷，精神卻崩潰了。另外兩人陷入恐慌，不停發狂，直到治療進行了一段時間才較為平靜。

最後兩人則保持冷靜與機智，在事故中也協助其他乘客逃離燃燒的飛機殘骸。

我發現強暴、車禍和酷刑的倖存者也有類似的一連串反應，前面曾提到的史登和烏妲共同經歷高速公路大車禍，但再次經驗創傷時的反應卻是天差地別。專注、崩潰，或混亂，是什麼原因造就這樣程度差異極大的創傷反應光譜呢？

自主神經系統調節三種基本的生理狀態，不同的安全程度決定了哪種生理狀態會在特定的時間點被激發。圖／大家出版社提供

伯格斯的理論提供一種解釋：

自主神經系統調節三種基本的生理狀態，不同的安全程度決定了哪種生理狀態會在特定的時間點被激發。

當我們感到威脅時會本能地訴諸第一個層次，就是社會連結，向身邊的人尋求幫助、支持和安慰。如果沒有人伸出援手，或是我們處於緊迫的危險，生物體就會轉而採取比較原始的生存方式：戰或逃，於是我們擊退攻擊者或逃到安全的地方。但如果這個策略失敗了，我們無法脫身，被壓制或困住，就會關閉自己的功能，並將能量耗損減到最低來保護自己，這時人們就處在僵呆或崩潰的狀態。

這就是多元迷走神經的作用，也因為這是了解人類如何處理創傷的關鍵，所以我要先簡短地描述一下這個解剖結構。

負責社會連結系統的神經發端於腦幹的調節中心，主要是迷走神經，也稱為第十對腦神經，以及附近一組負責啟動臉部、喉嚨、中耳和喉頭肌肉的神經。

當腹側迷走神經主管一切時，我們看到別人對我們微笑也會笑著回應，對同意的事情會點頭表示認同，聽到朋友訴說不幸遭遇會皺眉。腹側迷走神經也會傳遞訊號給心臟和肺臟，讓我們減緩心跳以及增加呼吸深度，產生平靜放鬆、專注和愉悅的感受。

圖／大家出版社提供

我們的安全或社會連結受到威脅時，會促使腹側迷走神經支配的部位產生變化。

發生煩惱、痛苦的事情時，我們的臉部表情和聲調會自動傳遞出苦惱的訊號，這些改變就是示意別人前來援助。而如果我們的呼救沒有得到回應，威脅繼續升高，古老的邊緣系統便加入戰局，交感神經系統接手主導，動員肌肉、心臟和肺臟展開作戰或逃跑行動。我們的聲音變得急促、音調變高，心跳加速。此時現場若有狗，牠會嗅到我們汗腺活化的氣味，因而焦躁地發出低吼。

最後，當我們根本無處可逃，毫無方法阻擋危險，就會啟動終極的緊急系統：背側迷走神經，這個系統延伸到橫膈膜以下的胃、腎和腸，大幅降低全身的新陳代謝，使心率驟減（你可能會覺得「往下一沈」），我們會感到無法呼吸，腸胃也停止蠕動或排空（確實是「嚇得屁滾尿流」），這就是我們解離、崩潰與僵呆的狀態。

本文摘自《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大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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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L

放心，本文章不是談旅遊時死亡，或遇上空難海難之後，吃不吃了旁邊那個叫家明的人來生存之類的事—我只是想談談自己對旅遊的一些經驗反省。

旅行與死亡，圖／好青年荼毒室提供。

旅遊模式，on？

不知道大家會否跟我一樣，去旅遊時會進入了另一種狀態？

平時在香港的我，十萬億個頹廢，每天睡至日上三竿，就算不逃課也是遲很多才回到學校，每天只想在家裡睡多一點、看多點電視、玩多些電玩，工作則拖到最後一刻才開始做。身在外地則來個 360 度……不，180 度轉變，積極得不得了，八時起床也覺得自己遲了，每天都把可以做的事、可以去的地方都盡量做盡量去，由朝早到夜晚十多個小時一直在不同的地方遊轉，好像開了外掛有無限體力似的。

大家去旅行時是否也換轉換成旅行 mode？圖／by Josh Sorenson@pexels。

我十分喜歡出遊。多得近年廉航的興起，這一兩年次數比較多，就慢慢發現每次自己出遊時就會進入以上的狀態。就算不是平常的旅行，身在外地都會自動開動了這個模式。想當年（即是去年），我到北海道大學作交流生，每天九時半的課竟然沒有遲到！（那種幾分鐘的不算啦～）作為「遲到大王」的我連我自己也驚訝……

然後我就在想，為何會有這樣的變化呢？

時間有限？

我相信很多人也會這樣回答：「達哥都說，去旅行當然去到盡啦！這幾天不去就要回家去不到了！」

應該是吧？因為時間有限，我變得十分珍惜在外地的每一分每一刻，花盡心機安排行程，把每一天的行程排滿，甚至沒有行程也會在街上亂逛。可能你外遊時不會好像我一樣日行千里，而是在酒店或渡假村休閒地渡過，但這不過是大家的興趣或目標不同，都在珍惜時間：我在爭取時間遊玩，你在爭取時間渡假。

時間有限，我們應該如何掌握？圖／by sevgi001453d@pixabay。

或因為這樣，有些人說旅行可以「尋找自我」。我覺得這個十分文青的說法有點誇張，但出遊時的確可以發掘或展現自己的興趣。近十多年，「自助旅遊」的旅行方式盛行，我們可以不參加旅行團，而自己一手一腳決定行程。我們不用跟着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的安排，而是自己想到哪裡就到哪裡。你就會慢慢發現自己是喜歡什麼的人：有人會去瘋狂購物、有人會去探索自然景觀、有人會去參觀歷史古跡、有人會到不同類型的咖啡店、有人會去尋找當地美食、有人會享受高級酒店設備，各適其適。當然，在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可以做自己感興趣的事，不過或許我們在所居住的地方，學業、工作等等已經令你覺得沒有太多時間和心力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知道時間有限，或許你會有多一點心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在北海道大學的時候，就算每天由上午上課至黃昏十分疲倦，我也一堂沒有缺席，因為我珍惜在這裡學習的機會。在我就讀的哲學系，以我的觀察，從大陸來港讀書的研究生準時畢業的比率也比本地研究生高很多（笑），或許他們本身就是很勤力很聰明的人，或許因為人在外地，對「時間有限」意識高很多。

相對而言，我們在本地很少會覺得「時間有限」的，除非是什麼有特定的 deadline 的事情。我們在自己生活的地方當然會待上很久，但卻因此不會太珍惜在這裡生活的時間。早陣子在街上遇到兩位分別來自哥倫比亞和自墨西哥的旅客，她們問我到天壇大佛時間要多久，我也只能支吾以對……因為天壇大佛落成了二十多年我也從來沒有去過。除了因為沒有朋友和女朋友之外，還因為覺得，「我遲些去也可以啦」。

除非有特定的 deadline，我們不會積極的運用時間，圖／by PublicDomainPictures@pixabay。

旅遊 mode v.s. 死亡 mode

有留意荼毒室的室友，應該有些人有聽過李四的講座《恐懼悖論》吧？李四在這場講座中提過一套黒澤明 1952 年的電影《生之欲》（生きる），當中主角渡邊勘治（志村喬演）因為患癌而陷入憂慮，開始「尋找自我」，問自己應該做什麼，從而發現自己可以做什麼，並定立人生目標，為生命建立價值。渡邊未發現自己有絕症之前，過着沒有目標的日子，沒有什麼目標希望達成，每天只是準時上班下班，重複相同的工作。有人會說，渡邊的人生大部分時間只是過着沒有靈魂的生活，死到臨頭他才懂得怎麼去活。

為何渡邊會有這樣大的改變？因為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了。知道大限將至時，我們的思考模式會由「今年／下個月／這星期／明天要做什麼」變為「我這一生要做什麼」，整全地思考我們的人生。然後我們就會去思考，有什麼是對一生人而言最重要最有價值的，有什麼是這一生中非做到不可，有什麼是現在還可以達成的。然後，或許我們像渡邊一樣，開動「死前價值建立模式」，好像變了另一個人般努力地生存至最後一刻。

我們通常需要別人告知死期到了才會好好的規劃時間，圖／by Skitterphoto@pixabay。

或許你會說，我應該還沒有那麼快死，難道要等到醫生對我說對不起，我才會明白「死前價值建立模式」是什麼一回事嗎？其實不用！在旅遊時我們也會開動這個模式，原因也是一樣：知道自己時間有限。我們知道我們出遊有幾多天的時間，所以我們會整全地思考這個時間我們要做什麼。只不過，當我們回到家之後又回復之前的狀態罷了。

當然，旅遊模式跟死亡模式有所不同。旅遊的 deadline 只是你該次旅遊的 deadline，你可能會認為，「我下次還會再來的！」（個人經驗：除非是台北東京大阪首爾等鄰近的大城市，否則不要假設自己會再去。）死亡的 deadline 卻是「真．究極．EX．終極 Deadline」：它是你生命 deadline，對你來說它是所有東西所有事情的 deadline，過了這條 line 你便會是 dead。所以我相信，死亡模式為我們帶來的外掛能力，遠遠大過旅遊模式。

相信各位室友和我也一樣，知道自己終有死亡的一天，但不知道是哪天。不過我們不用好像渡邊到知道自己大限將至才開動價值建立模式。各位室友，當你在閱讀這篇廢文的時候，你的（自然）生命或許已經過了 1/4 甚至 1/3、1/2 了。生命是有限的，請珍惜時間。我去搶平價機票了。

source：Pixabay

• 二千多年前，曾經有個叫蘇格拉底的人，因為荼毒青年而被判死，最終他把毒藥一飲而盡。好青年荼毒室中是一群對於哲學中毒已深的人，希望更多人開始領略、追問這世界的一切事物。在他們的帶領下，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習慣的一切不是這麼理所當然，從這一刻起接受好青年荼毒室的哲學荼毒吧！

本文轉載自好青年荼毒室（哲學部），原文為〈旅遊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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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paper）投稿到期刊接受同儕審查（Peer review）的過程中，採取單盲（single-blind，亦即審閲人（reviewer）知道論文作者是誰但作者不知審閱人是誰）或是雙盲（double-blind，作者不知道審閲人是誰、審閲人也不知道作者是誰）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一定的嘛！」相信大家大概都這麼認為，但真實情況是否真是如此呢？

其實這是個已被提出來多次討論的議題，支持雙盲制的人也不在少數，只是現今多數期刊仍行使單盲制──審閱人在審稿時仍然能夠得知論文作者是誰、任職於哪個機構。過去研究者曾提出幾項可能會因此而導致審閱人不公正的效應，例如瑪蒂達效應（Matilda effect）指的是在男性主導的領域中，相較於第一作者為女性的論文，第一作者為男性的論文會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至於所謂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指的是知名研究者的新研究成果通常能得到更大的關注。還有，作者如果來自有名的、頂尖的大學或機構，也可能使審閲人產生偏誤。

單盲制與雙盲制的討論，其實由來已久。圖／by energepic.com @PEXELS

1978 年，當時甫任教於北達科他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心理系的 Stephen J. Ceci 和已經當了四年助理教授的 Douglas P. Peters 攜手進行了一項有趣的實驗，該實驗於 1982 年發表於期刊《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上。他們從 12 個不同的心理學期刊上找出了 12 篇不同的 paper，這些 paper 的共通點是它們的作者皆來自排名很前面的大學心理系或研究機構、作者本身非常有名與多產、文章達一定程度的引用率、而且是在過去 18-32 個月這段期間所發表的。 Peters 與 Ceci 兩人將這 12 篇 paper 的作者姓名和單位名稱更改成虛構的姓名與機構名稱之後，重新投稿至原本的 12 個期刊。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有三篇被編輯或審閲人發現是已經刊登過的文章，所以只有剩下的九篇進入評審階段。然後，這九篇之中有八篇被拒絕刊登！而且審閲人最常給的拒絕理由是：研究方法有重大瑕疵（serious methodological flaws）。

Source: pixabay.com

這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有重大瑕疵，那這些論文是如何獲得先前的審閱人和編輯的認可而獲准刊登的？排除幾個可能原因之後，Peters與Ceci認為，要嘛就是第一次遇到的審閲人能力都剛好比較差，要嘛就是大家都被作者或學校名聲給蒙蔽了雙眼。

另外一項發表於《PNAS》的新研究則是直接比較了審閲人在知道／不知道作者姓名單位的情況下，對於論文的評價是否有所不同。

這個由 Google 和北京清華大學合作發表的實驗直接以投稿至第10屆ACM網路搜尋與數據探勘國際會議 （10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縮寫為 WSDM 2017）這個研討會的500篇論文為實驗材料。

在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這個領域，研究者多會把研究成果以研討會論文（conference paper）的形式發表而不是投稿到期刊，而且審稿的時候審閲人會根據全文的結果來決定，而不是只看摘要。

在這個實驗中，有半數的審閲人被分派至單盲組，另一半的審閲人則被分派到雙盲組。實驗包含 bidding 與 reviewing 兩階段。在兩個階段中，單盲組的審閲人都可以看到論文的作者和其所屬單位，但雙盲組的審閲人是看不到這些訊息的。bidding 時，審閲人根據論文的標題和摘要來表示自己是否願意審閱某篇文章（他們可以針對每篇論文表示願意、不願意、或可能三種選項，也可以不表示任何意見）。在 reviewing 的階段， 每篇論文都會由四位審閲人來審閱，單盲組和雙盲組的各兩位。

單盲或雙盲，真的會影響審閱結果嗎？　Source: pixabay.com

結果顯示，兩個組別的審閲人的行為在三件事情上有所差異。首先，單盲組的審閲人在 bidding 過程中較少表示意見¹。其次，單盲組的審閲人在 bidding 時比雙盲組的更加偏好那些作者來自於頂尖企業²或頂尖大學³的論文。最後，單盲組的審閲人在審稿完畢後比雙盲組的審閲人更有可能給某些論文好評──作者來自頂尖大學／企業、或作者本身就有名⁴的論文。

簡而言之，審稿的目的本是為了審視論文內容與品質，但論文作者本身的知名度、作者所屬機構的名聲都會影響審閲人的判斷。這項研究的研究者表示，真的該是認真考慮採用雙盲制的時候了。

注解

• 注1：在電腦科學領域的研討會中，bidding 是重要的一環。
• 注2：此處所指之頂尖企業包括 Google、 Microsoft、 Yahoo! 與 Facebook。
• 注3：頂尖大學為 www.topuniversities.com 之中電腦科學領域的全球前50名。
• 注4：有名的作者指至少曾在 WSDM 發表過三篇文章，且發表過的 paper 總數量已經超過一百篇的人。

參考文獻

• Peters, D. P., & Ceci, S. J. (1982). Peer-review practices of psychological journals: The fate of published articles, submitted aga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5(2), 187–195. doi:10.1017/S0140525X00011183
• Tomkins, A., Zhang, M., & Heavlin, W. D. (2017). Reviewer bias in single- versus double-blind peer review.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48), 12708–12713. doi:10.1073/pnas.170732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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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開動物行為學與行為主義之間的差異，這兩個學派其實有個共通點：都反對過度詮釋動物的智力。他們對「民間」的解釋持懷疑態度，並且駁斥傳聞報導。行為主義的抗拒更加激烈，他們認為行為是我們唯一必須遵循的，內在心理歷程則大可被忽略。

因此，有了這則關於行為主義全然依賴外在線索的笑話：一名行為主義者會在做愛之後向另一名行為主義者問道：「剛剛你覺得很棒。那我呢？」

如何理性而科學的看待某些可能牽涉到心智與感情的動物行為，例如擁抱呢？圖/giphy

十九世紀，人們可以自由談論動物的精神和情感生活。達爾文就寫了一整套關於人與動物情感表達的相似之處。達爾文是一位細心的科學家，他仔細查核了消息來源，然後進行觀察驗證。相較於達爾文的細心，其他人則顯得有點過了頭，就像參加一場互相比拚誰的想法最瘋狂的比賽。

動物們擁抱彼此，就能代表他們相愛嗎？

然而，達爾文的門生兼繼承者，出生加拿大的喬治．羅曼尼斯（George Romanes），卻掀起一場如同動物謬誤事蹟的大崩壞。羅曼尼斯收集的動物故事近半數都看似頗有道理，另一半則不是過度渲染，就是明顯不可能發生。這些荒唐故事範圍廣大，例如老鼠會排成一列，用前腳一個接一個將偷來的雞蛋細心運進自牆上鑿出的洞；或是某隻被獵人以子彈擊中的猴子，向獵人伸出沾滿鮮血的手，而讓獵人深感內疚等。

羅曼尼斯知道這種行為所需的心理運作，再經由自己的推斷得出結論。他過度依賴單一事件，且過於信任個人經驗。我並不否定任何動物軼事，特別是經由相機拍攝或錄影記錄的故事，或來自值得信賴且了解動物的觀察者；我也把這些軼事視為研究的起點，但絕不會是終點。給完全蔑視軼事的人一個忠告：請記住，幾乎所有動物行為的有趣研究，都源於一則引人注目或令人費解的事件。軼事提醒了我們有哪些事可能發生，同時挑戰我們的想法。

網路瘋傳一時的家貓怕黃瓜，會不會有一天也帶來一份有趣的研究呢？圖／giphy

不過，我們也不能因此忘記有時事件只是偶發，或是忽略了某些關鍵的決定因素。觀察者也可能因為基於某種臆測而無意識地遺漏了重要細節。這些問題不能只靠收集更多軼事來解決。就像俗話說：「重複出現的軼事不能當成數據盡信。」

諷刺的是，當輪到自己挑選門生與繼承者時，羅曼尼斯選擇了勞埃德．摩根（Lloyd Morgan）。摩根終結了所有來自羅曼尼斯的天馬行空。一八九四年，英國心理學家摩根系統化地闡述了所有心理學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話：

如果一個行動被解釋為一個位在較低心理量表上的結果，那麼，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能將這個行動視為一個更高心理能力運作的結果。

每一代心理學家皆忠實重現了摩根原則（Morgan’s Canon），認定動物是一種遵守刺激反應機制的機器。可是摩根的意思並非如此。事實上，他補充道：「簡單的解釋絕對不是真相的必要條件。」用以表達他不認為動物只是沒有靈魂的盲目機器。任何一位自重的科學家都不會想要談論「靈魂」，而否認動物擁有「任何」智能和意識，已十分接近談論「靈魂」了。

這些觀點讓摩根頗為吃驚，因此又在他的原則添加了一項準則：如果物種已被證明具有較高智力，那麼更複雜的認知解釋便沒有什麼不對。面對黑猩猩、大象和烏鴉等動物，我們已有充分的認知證據，因此我們真的無須在每次震驚於看似聰明的行為時，得再從頭開始解釋；我們無須經由像大鼠之類較低等的動物，來解釋牠們的行為。即使是被低估的大鼠，零也不太可能是最好的起點。

面對黑猩猩、大象和烏鴉等動物，我們已有充分的認知證據，因此無須在每次震驚於看似聰明的行為時，得再從頭開始解釋。圖／Jason & Molly Kehrer@Flickr

追求認知簡約往往與演化簡約衝突

摩根原則過去被視為奧坎剃刀（Occam’s razor）的變形。奧坎剃刀是十四世紀修道士奧坎（William of Occam）提出的問題解決原則，即在眾多假說中，應該挑選假設最少的那一個，也就是應以最少的假設尋求解釋。這是個崇高的目標，但我們如何能以一個極簡主義的解釋原則來解釋奇蹟呢？從演化角度來看，在人類擁有認知的同時，動物卻不具備任何認知，那才真是個奇蹟。追求認知簡約往往與演化簡約衝突。

我們相信演化是漸進修正的，但卻沒有生物學家願意付出努力，去解釋認知也是漸進演化而來。我們不喜歡提出、也沒有實際提出相關物種間存有認知差距的解釋。如果自然界沒有任何基礎，人類該如何攀上理性和自覺的臺階呢？摩根原則避開了人類，僅嚴格地應用在動物身上，促進了躍變論者（saltationist）的觀點，人類的心靈因此懸吊在空蕩蕩的演化空間中。摩根自知他原則的不足之處，敦促我們不要混淆了簡單與現實。

很少人知道動物行為學當初也是崛起於對主觀解釋的懷疑。丁伯根和其他荷蘭的動物行為學家，深受由兩位小學老師所寫的暢銷圖文書影響，他們在書中教導對自然抱持愛與尊重，堅持野外觀察才是真正了解動物的方法。此舉激發了一場大規模青年運動，荷蘭青年每個星期天會進行戶外實地考察，孕育出一代熱情的自然主義者。

然而，這並未與荷蘭的「動物心理學」（animal psychology）傳統成功結合，其主要代表人物即是約翰．百靈斯．德哈恩（Johan Bierens de Haan）。學識精深、頗有學者風範的國際知名教授百靈斯．德哈恩，看起來並不像會出現在野外實驗場的人，但他其實偶爾會拜訪丁伯根的野外實驗場，場地位於荷蘭中部的許爾斯霍斯特（Hulshorst）溪床沙洲。

實驗場裡的年輕人穿著短褲、手拿捕蝶網跑來跑去，這位老教授則西裝筆挺地緩步行走。這些拜訪是兩位科學家在研究變得南轅北轍之前，關係密切的證據。年輕的丁伯根很快地開始質疑動物心理學的原則，例如其所依賴的自省方式。漸漸地，丁伯根的思想與百靈斯．德．哈恩的主觀主義漸行漸遠。另一方面，與百靈斯．德哈恩來自不同國家的勞倫茲，對這位老人家的耐心就比較少，還常拿他的名字開玩笑，頑皮地把他叫成德．比爾哈恩（Der Bierhahn，德文意為啤酒水龍頭）。

動物行為學當時短暫地闔上了認知的大門，著重於行為的生存價值，自此種下了社會生物學、演化心理學和行為生態學的種子，進而提供了繞過認知的捷徑。圖／Adrien Sifre@Flickr

今日，丁伯根以他的四個為什麼（Four Whys）聞名於世，這四個為什麼即是四個行為的補充提問，不過都未明確提及智能或認知。那時的動物行為學避開了所有有關內在狀態的形容，對於一個新興的經驗科學來說，這種方式也許至關重要，因為任何敏感話題都可能讓一門剛萌芽的學科旋即滅亡。

因此，動物行為學當時短暫地闔上了認知的大門，著重於行為的生存價值，自此種下了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演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和行為生態學（behavioral ecology）的種子，進而提供了繞過認知的捷徑。一旦出現關於智力或情緒的問題，動物行為學家就會迅速地以功能重新表達這些問題。例如，如果一隻倭黑猩猩對另一隻尖叫的同伴做出緊抱的舉動，古典動物行為學家首先會想到這種行為有什麼功能。他們會討論受益最多的是表現者還是接受者，而不會想要了解兩隻倭黑猩猩彼此的關係，或者為什麼一隻的情緒會影響另一隻。他們不會問是否有可能出自猿類的同情？或倭黑猩猩是否會考量對方的需求？即使到了今日，這些與認知相關的問題還是會令許多動物行為學家感到不適。

本文摘自《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動物思考的時候，人類能學到什麼？》，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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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黃貞祥 (Gene Ng)｜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泛科學專欄作者

科幻電影中出現的外星人「七足類」，身為語言學家的主角正嘗試理解他們的語言與智慧程度。是不是很像科學家在測試動物的智商呢？圖／異星入境（Arrival）劇照，IMDb

根據一九九八年姜峯楠（Ted Chiang）的短篇小說〈你一生的故事〉（Story of Your Life）改編的二○一六年科幻電影《異星入境》（Arrival）不僅劇情動人，也很有深度內涵和啟發性，不知你看過了嗎？

沒有也沒關係。簡單來說，電影中全球各地出現了一個有如宮廟「立筊」的外星飛船，被稱作七足類的高智慧異星生物，試圖用很特殊的方式和地球人溝通。一位語言學家領悟到墨汁畫出的圓圈圈是種語言，絞盡腦汁後終於讀懂了異星語言，接下來的劇情就不爆雷了。

讓我們來改編一下劇情好嗎？假設有一對七足類偷偷來到地球，隨機把一群地球人誘拐上了異星飛船。裡頭的年輕七足類其實是博士生，另一位是牠的論文指導教授，牠們拿了異星科技部的研究計畫，要研究人類的語言及情感溝通能力。牠們拚命向那群地球人噴墨汁，畫了一個又一個充滿意義的圓圈圈，可是地球人卻完全在狀況外，只是用喉頭裡的聲帶發出不知所云的怪聲音，要不然就比手畫腳。牠們催眠了地球人忘掉「立筊」，再連哄帶騙地弄另外幾批人去做實驗。

這對師生玩弄夠了地球人，回到異星家鄉後寫了篇博士論文，指稱地球人完全沒有語言溝通的能力，也無法進行情感交流，是徹頭徹尾的腦殘智障。論文發表在異星最優異的科學期刊，七足博士生順利取得頂尖大學的博士學位，教授也當上了七足科學院院士⋯⋯

如果被外星人胡亂測出智商為零，人類的表情大概是這樣？圖／giphy

請問你如果得知了這消息，你甘心嗎？

我想你應該馬上能了解到，耍寶的是那對七足異星生物，即使牠們比我們人類智商更高，但把人類的行為和語言溝通方式搞錯的是牠們呀，我們地球人可不是用噴墨汁畫圓圈圈的方式溝通的。

別用人類中心說牠笨

這劇情很科幻，但是在地球上卻是現實的，因為過去有很長的時間，我們就是如此惡搞許多動物。我們用以人類為中心的想當然耳去理解其他動物的智力，曾經有一度人類甚至無法接受動物也有情感能力，甚至認定非人類動物就該有野獸該有樣子才像話。過去許多錯誤的實驗方法，導致了錯誤的結論，照法蘭斯．德瓦爾的話說，就像把貓和魚丟進游泳池比比看誰比較會游泳一樣荒謬。

動物行為學過去三十幾年來的許多研究，讓我們發現原來我們低估了動物的智力。過去腦科學的研究方法突飛猛進，在技術上有許多進步，如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等等的解析度愈來愈精良，這些突破讓動物行為學家有了更多更好的工具。然而科學中許多重大的突破，其實不見得來自更犀利的高科技工具，而是來自觀念認知的突破。

動物究竟聰不聰明，得看你用什麼方法實驗和如何解讀了！圖／WikimediaCommons

《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書中提到的許多對動物智力的新認知，是來自實驗方法的改進，那些實驗方法甚至還相當低科技，有些說出來就一文不值了，能設計出更好的實驗來自理論的創新。那些創新，有來自其他科系的科學家跨領域的研究，他們剛開始時，像是誤入大野狼群的小綿羊，受到非常不友善的對待，直到努力了不短的時間後才受到肯定；也有一些科學家，不安於學院派的訓練，懷著初心仔細觀察動物的行為，而非僅僅在課堂上聽教授的口沫橫飛，一心僅為了應付考試或學位要求而已。

動物行為學的整個領域，過去幾十年有非常大的進展，中間經歷了許多主流理論的更迭，德瓦爾本人就是推動這個領域發展的大師。他科普寫作經驗豐富，出版過暢銷書《黑猩猩政治學：如何競逐權與色？》（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及《猿形畢露：從猩猩看人類的權力、暴力、愛與性》（Our Inner Ape: A Leading Primatologist Explains Why We Are Who We Are），是闡述這個領域的歷史和前沿發展的不二人選。

哲學遇上動物行為學，黑猩猩也懂政治算計

一九七五年，德瓦爾開始在荷蘭安亨市伯格斯動物園進行六年的研究。這項研究產生了許多科學論文，並於一九八二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黑猩猩政治學》，明確提出了靈長類動物的社會策略行為。德瓦爾首先將義大利政治哲學家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一四六九－一五二七）的思想引入靈長類動物學，提出了「馬基維利智商」（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的概念。那是一個實體與社會群體的政治參與能力，簡單說就是在正確的時機選擇寬宏大量、明爭暗鬥、勾心鬥角、合縱連橫、聲東擊西。那些黑猩猩在《黑猩猩政治學》中，是充滿情感和意圖的，啟發了靈長類動物認知領域的研究，讓我們認識到黑猩猩也會尋求合作、利他和公平。

本書的作者動物行為學大師級的科學家德瓦爾（Frans de Waal）。圖／Wikipedia

德瓦爾早期工作也注重欺騙和衝突解決，他指出在黑猩猩在爭鬥之後會「和解」，當時有很大的爭議性，但現在在動物行為學裡已完全能接受。最近，德瓦爾的研究工作探討了非人類動物的同理心，甚至是道德的起源。研究靈長類動物中天生的同情能力使德瓦爾得出結論：猩猩和人類只是不同類型的大猿，同情和合作傾向，在這些物種之間的是連續的，人和其他大猿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

德瓦爾對動物行為的研究，歷經了史金納的行為主義主導動物行為研究的時期，那是個摒棄對心智和情感討論的學派，只關注動物的習得行為。德瓦爾的研究應用了演化認知學的方法，來研究非人類動物的行為，讓人類和其他動物不再是一刀兩斷的關係。人類在行為上和其他動物之間並沒有清楚的界限劃分，也讓研究的動物不限於人類的近親，雖然他是研究黑猩猩起家的，而遍及其他社會性甚至非社會性動物。

章魚是相當聰明的無脊椎動物，有時會將海床底部的貝殼當成工具使用。圖／WikimediaCommons

學術界過去對動物智力的認識，因為人類中心主義等等錯誤而矇上了迷霧，還好就是有不信邪的科學家，一再揭示了動物的行為能力，讓我們見識到原來牠們也會使用工具，也會合作無間，還會做計畫，有自我認知能力，甚至還有意識。《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提出非常多元的案例來讓我們認識到烏鴉、松鼠、海豚、鸚鵡、綿羊、黃蜂、蝙蝠、鯨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等等動物的能耐，見識到動物智力的可能範圍和深度。在某些方面，我們人類事實上還不如這些動物呢！

能否聰明到能認識動物有多聰明，這確實考驗著人類的認知能力。如果有一顆開放的心，動物們可能會給我們更多驚奇呢！

本文摘自《你不知道我們有多聰明：動物思考的時候，人類能學到什麼？》，馬可孛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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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讀過普通心理學的人都知道，行為學派中有三隻神獸三個知名實驗：帕夫洛夫的狗、華生的小艾伯特與史金納的鴿子。其中，小艾伯特（Little Albert）就是華生（John Broadus Watson）實驗的個案。

華生成功的將古典制約的現象，重現在人類嬰兒身上；本來小艾伯特是不會害怕小白鼠的。但經由與巨大聲響配對，後來只要一看到小白鼠，小艾伯特就哇哇大哭，甚至還類化到其他有皮毛的物品，小艾伯特也出現相同的大哭反應。此一研究深刻改變了心理學，行為學派因此奠立了百年基業；這篇論文也成為被引用最多次的心理學論文之一（2769次，家人問我幹嗎跪著看電腦）。

在經歷了實驗後，小艾伯特連看見蓄著白鬍子，打扮成聖誕老人的實驗員都會感到害怕。圖片來源：wikimedia

但是小艾伯特參與完這個實驗後沒多久後就不知去向，這個故事也是存在於心理學界中長久的謎團。如果沒有適當的去制約化（deconditioned）[註1]，可能小艾伯特後續也會深受此實驗的干擾。那長大後小艾伯特到底會發生什麼事？他在成長的路途上是否會遭遇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有沒有因為這個經典的實驗而造成難以磨滅的影響？先前我在書寫關於華生的文章的時候（請見：華生的百年奇案），也被此一議題深深所吸引（這也是為何論文永遠看不完的原因，一篇接著一篇，篇篇相連到天邊）。

在相關論文的指引之下，發現心理學家貝克等人（2009）早已探究過這個問題了¹。在華生完成這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的九十年後，總算順利追尋到小艾伯特的身世，破解了這個奇妙的難題。以下就以此篇文章為基礎，詳盡的說明到底心理學家是如何拼湊所有線索與珠絲馬跡、進而發現了小艾伯特（這篇文章算是心理史學偵探故事第二彈，看起來應該登在故事網站上，而不是泛科學，不過沒關係，大家當作跑錯棚好了）（y編按：這麼好玩的故事讓我們插一腳啦拜託XD）。

小艾伯特的背景資訊

根據華生的紀錄，我們可以探索到一些線索：小艾伯特與母親住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校園中，其母親是一位奶媽，受雇於大學小兒科的護理之家（Harriet Lane Home［註2］）。華生會挑中他，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地緣關係，因為華生的實驗室與護理之家就比鄰而居。另一方面，小艾伯特是一位健康、少哭、情緒較少的小孩、感覺比較遲鈍，如果因而進行實驗的話，可能傷害或許會比較小。

根據研究記載，小艾伯特一共被實驗了六次，其分別是在其年齡8個月26天、11個月3天、11個月10天、11個月15天、11個月20天、12個月21天。雖然不知道為何小艾伯特的母親會答應進行測試，但財務上的獎勵可能是原因之一：因為只要小艾伯特每次到實驗室，就可獲得一美金的補貼（換算成2009年的幣值，相當於美金12.36元，折合台幣約370）。這樣的金錢以當時來看算是非常多的了。

詳細的實驗過程可參閱影片，大家可以看到小艾伯特長什麼樣子，也可以知道他是高加索白人。

第一次測試是在小艾伯特8個月又26天所執行的，在當天只是瞭解他對各種物品的反應，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基準線。他對於各種物品都很好奇，如積木、大理石、蠟筆、火、猴子、狗、兔子、小白鼠等等，並未表現出恐懼反應。但不知何故，華生延遲了兩個月之後，才在小艾伯特11個月又3天大時開始正式的實驗。華生以古典制約的方式，只用七次就成功讓巨大噪音與小白鼠配對，讓小艾伯特害怕小白鼠，並延伸到類似的事物上，如兔子、狗、皮大衣、聖誕老人的面具（面具上有毛髮）等物品之上。

華生使用古典制約的方式，成功讓巨大噪音與小白鼠配對，使小艾伯特害怕小白鼠，並延伸到類似具有毛髮的事物上。圖片來源：Erica Brunt@publicdomainpictures

華生到底是何時做了這個實驗的呢？

雖然華生與蕾娜在進行實驗時，紀錄了小艾伯特的年紀，但是卻未寫下當時的日期，以致於我們至今仍無法確切推測小艾伯特的生日。因為要有生日，才能往下追查出生記錄，才有可能追溯出完整的個體歷史。

目前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該實驗進行的時間點約是在 1919-1920年之間。根據歷史紀錄，蕾娜（當時為華生的研究生與助理，但也因為跟華生朝夕相處，後來兩人結為連理：詳情請見：華生的百年奇案）在 1919年6月才從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美國知名大學，於1861年設立、位於紐約州，建立之初時只收女性）畢業。因此，實驗的時間點一定是蕾娜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讀研究所之後，也就是1919年9月30日（此日期是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所留下的文件中得知）以後的事。

從華生所留下的書信中得知，1919年10月27日曾去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 Goodnow，請求購買錄影膠卷一千英尺，以錄下整個實驗過程。當時需花費450美元（換算成2009年的幣值，相當於美金5562.73元，折合台幣約18萬元），以當時大學拮据的預算來看，這是非常巨大的金額。同年11月19日，大學預算委員會才同意購買此物品。12月5日，華生回信給校長，表達誠摯感謝之意。若據此推測，進行實驗可能的時間點是1919年12月5日以後的事了。

不過，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所留下的紀錄，可推導拍攝影片的時間點可能是早於12月5日；因為華生在這之前就向校方抱怨，該校速記員並未在實驗中予以支持（當時速記員除了學校的工作之外，也需在各種實驗中協助實驗或擔任助手）。因此，華生可能事前已經知道預算必定會通過，因此在感謝校長前就先購買膠卷並進行實驗了。感謝信也可能是事前就已經寫好了，12月5日才發出（手寫書信也可以用排程了，不要懷疑）。

所以，由此推測第一次實驗的時間點，可能落在 11/28-12/12 之間。若由以上的日期，減去小艾伯特當時的年紀（8個月26天），小艾伯特的生日最可能落於 1919年3月2日至3月16日 之間。最後一次實驗的時間，是在小艾伯特12個月21天大時所做的，往後推測是 1920年3月23日至4月6日之間。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留下的紀錄顯示，推測第一次實驗可能落在11/28-12/12之間。圖片來源：himetop

論文又是何時發表的？

有了最後一次實驗的時間點，才能確認這與論文出刊的時間是否吻合。華生與蕾娜所投稿的論文是發在1920年的實驗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縮寫JEP）2月號²。如果JEP準時出刊的話，這樣就與實驗的時間就有出入了，因為論文根本來不及完成。不過如果出刊延遲了，那前面所推敲出來的實驗時間點就是可執行的了。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是，JEP是1915年創刊，出了兩冊12期之後，1917年美國就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之後，舉全國之力進入戰爭狀態，心理學家也不例外。等到1918年11月，停戰協議生效後，所有的人員才復歸原職，華生也是在那時才又回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作。若想知道JEP正式出刊的日期，唯有詢問編輯部才能得知。但很不幸的是，編輯部當然不可能保存九十年前的資料。追尋多個心理學檔案資料，還是無法得知1920年2月號到底是何時出刊的。僅剩的唯一方法，是去信知名大學的圖書館，詢問到底是何時收到該期期刊。可想而知，多數大學資料早已散佚。但堪薩斯州立大學、哈佛大學、康乃爾大學仍有紀錄，最早的是康乃爾大學，是在1920年8月23日收到。這樣的日期，只能看出1920年2月號可能有延遲，但是確切的發行時間點還是無法得知。

論文發在1920年的實驗心理學期刊，但若JEP準時出刊，便與實驗的時間有出入，論文根本來不及完成，除非出刊延遲，推敲出的實驗時間才可信。圖片來源：archive.org

另外，從華生所留下的書信可知，在1922年12月14日，華生曾經寫信給Adolf Meyer（知名精神科醫師），信中提到，「這一期總算準時了」。由此一細小的線索可知，先前每一期都延遲出刊，不然華生不需要在信中特別提到這件事。再者，依照現存的資料，當時華生為該刊主編，他與蕾娜所刊出的稿子，可能並未經過匿名審查。因為如果經過審查機制，至少還需要再多好幾個月的時間（那時整個學術界才剛萌芽，不能用現在標準去看待快要一百年前的事）。

從上述所談的資料的可知：各大學圖書館所收到的日期、華生寫給Meyer的信、華生寫給校長Goodnow的信，可以確認JEP前三冊都延遲出刊。雖然寫是寫二月號，但是實際上印出的日期，可能是之後的事情了（這事其實在台灣應該還蠻常見的，我們現在都在拖刊了，你說一百年前不拖嗎？）。因此，這樣推算下來，上述的最後一次實驗日期還是可信的，約略發生在1920年的3月到4月之間。

相關事件時間表。資料整理/林希陶、製表/ y編

編按：小艾伯特的生日、實驗可能的時間點也都推敲出來了，那到底小艾伯特在哪裡呢？還能從哪裡去追尋小艾伯特？有沒有更多的線索呢？下篇將有更精彩的起伏轉折！

• 做完古典制約實驗後，小艾伯特去哪兒？(下)

備註：

• ［1］去制約化指的是將實驗的方法反轉回來，讓個案不會因為這個實驗而終生受影響。若以小艾伯特而言，就是要將他害怕皮毛的反應再去除。這是現在的研究倫理必須要做到的事。
• ［2］Harriet Lane Home，美國知名的護理之家，設立的目的是為了照顧失能的小孩，由Harriet Lane Johnston女士（美國第15任總統James Buchanan之外甥女，並在舅舅擔任總統時，負責第一夫人的工作）所捐助。建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附屬醫院旁，並由醫院負責營運及管理。後來該處也進行小兒科看診業務，每年診治60000名兒童。

參考資料：

• Beck, H. P., Levinson, S., & Irons, G. (2009). Finding Little Albert: A Journey to John B. Watson’s Infant Laborat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 605-614.
• Watson, J. B., & Rayner, R. (1920). Conditioned emotion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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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在上篇的文章當中，心理學家從各式各樣的蛛絲馬跡當中推敲出了小艾伯特的生日、可能的實驗執行時間，但小艾伯特到底去哪兒了呢？有沒有更多的線索呢？尋找艾伯特的旅程還是繼續進行著！

建議要先看過上篇喔：做完古典制約實驗後，小艾伯特去哪兒？(上)

所以小艾伯特，你到底在哪？

追查此事之所以會遇到這麼多困難，主要是因為華生晚年將自己所留下的資料放一把火全燒了，還烙下一句名言

「當你死的時候，你就死透了。」（When you’re dead, you’re all dead.）

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也並找不到當時的雇員所留下相關記錄，可能早就散佚了，因而也無從證實小艾伯特與母親的行蹤。而小艾伯特在這段時間，也沒有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附設醫院就診，因此也未留下任何病人記錄。

關於小艾伯特相關蛛絲馬跡就此消失，整個追溯也遇到了巨大的瓶頸，到底小艾伯特是不是真的叫做艾伯特？為何相關的紀錄與歷史文件皆未記錄到這個人呢？

華生在晚年時將自己所留下的資料全部燒掉了，也無法找到其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雇員相關記錄，因此難以證實小艾伯特與母親的行蹤。圖片來源：wikimedia

整個研究的突破點，是貝克等人（2009）發現1920年是美國的人口調查年。這是美國的例行性工作，每十年都會做一次總清查。當時調查的時間是在1920年1月2日，剛好涵蓋華生所研究的時間點。以此人口調查的紀錄可知，一共有379人居住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他們可能是學生或是員工。不過這個紀錄有一個問題是，沒有關於14歲以下小孩的相關紀錄。目前推測人口調查不確實，沒有調查到孩童是因為調查預設沒有家庭會居住於校園當中。

耙梳這群名單，只有三個人可能是小艾伯特的母親，因為他們所登錄的職業是保姆（上文提到在華生的文件中，小艾伯特的母親是奶媽，但調查中只有保姆這個行業，而非奶媽）。這三人分別是Pearl Barger、Ethel Carter和Arvilla Merritte。

Pearl Barger 的姓氏是B開頭，與小艾伯特相同（小艾伯特為暱稱，在華生的研究中被寫成Albert B.）。但進一步追蹤其出生、死亡、婚姻狀況等背景資料，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Pearl 曾經當過母親。而 Ethel Carter 雖然有一個小孩出生於1919年8月26日、她也可能認識小艾伯特，但她並不是小艾伯特的母親：因為她是黑人，而在影片中小艾伯特為高加索白人（黑人幾乎不可能生出白人，機率非常的低）。因此最可能的人選為Arvilla Merritte，她是22歲白人，根據調查她有小孩，名字未知，出生於1919年3月9日。小孩的父親是William Merritte，出生於馬里蘭州。而且這個小孩出生後因醫療問題住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附設醫院 12天。但是再往下追蹤，卻發現Arvilla Merritte消失了，不知去向了。

1920年恰好是美國的人口調查年，調查時間也涵蓋到華生進行實驗的時間點，藉由相關統計文獻找出3位可能為小艾伯特母親的女性，為整個研究帶來新的突破口。圖片來源：wikimedia

但在這裡面有一個小矛盾，就是 Arvilla 只與兒子住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園中，但丈夫並沒有出現在調查檔案中。唯一能推測的是，這個丈夫可能是虛構出來的。因為如果是獨身的女人，撫養一個小孩，在當時可能會受到嚴格的審查。虛構的婚姻可以幫助母親保持尊嚴。而從其出生紀錄可知，Arvilla的舊姓是 Irons，因此可以往下追查的是關於 Arvilla Irons 這個人的過去。

然後從 Arvilla 的家譜可知的事，她是 Maurice Irons 的母親。而 Maurice 是 Larry 和 Gary 的父親。Larry 和 Gary至今仍居住於馬里蘭州，他們在家譜網站上留下可供聯絡的電子郵件。貝克等人（2009）試著用電子郵件與兩兄弟聯絡，並說明來意。Gary回電，確認他的祖母確實在1920年1月於 Harriet Lane Home 工作過，而且也有一個男孩出生於1919年3月9日。她將小孩取名為 Douglas Merritte（以下簡稱道格拉斯）。道格拉斯有三個特徵與小艾伯特相近：男性、高加索白人、出生日期介於3月2日至3月16日之間。

追查至此，幾乎可確認道格拉斯就是小艾伯特。但最大的疑問在於，為何華生在報告中要將他化名成 Albert B.？因為在1920年代心理學家做實驗時，並不需要將受試者的本名去除（因為美國心理學會的倫理規範是1953年才建立的），也不需要將受試者的制約去除（小艾伯特即未去除制約）；華生在當時也不會因為這些缺失而受到任何懲罰。

不過倫理規範還未建立，並不代表華生這一代的心理學家不關心受試者的保密原則。華生在其他實驗中，有時只寫出姓氏、有時只留下縮寫來指稱這些受試者，而 Albert 是唯一有名字的個案。華生明白隨便取個代號當然也可以，但是這樣會讓讀者與文本之間較有距離，也讓人失去溫暖的感覺。如果為了遵守保密原則，會讓社會大眾簡化心理學家的貢獻，並且失去存在感。那為何華生不乾脆直接寫出小艾伯特原來的名字呢？很有可能華生根本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在當時那個年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是一個僵化的社交系統，教授根本不會跟奶媽來往，兩人很有可能並無私交。華生可能只是為了修飾他的個案報告，而用另取一個名字來稱呼。

華生並非不關心受試者的保密原則，在其他的實驗中，他有時只寫出姓氏或是留下縮寫來指稱受試者，但為何唯獨小艾伯特是唯一留下全名的個案？圖片來源：Galiaoffri@wikimedia

那為何是取 Albert B. 而不是其他名字？主要的原因可能來自於華生取名的習慣，華生喜歡將小孩的名字取自欣賞的人的名字。像華生第一個孩子叫做 William，第二個孩子叫做 James，將兩個名字合起來，就是William James（知名心理學家，現在被尊稱為美國心理學之父）。而華生的母親與外祖母都是虔誠的浸信會信徒，其中有一個知名的牧師叫做 John Albert Broadus， Albert B. 的名字有可能來自於此。

其餘的證據則是來自於現代科技進步所賜：在取得道格拉斯的照片之後，研究者將它與華生所拍攝的影片中的小艾伯特做對照，並使用近代的生物識別技術去判定。雖然影像中的小艾伯特的臉部解析度很差，用肉眼較難辨識是否與道格拉斯相同，但經過兩位科學家使用臉部辨識技術去判定，確認兩人為同一人。此結果與所有周邊資料是相符的。

最後的最後，小艾伯特到底去哪兒了？

經過鍥而不捨的追尋，我們總算確認小艾伯特的真實的下落。小艾伯特（或者說道格拉斯）在完成華生的實驗後不久，即離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之後他便一直處於生病狀態。根據道格拉斯的死亡證明，他在三歲時因不明原因而得了腦水腫，可能是腦膜炎所造成的。之後道格拉斯並未活過疾病的折磨，於1925年5月10日辭世，走完他短短六歲的一生。

道格拉斯是否長久受到古典制約的影響，並且從此害怕皮毛物品與巨大噪音［註二］，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了。

小艾伯特於1925年因腦膜炎辭世，在其短短六年的一生中，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得知，他是否長久受到實驗影響，並且從此害怕皮毛物品與巨大噪音。圖片來源：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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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２］大石國際文化 出版的科普書《巴夫洛夫的狗：50個改變歷史的心理學實驗》，其中關於小艾伯特的文章就寫錯了。該篇文章所犯下最大的錯誤，就是覺得小艾伯特必定會長大；而且名字剛好是Albert B.，就以為是小艾伯特（其實從本文的討論已經知道，小艾伯特六歲時就過世。而小艾伯特只是代號，並不是本名）。其實我並不會怪罪作者，畢竟，心理學家們研究了90年才破解這個問題。個人站在良善的立場，幫忙勘誤這件事，希望大家不要被誤導了。
• 另外BBC曾經拍過一個節目，就是在講追尋小艾伯特的過程，可參見此影片：

參考資料：

• Beck, H. P., Levinson, S., & Irons, G. (2009). Finding Little Albert: A Journey to John B. Watson’s Infant Laborat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 605-614.
• Watson, J. B., & Rayner, R. (1920). Conditioned emotion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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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以感覺到身邊的一切、隨心所欲，依靠「神經細胞」健康地運作。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的陳儀莊特聘研究員，懷抱著對生物細胞的好奇，探索神經退化疾病的醫療新可能。

對陳儀莊博士而言，神經細胞的小小世界，是人類之所以生老病死的大世界。圖／張語辰

小時候就想當科學家嗎？

「小時候還沒想到要當科學家，但高中時最喜歡居禮夫人，覺得她很酷，還貼了一張她的照片在書桌前面。居禮夫人發現很重要的放射性物質，做了很有趣的事情，而且一生都在做這件事，那時候看了她的傳記，其中的故事對年輕的我影響很大。」

居禮夫人的故事對陳儀莊博士影響很大。圖／wiki

「我高中時數學和物理不好，但覺得生物非常非常有趣。因為生物是自然現象，例如人為什麼會長大、為什麼會死掉、為什麼會生病，這些都讓我很著迷。會喜歡生物還有跟老師怎麼教有關係，讀北一女時，高一我們要自己上山去捉渦蟲，抓到之後把它切一半、看它如何長出來，還有自己排青蛙的骨骼。」

因為自己動手認識生物，就會覺得生物特別特別有趣。

很容易對任何事情感到有趣嗎？

「對啊，很多事真的很有趣（害羞地笑）。隨著科技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有趣的事，同時我們的生命也受到新的影響。」

「例如，有一種眼睛的細胞（Intrinsically photosensitive retinal ganglion cells, 簡稱 ipRGCs），可以感覺到藍光，電腦、平板的螢幕都會發出這種光。過去科學家研究發現白天人們看這種藍光，會覺得很振奮、精神很好。但如果晚上看這種藍光，會打亂人體神經系統的光週期，也會影響情緒和健康[1]。我們覺得這個領域好有趣，正在以小鼠模型研究眼睛感受藍光和神經退化的關係。」

小鼠常被作為研究神經細胞的實驗物種。圖／Mike P@flickr

「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我們發現有一種酵素（ type VI adenylyl cyclase , 簡稱 AC6 ）表現在大腦負責形成記憶和控制交感神經的腦區，看來有重要的功能。我們就將 AC6 從老鼠身體裡面拿掉，看看會發生什麼事[2]。」

「結果發現當 AC6 拿掉後，老鼠會變得非常緊張、但非常聰明。因為交感神經系統發生問題，所以很容易產生緊張和便秘。這些老鼠常常在經過一些簡單的活動和訓練後，就腸道阻塞死掉了。但同時我們也發現，牠們的學習速度變得特別特別地快。這樣的小老鼠有點像個緊張兮兮的天才！」

「無論是神經網絡或觀察生理各種反應，都是我們實驗室喜歡探索的領域。」

在老鼠體內實驗的結果，對人類也有同樣效果？

「很多人會認為，老鼠怎麼會跟人一樣？這是我們研究神經退化疾病的過程中，遇到最困難的挑戰，但有許多科學方法可以確認這件事。」

正常的小鼠被抓起來會亂動，但帶有亨丁頓舞蹈症基因的小鼠神經退化，被抓起來時四肢是向內抱住。圖／林婷嫻、張語辰

以研究神經退化疾病中的「亨丁頓舞蹈症」為例，科學家會在小鼠體內裝一段亨丁頓舞蹈症病人的基因片段。正常的小鼠被抓起來會亂動四肢，但亨丁頓舞蹈症小鼠因為神經退化，活動沒有那麼靈敏，被抓起來時四肢是向內抱住。科學家藉由創造一隻亨丁頓舞蹈症小鼠，來比對亨丁頓舞蹈症人類的病徵，證明利用小鼠進行的實驗觀察，和人類疾病的病徵非常類似。

亨丁頓舞蹈症人類與亨丁頓舞蹈症小鼠相比，病徵有相同之處。資料來源／陳儀莊

「另外，我們也會申請捐贈的人腦切面，藉以確認我們在實驗小鼠中的神經退化研究發現，在人腦中也確實有發生。2012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其中一位得主──山中伸彌教授，他發現了小鼠誘導多能幹細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是醫療發展上很重要的演進，未來除了小鼠模型，由人類幹細胞所演化的腦細胞，也是很適合探索人類疾病的實驗模型。」

這樣的技術，目前在中研院幾個幹細胞研究室已經可以很成功地建立。譬如，科學家可以從你身上抽一點血或是皮膚，把四到六個基因放進去，就能發展成為「人類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進而分化成為你的腦細胞、神經膠細胞等等。

「這對神經科學研究很重要，因為人體活的細胞不易取得，但透過人類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所建立的模型，我們可以進行藥物篩選、看看有沒有副作用，藉以確認實驗室裡的研究成果和人體之間的關係。」

當初為何朝「農業化學」和「細胞與分子生物」這條路邁進？

「1980 年代剛開始出現 DNA 研究，可以做到 DNA 複製（ Cloning ）讓我覺得很酷。當時台灣這方面研究不多，剛好台大農化系有在做生物化學、酵素、營養相關的研究，例如學習用皮革做資源再生、或是做實驗觀察老鼠的換肉率，這些對年輕的小孩來說非常有魅力。」

1980 年代剛開始出現 DNA 研究。圖／pixabay

「那時候研究方向的選擇很多，老師就告訴你一個很有趣的觀念，然後讓你試試看。 我們半夜要去屠宰場，請老闆割下牛的腎上腺給我們，回來把它培養成初級細胞（Primary Cell Culture），接著讓初級細胞長在小小的磁珠上，養在很小的管子裡，讓液體通過、觀察它分泌出一些神經傳導激素。當時覺得在這樣類似組織的立體結構中作實驗，比平面的細胞培養皿似乎更有趣得多，後來就一直往分子醫學的方向發展。」

人體細胞那麼多種，為什麼選擇探索「神經細胞」？

「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神經內分泌，從這時就開始關注神經科學，但也跟整個大環境有關係。台灣社會漸漸進入超高齡老化，神經退化疾病是這十年來很顯著的健康問題，政府開始重視神經退化疾病的研究，提供資源讓我們跟跨領域專家合作，並成立研究團隊。」

為什麼會需要跨領域團隊？「因為當我們透過研究知道神經內分泌的機制何者最為重要時，還不能立刻發展成藥物，需要在神經內分泌的機制中找到可以成為藥物的分子，並請生化學家及分子模型學家將分子結構解出來、才能設計適合的藥物，接著請化學家依此分子結構來合成化合物。」

藥物合成後，還要放入小動物和大動物的體內，透過實驗來觀察這種藥物能否進入腦中作用，及這些藥物代謝的效果，並依實驗結果修改藥物。這整個過程，需要不同專業的團隊成員共同努力。

神經退化疾病是這十年來很顯著的健康問題。圖為大鼠的海馬迴神經細胞。圖／ZEISS Microscopy@ flickr

沒有生命的化學式 vs. 有生命的細胞分子，喜歡哪一個？

所有有生命的細胞分子，基礎都不脫離看起來沒有生命的化學式。

「讀台大農化系時，要學習物理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那時候覺得好無趣，現在好後悔喔。希望那時候我能學得好一點，現在作研究會更容易一些。」

「生物醫學」領域的學生，未來發展有哪些新世界？

「我剛回國的時候，很希望能到中研院工作，因為可以專心作基礎研究。除了基礎研究之外，現在這個世代的年輕同學在職涯上的選擇比我們當年要多得多，已經有些不錯的產業在台灣深耕，不但願意投注資源來進行研發，也需要受過博士訓練的人才來幫忙選題（尋找合適發展為產業應用的生物科技成果）、研發、甚至建立良好的產品品質管制流程，才能做出真正可以應用的生物科技產品。」

「這些對生物醫學領域的學生是新的機會，也是挑戰。大家要儘量在求學過程中，不僅努力本行，也要多讀多聽其他領域的研究發展，才能進行跨領域對話，發揮想像力和實踐力來拓展新領域。」

未來充滿了不可限量的可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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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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